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当年，共产党曾不厌其烦的声称，它不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政。如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曾公开承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见1941年11月22日《解放日报》）毛泽东当年还曾对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说过，“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等的谈话，载黄炎培《延安归来》）
对这个问题刘少奇的态度同样也很明确。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但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没想到共产党当政后，实行的恰恰就是一党专政。
从1949年夺得天下一直到今天，中共垄断了大陆的一切权力和资源，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的意志无所不在地干预、侵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它只能服从，不能质疑，更不能违逆。这正是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根本标志。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共产党的许多政策都发生了变化，但一党专政这一点却始终未曾有丝毫改变。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共产党一直都在“加强党的领导”。
当然，共产党是决不会承认自己搞一党专政的，按照它冠冕堂皇的说法，它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而不是一党专政。
那么“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与一党专政又是什么关系？
政党政治是人类迄今为止比较完善的一种政治形式，而政党政治的先进性则是由它的多党制来体现的，但这种多党制绝不是中共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之中，政党与政党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如果一个政党需要被另外一个政党“领导”着，那么，它实际上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既然你愿意接受他党的领导，追随他党的纲领，你就是它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了。而在共产党统治的大陆，中共允许存在的八个“民主党派”既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在野党，甚至都不能算是独立的政治团体，而只是名义上的“参政”团体，服从于中共一党领导，始终是它们最基本的政治使命，也是它们唯一的政治选择。半个多世纪来，每当共产党作决定、下指示时，各“民主党派”总是众口一辞、同表忠心，上演一台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现实喜剧。无论中共跨过鸭绿江、抗美援越、支援波尔布特，还是“阳谋”反右、10年文革和“6．4”血案，以及暗帮萨达姆、声援米洛索维奇和打压台湾、封杀民主党、法轮功、中发联等，八大“民主党派”从未敢说一个“不”，反而不遗余力地始终维护着一个共产党“一贯是正确”、“一贯代表人民”的政治神话。
更荒谬的是，大陆各级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选、经费支出、开会时间和议程，包括发展党员的数量等等，都是由中共统战部门决定的，它们“参政”的方式和程度也完全由中共决定，其成员若有机会担任政治、行政职务，也非其所属之“党派”委派，而是被中共“选拔”，以其个人身份参政。为了达到确实控制民主党派的目的，中共还派党员打入其中，或吸收民主党派的成员加入中共，这样的“跨党分子”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据中共中央的内部规定，加入“民主党派”的中共党员应占“民主党派”全体成员的35至40％，而在“民主党派”中央和省一级核心层中则应达到45至50％。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中，许多人都有中共的“地下党员”身份，往往直到他们死后，其中共党员的身份才在讣告中曝光。
可见，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其实是中共用来掩盖一党专政的一块遮羞布！八大民主党派，不过是用来装点中共“一党天下”门面的八个政治花瓶，衬托中共一花独艳的八片绿叶。明明是一党专政，却硬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既得了一党专政之实，又得了多党制之名，共产党掩耳盗铃的本事真够绝的。
借用当年《新华日报》上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一切骗子中最大的骗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于说空话来骗人，而且是善于制造代用品来骗人的!法西斯国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树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 ——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是不是代用品呢？》）
