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2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自从1978年举行的11届三中全会被中共媒体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后，大约每5年举行一次的各届三中全会，就在中共的政治领域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每届中共的新领导人任内召开的第一次三中全会，更是外界关注中国大陆政治局势的一个焦点。
这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习近平也显得尤为重要，中共党媒已经公开引导人们把本次全会与1978年的那次“历史性会议”相提并论，对其大加赞扬。不少的中国人也对本次三中全会能够出台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抱持着希望。
然而，历史事实并非中共所宣传的那样冠冕堂皇。日前，《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揭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面纱，让人们一窥面纱背后的历史真相，给那些对本次三中全会抱持过于乐观期待的人当头泼了一瓢冷水。
《纽约时报》11月11日发表文章表示，中共宣传机构关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常规叙述“不过是由一些经过挑选的记忆片段集合而成，对于中国究竟是如何走上经济改革道路的，那些叙述也并不真切。”
中共长期以来广泛传播并一再重复的那个版本声称，在1978年末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抓住了控制权。受到邓小平的启发，官员们开始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摒除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残留，并将当时一直捍卫毛泽东，抵制经济改革的保守派总书记华国锋排挤出高层。
然而，曾担任赵紫阳助手的鲍彤2008年接受一名中国研究者采访时说：“把这次会议（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他说，“这实际是一次失控的会议，是出乎华国锋、邓小平意料”的会议。
纽时表示，从已经公开的一些相关采访、文献资料和回忆录研究来看，那段所谓“改革”的历史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犹豫踌躇”的。其中邓小平的形象不像是一个远见卓识的设计师，他更像是一个精明的政治人物——他只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做出反应，并一步步调整立场——而已。
文章透露，其实1978年的巨变，在中央委员会正式会议之前召开的一场工作会议上就已开始上演。当时到会的官员本应讨论经济政策，但一些人开始敦促领导层着手解决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问题，并且为那些被毛泽东打倒的官员在政治上平反。
文章写道：“这一转变的发起人既不是邓小平，也不是华国锋。他们事先取得共识，这次会议应该关注于改善经济，而且会议上爆发出平反呼声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国外访问。”
“转变是逐步逐步来的”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的韩钢也对纽约时报说。
韩钢说：“并不是说在三中全会上，他突然产生了改革的灵感。”韩钢表示，邓小平回国后，支持平反被打倒的官员，但划定了界限，而且不想破坏毛泽东的地位。韩钢认为把市场经济改革的想法追溯到那次会议是过早了。
事实上，1978年的会议上原则同意的一份文件曾明确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到1981，家庭承包这个让农民从公社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变革才成了决定性的方向。
正在合著一本有关那段历史书籍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政府学荣休教授弗雷德里克•泰韦斯(Frederick Teiwes)和莫那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历史学者孙万国(Warren Sun)也说：“在实践中废除公社来得并不容易，因为公社是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象征。邓小平等领导人花了几年时间才转变立场……”
韩钢表示，1978年会议的过程，以及邓小平“摸着石头”接受市场驱动的改革的经历，应该能打消人们对于习近平的三中全会抱有的过于乐观的期待。
“很多人都有一种对高层决策会议或文件抱有期待的心态”他说，“然而现实中，在中国突然做出重大转变是很困难的，是个过程。”
不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抱过高期望
此前，《纽约时报》还发表文章，对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作用进行分析。文章认为，尽管中国目前急需一场全面的改革，但是，过分期待中国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出具有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并不现实。
文章表示，大多数中国人希望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能够出台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进一步的国企改革、限制政府权力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大幅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终结养老制度的双轨制等。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看，此次改革虽然涉及面广泛，但在各个领域，基本还是在原来基础上的调整，并未触及深层次改革。
英国研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和朱利安•埃文斯•普理查德，10月31日联合做出的报告也说，不应对本届会议出台激进改革措施抱太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特别是由于牵扯到太多、太强的既得利益阶层，任何对国有企业伤筋动骨的重大改革举措都很难出台。
分析认为，在经历了国企重组、引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看似眼花缭乱的改革后，中国大陆国企的既得利益已经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要撼动极为困难。
欧洲最大的金融控股集团瑞银集团在今年9月份的一份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报告中也认为，中共政府不太可能在近期对地方政府债务和财税体系动大手术，也不太会在土地和国企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瑞银以土地改革为例进行分析，认为由于牵涉到诸多复杂问题，中共政府不会马上实施“同地同价”原则。道理很简单，在农民没有被赋予土地流转权利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利用行政权力强制征地，农民利益没有任何根本保证。一旦实施土地流转改革后，地方政府再也难以像以前那样暴力强征了，所以来自地方政府的反对是强烈的。因此该报认为，新土改难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突破。
中国现代史学者、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的吴伟，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现在的社会是撕裂的，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期待差距很大，甚至截然相反。而当局在意识形态上收得越来越紧，却极力在经济改革上释放宽松的表象。这很矛盾，30多年的改革历史证明，要搞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开放宽松的舆论环境，”
他认为，在当前这种政治气氛下，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市场化的改革是必然的，三中全会最后通过的改革方案，必会在既得利益集团狙击下搞得虎头蛇尾，即使能出台一些值得期待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也大多会半途而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