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1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附录九：《格拉古轶事》一书的价值所在
作者张先痴先生，是我的右派好友。书中所述，与我的经历也是大同小异？对其大作，我俩已在电话上多次交换了意见。现在，再将它形诸笔墨，与读者分享之。
一 总的印象
本书有三种价值：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审美价值。
一曰：“史料价值”。它是其他两种价值的发源地。史料贵在原始和掘新。虽说炒剩饭也是饭，但毕竟与新饭价值有所不同。所谓“原始和掘新”，表现在三个层面：在广度上，要做到人无我有，前无古人；在深度上，要做到人粗我细，人浅我深，人表我里；在综合性上，要做到在前人单一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系列化。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正好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均有所表现。就我的视野所及，尚未发现其他任何右派回忆录。有如本书提供的史料所描绘出的——共产党的“谎言与恐怖，两手都要硬”（页二九八；只标明页数的，均引自本书）的血腥、狡猾的统治，重叠着知识分子受骗、受苦、挣扎与觉醒的历程——这样一个浓墨重彩的轨迹。
二曰：“研究价值”。这就是本书所提供的史料和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表现在理论方面，是对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表现在实践方面，是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付出了血的代价。
三曰：“审美价值”。它表现在，从党语言的虚张声势中揭示其虚伪脆弱的本质；从上司的装腔作势中揭示其败絮其中、卑鄙无耻、残酷残忍的本性；与此对应，作者遇到了大量的好人（包括干部）表现出了美好的人性、悲悯的情怀、侠义的心胸和承担风险的牺牲精神，让读者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强烈反差中识别美丑，在作者叙述的黑色幽默中享受美感？
与三种价值相应，体现出作者的三种素质。
一曰：直面真实地客观审视历史，艰苦韧性地主观创造历史，通体表现出“劳改英雄主义”（作者造词）的本色。此书不仅是作者作为主体用笔写出的一部劳改史，而且是作者以劳改犯的血肉之躯、心灵之魂作为受罪的客体，参与创造的一部苦难的历程。因此，作者本身也就成为一部活的史料的载体。一切实际的罪受过之后，现还能写出这部著作，这也是令人佩服的英雄主义的体现。因为很多同样经历的朋友，不堪回首忆往年，这自然是值得同情的。但作者却不畏惧在精神上吃二遍苦，来完成这一自认为的历史使命。
二曰：兼具史学家的史识和思想家的深度。正如作者说朋友们的话：“我这些历尽艰辛的朋友，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是一本历史教科书，更重要的事，这种教科书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因为该书的内容正是‘谎言与恐怖，两手都要硬’的统治者，视为足以揭开其卑劣伎俩的实证。”（页二九七-二九八）也如朋友说他的话：“你是一座宝藏。”（页三二六）更如他自己所申明：“凡史料，必须真实与全面。”（页一九四）
三曰：让人在嬉笑怒骂中发泄鄙视与仇恨！让人笑着伤心落泪！让人在调侃丑恶、赞扬美好中，通过美丑对比以审美，表现出作者创造美与鉴赏美的诗学气质与才能。
我会把这几层意思，寓于下面的展开中。
二 先从受骗说起，这是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关系史的起点
国内现在有“两头真”这个说法？意思是说，一批老革命家，开始参加革命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真心；晚年用自己一生的革命经历，因为终于看透了。所以就来揭穿体制内的、用谎言包装着的种种罪恶。例如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老革命，现在，竟从他们的口中、在公开的会议场合，亲口说出：“毛泽东是一个政治流氓！”卒尔又归于真。
其实，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即如作者一代，是在共产党篡政前后参加革命的，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其最大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以“受骗”为起点。
[一] 对外骗外
作者在《一群爱国者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写道：“在一九四九年这个国家命运曲折的年代，已变成十七、八岁的纯真青年，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知天高地厚的懵懂中，共产党用建造民主自由天堂的谎言，把我们骗成为它的门徒，我们竟然任其让暴徒去斗地主，杀反革命，而我们竟真的以为在从事‘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黄花岗》总二十二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由毛泽东，朱德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页一三四七）这个约法就是法律。
黄绍竑（右派）在帮助中共整风中，鸣放道：“有些国民党人对革命出过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应酌情处理。”（《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这里说的国民党人是对革命出过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况之惨就可想而知了。镇反中，一汽车、一汽车拉出去枪毙的，大多属于约法中所谓三“不加”的，据说是一共枪杀了几百万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就更是不计其数。
