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日讯】备受国内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虽然最近中国官方实施的大规模网禁行动被海外媒体和中国民间大力抨击为全会前的“倒行逆施”，但最新释出的中国各级法院将独立于各级政府之外运作的体制改革方案，以及中国领导人有关进一步启动体制改革的讲话、非官方的政改消息均不绝于耳，故大多数中外媒体和中国民间还是认为：不管中共愿意不愿意，三中全会都将部分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今日的中国在政治架构、社会环境及改革难度与中国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变法并无根本区别，只是“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当权的太子党和垄断了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取代了世袭贵族、门阀和士大夫阶层，广大民众依然没有参政权和议政权。
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为例，有一国之君的鼎力支持、以商鞅式的铁腕实施，尚历时十九年才得以完成。习李面对的难题是：他们没有秦国秦孝公一言九鼎的权威；“夷狄”秦国的贵族、门阀和士大夫阶层的势力当时仍比较弱小。面对高高在上的王权，他们即使反对变法也无可奈何。但如今中国的太子党和既得利益集团关系盘根错节，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两面。他们在政治／经济利益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对立的习近平和薄熙来都既属于太子党，也属于既得利益集团，这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加错综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商鞅的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始于公元前三五六年，第二次始于公元前三五○年。如果以史为鉴，将邓小平开创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第一次改革，则中国急需实行第二次的政治体制改革。
历史已证明：急于一蹴而就的变法犹如服食猛药后泻肚子，治不了病，反伤了身体。百多年前“戊戌变法”的失败，与光绪皇帝急于求成大有关系。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的一百天内连下一百多道改革变法的诏书，以致地方官员刚刚接到上一道诏书，还没来得及实施，甚至还没有“在思想上达成一致”，第二道诏书就到了。地方无法迅速一一实施，最终搞得怨声载道，变法不夭折才怪。
国内有数位“体制内”的重要智囊早就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共若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五到十年的执政寿命。习近平和李克强被时代推到了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习若不想成为中共执政的“末代主席”、李若不想成为中共执政的“末代总理”，既要有时不我予的改革紧迫感，却也不能如光绪那样急于求成，坏了改革的大事。另外在中国，伟大的改革者大都与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一样下场悲惨：商鞅被车裂，王安石被流放，张居正则不仅人亡政息，死后两年就被“追夺官秩，查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最近的例子更有被迫下台、郁郁而亡的胡耀邦和被软禁至死的赵紫阳。是在其位谋其政，成为“时势英雄”，还是患得患失，心中老想着前车之鉴胡耀邦和赵紫阳，全在习李的一念之间，却决定着十三亿人的未来，更部分决定着世界的未来。
文章来源：《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