【新唐人2013年11月25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甘肃省的“共产风”两起两落。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秋、冬，刮起了一股很强劲的共产风，一九五九年六月至九月停止了（这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反“五风”的措施，两次郑州会议。甘肃省搞全民算账，清理退赔），一九五九年九月以后“共产风”又重新刮起（庐山会议的影响）。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召开农业书记会议，提出三年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级经济要占全部农村经济一半以上。这使“共产风”越刮越狠。
甘肃省定西地区在一九五九年秋后再度刮起的“共产风”有以下形式：
――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大办农牧场，无偿平调土地、劳动力、畜力。陇西县北寨公社办农场，就从生产队无偿拿走土地二千七百亩，牲畜一百三十二头，羊二千多只，猪一百五十头；
――借机关大办粮食为名，机关、学校，任意平调农民土地；临洮县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共有四百二十六亩水地，被机关调走了三百一十一亩；
――借大搞千头牛场、万头猪场为名，猪、牛一律无偿集中，造成大量死亡。陇西县的社队办的猪场，猪的死亡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借基建征地为名，多占地，占好地。临洮县级九个单位，以基建征地的名义，占用城关公社土地九十二点五亩，分文未付；
――借大搞协作为名，不分你我，乱调劳动力，工分不清理；
――借调整耕作区为名，队与队之间无偿调拨土地；
――借“帮公社修办公室”为名，无偿使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
――借公社搞储备粮为名，无偿调拨生产队的粮食。
“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十分恐慌，一九六零年春天，靖远县城关公社东关邻生产队听说公社要调骆驼，就把四十多峰骆驼提前杀了吃了。东关生产队听说公社要办养猪场，就把四十多头大小猪全都杀了吃了。（注六）
敦煌县一九五八年全县办成一个人民公社，县干部想快一点过渡到公社一级所有制。一九五八年，想把生产队的羊三年内变为公社所有，采取了“三、二、五”的办法，即公社调走百分之三十，大队调走百分之二十，生产队留下百分之五十。牛、马、驴也上调不少。一九五九年夏季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但感到公社经济来源只剩下积累提成一项，农林牧副渔都没有了。公社经济如此薄弱，共产主义因素怎么能发展起来？秋季正好赶上反右倾，乘机又把羊收上来了，当时按羊只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上调公社。在公社的影响下各大队也“平调”生产队的财产，如大队办牧场，调生产队的牲畜。结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队的羊只由于管理不善，大批死亡。调上来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时任敦煌县委书记的马骥英在一九六零年底总结教训时说：“如何对待共产主义？思想不明确。到底谁共谁的产？总认为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应当是公社共生产队的产。认为社有经济大，过渡就快，快总比慢好。因此总是想从生产队上调，发展社有经济。”（注七）
郑州会议重新明确了所有制问题，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小队为基础），为的是从所有制上制止“共产风”蔓延。但是，甘肃省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斗争中，批判过“四级核算”（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很多干部为此挨了整。再加上多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中形成了过渡越快越好，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越多越好。因此，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持怀疑态度。上面又督促公社大搞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的资金和物资从哪里来？只能从社员和生产队那里“一平二调”。
武威县永昌公社沈郁大队，自然条件优越，本来是一个富队。一九五八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得很猛。县、公社从生产队里乱调劳动力，调牲畜；用生产队里的青砖石灰修发电站；生产大队把小队的牲畜集中喂养；各队之间互调劳动力不记工分，修居民点、搞沼气，拆了社员五百多间房子，花费了二万五千多个工作日，一万五千元；收回社员自留羊，砍伐社员的自留树。等等。结果，集中起来的六十多头小牲畜只剩下三头。全生产队的牲畜不到一九五八年秋天的一半。社员积极性不高，畜力不足，生产下降，一九五八年平均亩产二百五十斤，一九五九年平均亩产一百五十七斤，一九六零年只有六十三斤。一九六零年一月到七月，死亡一百四十一人。（注八）
民勤县新河公社西湖生产队也是一个刮共产风遭到严重破坏的生产队。这个队一九五八年初共有三百八十一户，一千七百八十七人，其中劳动力五百二十一个，耕地二千八百五十亩。这里本来是一个生活水平较高的队。一九五八年冬季，刮起了强劲的“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以建社办工厂、幼儿园、食堂、兴修水利、建新村等种种名义，无偿调走社员和生产小队的土地、房屋、劳动力、牲畜、钱、粮、草、料、农具、家具。结果，从一九五八年秋到一九六零年底，大牲口由二百零八头，减少到一百六十头，羊由四百六十三只减少到七十五只。原有猪七十八头，到一九六零年底一头也没剩。大车由一百一十二辆减少到五十六辆。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五十四万斤，一九六零年只有十九万斤。一九五八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三十二元，一九六零年只有十元。（注九）
四 荒唐的引洮工程
粮食产量上搞浮夸，高指标、高征购，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刮“五风”（关于“五风”，请看本书第十九章），这些甘肃省和其它省份没有多大差别，甘肃省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引洮工程。引洮工程集“五风”之大成，对促进甘肃省的饥荒起了重要作用。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在临洮县和岷县采访时，一些老干部介绍了不少当年引洮工程的情况。后来，我又看到了《炎黄春秋》一九九三年第三期上杨闻宇的文章，使引洮工程的情况更加清晰。下面所叙述的，了我在两县采访得到的资料以外，都是出自这篇文章中的资料。
