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2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上篇：各地情况展现
第一章 祸起中原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一九五七年七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五十五万人的百分之十二点七三，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五。（注一）一九五八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注二）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在一九五八年，信阳地区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十八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当时驻马店为镇）。全区面积二万八千平方公里，八百五十万人口。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说：“对共产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至少有一百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四十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一九九九年九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一） 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一九五九年月十一月十一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十二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十三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十四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十五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十六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十七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十八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十九日中午张福洪死了。（注三）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一九五九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评）。庐山会议以后，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注四）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其它各县的反右倾斗争也很残酷，如息县批斗县委副书记丰佩然，说他否定三面红旗。县委书记徐锡兰主持。徐锡兰坐在上面，手枪放在旁边。丰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一万二千人次。（注五）在政治高压下各级干部不得不胡言乱语。
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二分队平均亩产三千五百三十点七五斤的消息。七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
这三颗“大卫星”（注六）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是反右倾保守的“硕果”。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
一九五九年信阳出现旱灾。在当时全国一片狂热的情况下，信阳地委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明明受灾减产，却要说产量超过一九五八年。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在八月初开了一个各县负责人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预防饥荒。这个会议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庐山会议精神传了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计产量。在这样的气氛下，产量越报越多，后报的比先报的多，各县领导不敢先报，怕报少了挨批。据当时大会工作人员余德鸿四十年后向本书作者回忆，开始报了三百亿斤。当时张树藩和邱进敏二人不相信这么多，让大家再报，报了一百五十亿斤，最后落实到七十二亿斤。地委常委讨论时，九名常委中有八名认为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更丰收，一九五八年是五十六亿斤，一九五九年七十二亿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张树藩只相信三十亿到四十亿斤。
八月底九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信阳由张树藩带领县委书记出席（地委书记路宪文没有出席）。会议一开始就让各地委书记报产量。张树藩先报了地委常委讨论的七十二亿斤，然后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三十亿到四十亿斤），省委对张树藩很不满意，问地委书记路宪文：“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在省委的逼压下，路宪文又召集到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重新报产量，县委书记们都低头不说话。在路宪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胆地反问：“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吗？”路宪文说：“有人对家里报的产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张树藩。接着，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省委的意图要各地区找右倾典型，并对右倾典型开展批斗。对说过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随即撤了曹明的职务。（注七）
（二） 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
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
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十六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十六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三十二嗲五八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减产百分之四十六点一。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六十四点二七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九点六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多征四千三百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百分之五，征购任务总共十点四九亿斤。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一百六十四点五斤（原粮）。按每人每月三十五斤计，可吃四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三十五斤原粮只有二十五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全区有一百八十万人搞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注八）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检查说：“去年信阳全区秋季粮食总产量估计只有二十多亿斤，却夸大为六十四亿斤，省里给信阳地区分配的征购任务是九点六亿斤，而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里任务又多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十月中旬征购任务完成了七亿多斤，就有三千七百五十一个食堂仃伙（三十七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搞反瞒产，认为瞒产私分具有普遍性，几乎社社有，队队有。”(注九）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瞒产私分的力度，加剧了饥饿。
一九五八年，信阳地区组织了一百二十万劳动力大办钢铁，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注十）。商城县放出日产钢铁六千吨的“超级卫星”，冶金部在商城开现场会（注十一）。土炉子里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做饭的锅，门上的铁鼻，庙里的钟，全都化了铁块向上级报喜。大炼钢铁消耗了一些粮食。五十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水利工地上的二百万人（注十二），这些上工地的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粮食，留在生产队的粮食就更少了。
注解：
[注一] 张林南：《关于“反潘、杨、王事件”》一九九三年二月，载河南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风雨春秋》，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张文说，河南右派这么多，是因为“潘杨王”事件以后“反右斗争补课”所致。
[注二] 二零零一年三月九日，在李坚家中（北京万寿路甲十五号二-三零一），李坚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三] 信阳事件专案审查组：《关于马龙山的问题》，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日。
[注四] 张树潘：《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载《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注五] 同上。
[注六] 一九五六年苏联放了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人也倍受鼓舞，把取得重大生产建设成就称为“放卫星”。
[注七] 张树潘：《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载《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注八] 中央办公厅、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
[注九] 《中共河南省委对信阳事件的检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一日。
[注十] 路宪文向毛主席汇报。见《毛主席在信阳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晚。
[注十一] 张树潘：《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载《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注十二] 张树潘秘书余德鸿，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寄给本书作者的打印稿：《关于信阳事件的记忆》第十一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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