75．依法治国
中共声称自己是“依法治国”，“中国是法制国家”，“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各级政府都是选举出来的” ，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些都不过是官方宣传机器编造的谎言，毫不足信，就像著名民主人士储安平几十年前说过的那样，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乃是名副其实的“党天下”。原广东省政协委员高大维先生在洛杉矶第二场九评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共操控人大政协运作黑幕”一文，从中共各级党委与人大、政协的关系这个角度，揭示了中共“依法治国”的真相。
高先生说，我是在1992年获得中国国家科技进步奖以后，被挑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直到1999年出国为止。今天，我想谈一些在担任省政协委员的八年中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来看看中共是如何全面操控人大（人民代表大会）这颗“橡皮图章”，和如何玩弄政协（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政治花瓶的。
在我刚刚参与“两会”会议和活动时，我们一些年轻的新委员很激动，还真以为可以“参政议政”了，针对时弊提出提案、上报纸抨击贪污腐化等。后来一些老委员告诉我们：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流传的一些“顺口溜”，叫我们听一听并观察观察再说，不要调门太高期望值太大，影响情绪，你还不如回实验室搞你的科研去。有几条据说是在政协委员中口传心授，代代流传的。比如：“政府台上唱唱戏，人大台下审审戏，请来政协议一议，幕后导演是书记”。“省（市）长台上‘秀’，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书记点点头”，等等。了了数语，就把中共省（市）委、省（市）政府、人大和政协之间的关系和定位表述出来，后来我们的亲身经历证明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就把它作为政协委员的“座右铭”又传给更新的委员们。
听众可能要问：既然人大政协就是中共用来摆设的，为什么中共要“全面操控” 呢？我想到的主要有三点：一是东欧共产阵营解体后，共产主义神话在全球破灭，包括大陆，中共虽然靠谎言和暴力残存下来，但已是草木皆兵，尤其是“六四”大屠杀后，它对什么都不放心了。二是既要让人大不断炮制些中共认可的“法律”以掩盖其独裁暴政，又不能真正让人大搞什么“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东西；三是压制中共内部反抗力量想利用人大、政协向当权者分享权力的意图。这种全面操控在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上台后就开始了，其具体手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中共现任头子兼任各级人大主任，直接控制立法体系。
1997年前，全国人大主任基本上是由离任上一届中共领导人担任，如第七届全国人大主任万里，第八届全国人大主任乔石等，各省市人大主任也基本上是由刚离休的党政一把手担任。虽然都是中共在掌控，但这些刚离开权力机构的前中共领导人往往对现任头子是一种约束和威胁。如万里在“六四”期间曾和一些人大常委表示过对学生的同情，乔石任主任时对江泽民的无能和恶性也提出过批评，而且他们都本能地希望加强人大的权力和地位。
因此，自1998年第九届人大开始，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泽民用各种手段把乔石逼退后，开始了由现任中共常委瓜分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国家主席等一切国家最高权力。中国百姓嘲喻道：连以前用于摆设的“橡皮图章”“政治花瓶”，江泽民都要抓在手里才放心，才睡的着觉。
1999年10月26日，在中共启动国家机器镇压法轮功后不久，就出现了由中共一号头子江泽民在接受采访时先给法轮功定性、四天后再由中共二号头子李鹏控制人大赶紧炮制一条“后补法律” 的闹剧。其实，中共一部所谓的“宪法”，在中共建政后的几十年里都被修改了十几遍，谁上台后都想另搞一套，像玩儿戏一样，听说中共最近又要操控人大制定所谓的“反国家分裂法”，那就见怪不怪了，
古人云：上梁不正下梁歪。到目前为止，中共31个省市中已有至少23个省市的“人大主任” 是由现任各省中共一把手即省委书记兼任，如：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河南 湖南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等。当然霸着一个“人大”“政协” 的头衔，对于喜欢用人民血汗钱周游各国、到处“考查”的中共大小官僚们，也是一件“好”事。
人大、政协一长串副主任中，大多数都是离退休的中共各级首脑，加上几个七老八十的“名人专家”或民主党魁作陪衬，能起多少作用，可想而知。
2、中共各级组织部门指定和掌控人大代表人选。