引洮的出发点，是因为陇中和陇东严重缺水；引洮之所以造成灾难，是因为用行政强制办法去做没有能力做的事。
左宗棠说：“陇中苦瘠甲天下”，其所以苦，就是没有水。这里的年降雨量平均不到四百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一千四百多毫米，而这可怜的四百毫米的降雨百分之七十以上集中于七、八、九三个月的几场大雨。春夏期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很低。
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大多数是干涸的。只有洮河是个例外，但除临洮县和岷县以外，其它县不能受洮河之惠。
这样，陇中和陇东地区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就全依赖雨季的降雨。恶劣自然环境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五-十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过去，在这里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甘肃中部东部是黄土高原，土层很厚，只要有水，这里一定是富饶之地。
据《岷县志》（一九九五年版）介绍，洮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在其上游的岷县，平均流量一百二十立方米／秒，实测最大流量一千五百立方米／秒（P＝百分之五）。二零零零年夏，我到临洮采访，在县城旁边的河段，只见清流滚滚，目睹了大西北少有的丰沛的水量。
在大跃进的年代，中共甘肃省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共甘肃省委二次二届会上正式决定了“引洮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个计划所划定的灌溉范围东西长三百二十公里，南北宽二百公里，灌溉耕地一千五百万亩。其工程的初步规划为：总干渠引水一百五十立方米／秒，由海拔二千二百五十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一千四百米的庆阳县董志塬，全长一千一百五十公里，总干渠水面宽四十米，渠底宽十六米，水深六米，五十吨到一百吨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称为“山上的运河”。另有干渠十五条，总长三千五百公里。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库，估算土石方二十亿立方米，浆砌石和混凝土约二百七十三万立方米。还可以利用落差建几十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三十四万千瓦。当时设想，这项引水工程建成后，二十多个县面貌大变：“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电灯齐明，机声轧轧，汽笛鸣鸣，船只如梭。”
引洮工程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正式开工，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二十个县的干部和民工参加修建。职工达三千多人，民工十万多人，施工高峰时达十六万人。计划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劳动力：一九五八年十点六万人；一九五九年十一点二万人；一九六零年八万人。截至一九六零年底，两年半投入直接工六千万个工作日。
这个工程倡导者宣传的前景鼓舞人心，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的四百四十七位代表参观了这一工程。国家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屈健和代表们给予整个工程很高的评价。动工以后，全国二十个省、自治区的六百五十名代表到工地参观。一九五八年秋季，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特地到工地视察，他说：“这个工程不但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引洮上山显示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最重要一条是敢想干。这一点甘肃跑在前面了，这是共产主义风格，……它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前景。”在会川指挥部的山崖上，刻着朱德委员长的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的题词：“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一直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进行的。工程指挥部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一遇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向党进攻，千方百计地企图迫使工程下马，迫使引洮工程失败。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谁发表对工程不同意见，谁就可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么巨大复杂的工程，却采取“三边”和“三分段”的作法，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和“分段测量、分段设计、分段施工”。后来又加了一“边”：边修改。按最初设计方案，总干渠上五十三座隧洞，总长六十四公里。后取消全部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去的崖头，或深劈而过，或长距离绕开。深劈之时，最深的竟达二百一十九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竟达二千三百万立方米。数千民工站在崖头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弃深劈，部分采取隧洞。
