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9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二 “潘、杨、王”事件（注六十九）
路宪文说得对，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阳，在许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只不过信阳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而已。河南问题不是某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而是全省的问题。有人说，没有“潘、杨、王”事件，就没有全省的大饥荒，也就没有信阳事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潘、杨、王”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一九五八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之间，十多万人挨整，二十多万人受株连，一百多人致死。两年以后，又说搞错了，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二零零一年三月到五月间，我三次访问当事人杨珏。从林业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杨珏住在王府井西边不远的晨光街十号五-十四号。这是一个高级干部住宅区。他虽然已八十六岁，但思维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时插话补充。为了帮助我弄清历史真相，杨珏还打电话给在山西的王庭栋（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职务上离休），王庭栋很快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回忆材料。此外，我还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比较清楚。
“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这时给他当秘书）。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职务。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一九五五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在一般情况下，张玺调走了，吴芝圃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潘复生来了，河南干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吴芝圃，一九零六年三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二零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一九二四年暑假，吴芝圃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一九二五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二月，他被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跟随毛泽东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革命战争年代，吴芝圃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对毛泽东崇拜有加。他也像毛泽东一样，酷爱古书，下乡时还带上一竹箱线装书随时阅读。杨珏说，在北京开会时，吴芝圃到琉璃厂花三百多元买了一本旧书，非常高兴，一回到宾馆就津津有味地吟诵。下基层时坐着小面包车，还带着一箱古书。路过试验田，有人说：“你看这麦子长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们下去看了赞不绝口，到了地委，地委书记路宪文在汇报时说今年收成不好，吴芝圃反驳说：“你应当下去看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
（一）潘、杨、王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为什么要批判这三个人？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百分之三十，第二年百分之三十，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三十一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六千人。商丘地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七年一月，一百三十个高级社中的二百四十二个生产队和四十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一九五七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九人。
一九五四年七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了工作。他一上任，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八条四十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三百八十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一九五八年四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二) 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一九五七年八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一九五七年七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把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 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五月十八日到二十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五月十八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三） “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日到七月一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一] 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二] 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三] 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四] 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五] 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六] 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七] 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一九五七年七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八] 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
（四） 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着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账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一九五八年十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十六亿多张（原统计资料如此）。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杨蔚屏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八级降为十一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九级降为十二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祝贺：“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贺河南省夏季大丰收，也祝贺河南战胜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一面白旗，也祝贺你们巩固了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这一面红旗。”（注七十）谭副总理的祝贺在会场上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的暴风雨强化了政治斗争的暴风雨。几乎各县都揪出了“小潘复生”，这些“小潘复生”所遭受的摧残比潘复生严重得多。据估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二十万人，摧残致死一百多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封住了人们的嘴，为说假话扫清了障碍。谁要对高产卫星、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就会成为“怀疑派”。“怀疑派”是和“潘、杨、王”“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就会成为辩论对象。而当时的所谓“辩论”，就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判，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一听到不同的看法，就会有人说：“辩论他！” 就会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挨打，接受训斥。
谁是谁非，群众心里最清楚，农民同情潘复生、不满意吴芝圃，省里张贴的布告后面吴芝圃的名字，被农民用牛屎糊起来了。
注解：
[注六十九] 这一节内容除了另有注明外，均处出杨珏、冀雨同本书作者的三次谈话和王庭栋从山西寄给本书作者的文字材料。此节成稿后又经杨珏、冀雨、王庭栋审定。
[注七十] 谭震林在河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河南省档案馆，年代：一九六零年；期限：永久；卷号：一四一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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