有的西方朋友曾问我：你说中国人大的领导位置是给中共代表占了，这他相信；但中国的人大代表不是选出来的吗？我说这是摆样子给您们这些洋人看的。事实上，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尤其是省市级以上的，除了部分区、县级基层代表要装模做样投票“选举”外，大多数象征各行各业、社会各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是由所在单位或政府组织部或统治部负责挑选、上报的。每逢人大、政协换届前的数个月，各级党委或单位的组织部就会根据上级组织部统治部和人大政协组织机构分配的指标，选定各界各单位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如科技、教育、文艺、工商、宗教、军队、港澳、青联、归侨、台胞、各民主党派、非党人士等界别，并召集开会，确定本地区本单位元元需要反映的问题，草拟议案提案，当然有时也会讨论一些不危及中共统治的“社会问题”如贪污腐化、公款旅游等，让你们发发牢骚出出气。
经过中共组织部统治部精心挑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中共党员自然就占了多数，只不过经过中共的“政治运作”后，他们巧妙地以各界各行业代表的身份进入人大政协，外界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红色身份。近几年甚至把“中共”也作为一个“界别” 加入人大政协，尽量地挤入这两个用于“摆设”的花瓶中。 据中共媒体报导：辽宁省某次人大代表中竟有83％是党员，其省委书记在会上还公开强调：“党员代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人民代表。”
连中共内部一些有点正义感的人士都觉得奇怪，如中共媒体曾发表个一个采访： 辽宁省、沈阳市、沉河区三级人大代表冯有为表示了他的担忧 “这样搞是人大会还是党代会？” （参见：http://www.xslx.com/htm/szrp/gsmt/2003-3-9-13274.htm） 。
从全国到地方各级人大开会“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人事任免，往往都是“一致通过” 。了解了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结构和来源后，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两会”期间代表的吃住、参观、游乐，全部由中共专款包揽。对于不住宾馆的代表，所在单位的组织部统治部都会派车接送。一次一位中共统治部门的干部曾对笔者说：从地方到中央，每年“两会”都要花掉国家大量钱物，占据大量时间在空谈和发牢骚上，要说起什么作用，那只不过是中共“对内拿钱买稳定，对外演戏骗世界”的惯性运作而已。
3、人大、政协办事机关里的中共党员。
全国人大和各省市人大都有豪华的办公大楼，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国徽高悬在大门顶上。走进省市人大、政协大楼，可看到所设置的机构部门林林总总，办公厅、秘书处、信访办、提案办以及各个分委员会等应有尽有。里面的工作人员很多，看上去比在省委省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要相对年轻。交谈中得知他们很多都是从名牌大学毕业，有的还是研究生毕业，但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他们负责人大政协机关的日常运作，并负责“两会”期间常委会及各分委员会所有档的起草、印制、传递和保管。他们在人大机关工作几年后，有的被提升继续干下去，有的则由中共组织部门调配或提拔到其他一些单位工作，然后又从高校分配来一批党员学生，这些人中不乏国安和便衣。
那些被中共圈在“民主大楼” 里上班的花瓶党派如民盟、致公党、农工党、九三学社、工商联、国民党等，其党魁尽管号称“享受”与中共同级干部相当的“待遇”，实则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中共严密监视中。许多民主党派都出现“青黄不接”现象，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做一个专供“摆设”的花瓶，还要受到监控。所以要由中共各级党委动员、安排一些年轻人去加入续弦。
与人大不同的是：人大代表在基层还装模做样地“选举”一下，而两会之一的政协委员，则是完全由中共另一直属机构—统战部负责挑选和管理了。政协委员的来源除了各个花瓶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外，主要是网罗了各界社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等，其主要作用不外乎是中共摆设作秀的政治“花瓶”：谁说中共不民主？有这么多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在“参政议政”。此外，以是把这些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社会精英网罗在一起，让他们发发牢骚出出气，当然在“六四”、“法轮功”、“人权”等不光彩的事情上受到国际谴责时，也会让这些花瓶们出面为中共辩解辩解，或捧捧场。
值得指出的是，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不乏头脑还算清醒的有识之士，也非常不愿意当被人玩弄的花瓶摆设，但在中共一次次政治运动的调理和洗脑后，很多人被搞怕了；很多人学会了沉默，更多人则安于现状……。我相信：当大纪元“九评”的春风吹拂过去，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正义、良知和勇气会被唤起，从而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中共的愚弄，反对中共的暴政，那时的中国就有望了。（原文标题《中共操控人大政协运作黑幕》，作者：高大维）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