古城水库设计容量为三亿多立方米，坝高四十二米。是引洮上山的枢纽工程。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一次“土法”截流，发生决口而失败。七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八月中旬洮河上游骤降暴雨，河水陡涨。洪水冲下来的木材、麦草堵塞了导流渠，大坝有被冲毁的危险，两万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只好决口排洪。决口排洪救民工被定为“破坏事件”，这件事的决策者受到惩罚。十月二十一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数万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工程上马不到两年难以为继。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张仲良在会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但是，客观事物并不迎合张仲良的主观愿望。经过两年半的艰难施工，到一九六零年底，已无法进行下去。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改组了甘肃省委，张仲良下台。新的省委决定，引洮工程一九六一年六月全线停工。引洮工程局在总结与检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工作量大，工期长，原规划中对引洮效益估计偏高，工作量估计偏小；按偏小的工作量计算，也需十二亿个工作日；二，技术问题没有过关。如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的防渗和湿陷问题等。都没有解决。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水电部在张含英部长主持下，就引洮工程开了一个座谈会，认为，这一工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克服的困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甘肃省委决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马。
引洮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例如，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甘肃省粮食收支计划中，全省征购粮食四万四千万斤，销售粮食一万三千三百九十万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粮七千五百万斤，占征购粮食总量的百分之十七，占销售粮食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六，其中主要用于引洮工程。
后来官方资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费六千万元，国家投资一点六亿元，完成土石方一点六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百分之八，一亩地也没有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所谓投资一点六亿元，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那个大刮共产风、随意调的年月，无偿占用了农民多少财富和劳动，是一个远大于一点六亿的数字。
有人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所谓血淋淋的下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后期已陷入了全国的“困难时期”，工地上饿死无数。工伤死亡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郁饥饿，工地出现大批浮肿病，卫生处认为这是营养不良造成的，结果处长被罢官，处长助理彭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押二十一个月。彭兴认为，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数达万人。（注十）
除了引洮工程以外，还安排了其它水利工程。就是到了一九六零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二百零九座。一九六零年完成了一百九十一座。动员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二百七十万人。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我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的“东西干渠”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开工的，六十年代建成后到八九十年代还受益。最有名的是河南林县一九六零年二月开始建设的“红旗渠”于一九六九年建成，至今还被人们当作奋发图强的典范。为什么引洮工程留下骂名，而“红旗渠”今天还被人歌颂？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解释的。平心而论，在大跃进的荒唐背后，有些事情也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愿。问题在于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这种决策机制必然造成决策失误，强制手段必然造成对老百姓的剥夺。这种决策机制和执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注解：
[注六] 中共甘肃省委公厅编：《中共甘肃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第四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
[注七] 中共甘肃省委公厅编：《中共甘肃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第六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
[注八] 中共甘肃省委公厅编：《中共甘肃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第十三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注九] 中共甘肃省委公厅编：《中共甘肃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第十三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注十] 彭兴：《史实辨正》，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致杨继绳的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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