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7日讯】笔者认真研读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总的体会可以用一个画面来描写：一辆报废的大篷车修修补补继续上路，车上竖立的旗帜遇到“限高3米”的桥洞，司机说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13亿乘客摸着石头过河，被淹死的人用尸体为大篷车铺就了一条血路，大篷车在血路上究竟还能走多远，在哪里熄火谁也不知道，还活着的乘客只知道这条“正路”是“人民的选择”，他们在河里又冷又饿，拚命在石头底下摸鱼，但河水已被污染而无鱼充饥，人们在绝望和恐惧中迎来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水，河面漂来一条死鱼，有人在死鱼腹里发现一块绸子，上面写着“陈胜王”三个字，大家还看到河岸升起篝火，篝火方向传来狐狸哭叫：“大楚兴，陈胜王。”
绝望和恐惧来自那个《决定》是由一群小偷和劫匪制定的。一个决定中国人命运的《决定》，由习近平领导的“起草组”定稿后，没有经过公众辩论，也没有经过立法机构听证，而由300多个“美国孩子家长”闭门赞扬了四天，就举手通过了这个吃里扒外者自我革命的“顶层设计”，这与你家的防盗门锁由小偷来设计和安装没有什么区别，正如网民微博所云：“如果几百个小偷突然聚在一块开会，肯定是在交流犯罪经验；若是几百个常年说谎的家伙们聚在一起开会，那一定是在编造一个天大的谎言。”
绝望和恐惧来自在22000字的《决定》里找不到“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到笔者的话一定会愤怒：你这是在造谣，那《决定》中明明写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难道你的眼睛瞎了吗？笔者的眼睛在“防火墙”下可能瞎了，但耳朵还好使，听到梅德韦杰夫做客新华网时对中国网民说：“官员财产公开，全世界都这么做，没有什么特别的”。笔者没有过高的奢求和预期，只要在《决定》中能看到一点政治文明的标志性要素就不会绝望和恐惧。所谓标志性要素，无疑是宪政、直选、官员财产申报、司法独立和公民社会。全世界有97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容纳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中国的香港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谓功不可没，它让官员的私产置身于阳光下，接受公民的监督，是最简单、最有效的预防腐败制度。因为你们这些美国孩子家长都是“房哥”和“房嫂”，不敢把财产公开写进《决定》，笔者理解你们，但你们可以把《决定》中的42个“人民”写成“公民”，已经遍地都是“人民”的牌子，连银行都带“人民”二字，但“人民币对不起人民”，人民在你们开会时买个口罩就变成了敌人。只有公民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公民”一词已经被写进宪法，为什么就不能写进《决定》里？你们连“公民”两个字都不敢写，谁能相信《决定》所说的“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不是假话；你们连“直选县长”和“直选人大代表”，都不敢写，谁能相信《决定》所说的“人民当家做主”不是谎话；你们连“取消新闻审查”都不敢写，谁能相信《决定》所说的“让人民监督权力”不是废话；你们连“取消政法委”都不敢写，谁能相信《决定》所说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是空话；你们连“宪政”这个人类最大的文明成果都不敢写，谁能相信《决定》所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不是梦话。
绝望和恐惧来自没有政治文明标志性要素的改革都会成为变形的改革，都会成为掠夺式的改革，都是肥了“美国学生家长”的改革。三十多年来，涉及平民百姓利益的改革，说改就改，胆子特别大，步子特别快，企业改制说下岗就下岗，社会福利说市场化就市场化；可一涉及官员利益的改革，无论是规范公车、取消福利分房，还是财产公开，只要是涉及官员特权的改革，一改就停，或一改就变形。改革者只革平民百姓的命，而把自己当例外，结果是留下了“住房双规制”、“退休双规制”、“医疗双规制”等严重的社会不公。行政体制改革，改成了公共服务成为敛财工具，“主人”不花钱根本办不成事；经济体制改革，改成了任何资源、项目、工程必须通过关系与“太子党”分享利益；土地改革，改成了“土地财政”，政府圈地炒地皮抬高房价，大搞血腥拆迁；人事制度改革，已经改到了魏晋“九品中正制”，新权贵阶层已形成，血统继承将阶层固化，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机构改革，改出一大批“吃空饷”的人和“临时工”，全国没有一个处级干部真正下岗，多出了一批工资和待遇不变的巡视员、调研员、督察员、×长助理。巡视员们游山玩水满天飞，调研员们待在家里不调研，已经“下海”的官员在政府机关领工资，甚至被判刑的官员仍然在原单位领工资，机关里真正干活的人都是临时工；公车改革，改成了“大庆市模式”，官员们在享受每月几千元的“出租车补助”的同时，仍然坐着公车耀武扬威；教育改革，把学校改成不择手段营利的奸商；医疗改革、改成了贫困者“自我菜刀剖腹手术”、“自我钢锯截肢手术”……早在2006年，学者李慧就指出：“这种掠夺式的假改革，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通过不规范的国有企业改革，将为企业做出贡献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抛向社会，却使国有资产成为自己致富的钱袋；通过强制性的拆迁改造，造就了大量贫困群体，却将城乡改造中的国有和集体土地翻倍变卖。这种掠夺式的假改革的特征就是，通过低附加值的资源开发，将大量资源攫取为垄断优势，虽然造就了暂时的表面繁荣，但是，却把高昂的成本转嫁到了公众的身上。”（《掠夺式的假改革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源》新浪网2006.2、9）
没有宪政去限制权力脱缰，没有新闻自由去瞭望改革中的暗礁并及时发出警告，没有选票去让官员明白为谁负责，多么完美的改革方案都会“异化”。《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但政府官员可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义，用“上访学习班”、精神病院、“黑监狱”代替劳教所，甚至用医院废弃的停尸房代替劳教所（伊春市先进经验），甚至在你家周围安装监控摄像头、手机屏蔽器、强光灯，再派社区干部轮流“矫正”你，就地把你的家变成劳教所（临沂市经验）。《决定》提出“不准多处占用住房”，“探索实行官邸制”，但官员们可以打着“官邸制”的旗号再搞福利分房，你想想，福建眉县竟敢把八成以上经济适用房分给政府干部，深圳市竟敢建设每户四房一厅带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经济适用房并全部分给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干部，武汉在摇号分配经济适用房时竟敢作弊摇给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官邸制”难逃被异化。
绝望和恐惧来自用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代替政治体制改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统治者的“自我改革”，涉及统治者的重大利益，自然是“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所以，三中全会想以非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代替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获得腐朽政权苟延残喘的机会。《决定》提出“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这种行政体制改革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它的风险不亚于政治体制改革。晚清朝廷搞了两次“大部门制”改革，以此代替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是导致了你死我活的政坛恶斗，先是光绪被囚、康有为逃亡，后是袁世凯几被围殴、慈禧甚至想要跳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总结了这段“行政改革史”的教训：“原以为行政改革只是局部性变革，阻力肯定要小于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更容易。其实未必。行政改革将使某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益，而另一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损，受损部门和官员的抵制反抗必然十分强烈。甚至保持原待遇不变也不足以抵消无权的损失，对官员来说，权力大过一切；要裁撤一些部门和一些官员自然难上加难。争斗的激烈程度，可能并不小于政治体制改革。而实行宪政的政治体制根本性改革，是对从上至下到政府所有部门所有官员的权力监督限制，由于大家都待遇平等、一同受损，官员们的不满和反抗反而会相对小得多。在宪政框架下，最高掌权者的权力同样要受限，其他官员当然就更无话可说。近代以来，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想以并无实效的行政改革代替政治体制改革，殊不知成本和代价其实更高。而最高的成本和代价，则是耽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从而导致清王朝的崩溃。”（《历史的进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绝望和恐惧必然带来暴力革命，但在中国还需要附加条件。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在《漫议革命发生的机制》一文中分析，中国暴力革命的发生需要三个条件：绝望、恐惧、造谣。“即使有了活不下去的情形，只要民众相信，导致饥荒的是天灾，是不可抗拒的理由，他们就会认命；只要民众没有感到其中有特别的人为的因素，或者即使感觉到了这种因素，也没有力量去抵抗，他们也会认命；只要不存在抗争的文化和风习，他们也会认命；只要没有反抗的种子，没有领头的人，也没有社会组织资源，他们也只能认命。有的时候，即使所有导致造反的因素都在，没有即时发生的巨大而且难以克服的恐惧，而且导致集体的恐慌的情况下，也未必会有造反。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有秦政残暴的现实，但如果没有失期当斩的恐惧，陈胜吴广即使再有本事，也无法让戍卒们造反。即使有了这种恐惧，如果没有陈胜吴广的煽惑，也反不了，最大的可能是，这些人老老实实被押着走到刑场。即使有了煽动者，也有了恐惧，不把恐惧煽惑起来，变成普遍的恐慌，恐怕陈胜吴广也未能如愿。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煽动者还要玩弄一点鱼腹篝火的权术，最后才能成功。”笔者十分赞同张鸣的观点，因笔者看到在没有“鱼腹篝火”的情况下，中国人在绝望的时候，或者是离家出走，或者是自杀，或者是到公共场所制造轰动事件残杀无辜，他们很少会想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按张鸣的分析，中国的暴力革命发生条件就差造谣煽动了，就差那么一块鱼腹里的绸子，就差那么一声篝火里的狐叫。此时，三中全会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今后谁再用手机和微博“煽绸点火”，就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喝茶”了。笔者担心的是，当“80 后”和“90后”成为“煽绸点火”的主力军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没有那么多的茶位和茶具。再说这些年轻人也不怕“喝茶”，监狱里外没有什么区别，同样充满绝望和恐惧，他们“再也不想那样活”！
笔者绝不想煽动一次“鱼腹篝火”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那是一场“苟富贵，勿相忘”的革命，是激烈、激进的革命，是无产者消灭有产者，再把自己变成有产阶级的过程，充满血腥，带来的是社会浩劫和同胞之间的互相残杀。笔者只盼望出现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自我革命，像蛇脱皮，就像台湾国民党放弃独裁一样有持续的再生力，血腥少，带来的是社会稳定和发展。这样的革命，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有能力、有资源、有办法来完成，但是，中共的权贵资本家们已经宣布不能在政治体制上做出利益妥协和特权让步，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就成为必然，那么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 2013年11月12日就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