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先生的父亲是起义军官，也是被背信弃义的共产党给枪毙了。本书中又提到，作者夫妻及其好友黄代玉的父亲（页十八）都被枪毙了；“巧遇江青（一个女右派的化名）”一节中，江青的“外公土改时被枪毙了。”（页七十一）被编号取代姓名的右派小学教师“二十九号的父亲是个恶霸地主，解放后一九五零年被枪毙了。”（页九十四）我挂一漏万地列举在这里的事实，不仅是要揭露共产党杀人如麻，而且是更进一步指出，即便像选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这样郑重其事地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告的文告，都能是一篇一文不值的骗人屁话；其他的，夫复何言？ 由是可以想见，什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就统统应该正名为“谎言选集”、“谎言摘录”了。但仅此，还是没有归结到本命题“受骗”上。本书作者（自非单指作者，犹指相当大一批知识人士）受骗之深，已到了骇人听闻、被逼到丧失人性的程度。钱理群教授对此的评论是：“这样的‘划清界限’其实是逼迫背弃血缘之爱，从而越过做人的底线，是最无人道的。”（序言）
“父亲于一九五一年冬在重庆菜园坝枪毙而死，那时我刚刚调到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住在嘉陵新村部队招待所里学习土改政策，第二天就将出发到合江县参加土地改革，领导宣布放假一天，大家去买点日用品，作好下乡的准备。我并不知道父亲被抓并关在重庆（全家都在成都）, 我在重庆观音岩的街上走着时，突然有一辆卡车上面挤满了五花大绑的犯人从我身侧驶过，我不经意地向疾驶的卡车上盯了一眼，似乎我发现车上有一个人很像我的父亲而且他正望着我，就在此时下着坡的卡车一个左转弯就消失了。我的头向右一偏，身边的墙上正贴着一张枪毙人的大布告，第一名就是我父亲的名字，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因为经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我是革命战士，他是阶级敌人，在前不久开展的‘民主运动’中，我已诚恳地向领导表明了我的这一立场。回到住地便主动向我的青年团小组长武角（现在成都，他从四川音乐学院教务长职位上离休下来，我们偶尔同桌搓麻将）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表明我决不会因此而动摇我的革命意志。”（页一一九）
这就说明，因受骗而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已达到了何其巨且深的程度！上文提到了“认贼作父”，这里却做到了“认父作贼”？试想，即便是遇到枪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股恻隐之心，何况这是“没有你？哪有我”的生身之父呢？怎么能“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呢？就算“因为经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洗脑），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按一般的规律，当时总会有“一点”伤心的，然后经过内心的斗争，想通了，“洗”掉“脑”中的那“一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最后才能说服自己，跟上“国人皆曰”的：“可杀！”很难设想，受骗到何其巨、何其深的程度，才能做到自始至终？“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
让我们再引申下去？如果（实际就是）带着这样受骗到六亲不认的思想情感，去搞土改，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还会看不惯？做不出？相当多的右派在以前的剿匪反霸、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就像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在反右运动中一样，大都是充当了积极分子的。从根源上讲，是受了共产党的骗；从自我反省说，应检讨自己是否有投机心理（倒不一定人皆有之）？
我看胡君并没有投机心理，纯粹是受骗？“胡君在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每期《整风简报》他都会带回家里，我自然会读到关于我的新闻，我对胡君说：‘这几乎都不是事实？’看我忧心忡忡的样子，胡君安慰我说：‘要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又说：‘领导上说过，右派只是思想问题。’——任何一个妻子也不愿意看丈夫那张愁眉苦脸。”（页十八）
“县级机关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妻子反复对我说：‘要相信党。’”（页二十一）直到“天真幼稚的胡君在得知我划成了右派之后，立即向她所在的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呈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说她以朝夕相处的妻子对我的了解，可以向组织保证，张先痴决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胡君这个类似殉情的行动，按当今已经进化了的汉语词汇来表达，无疑就叫做‘顶风作案’，第二天她就成为斗争对象，就成为右派分子。”（页二十五-二十六）她忠勇于爱情的精神可嘉，但毕竟表明她受骗已到执迷不悟的程度。一、她迷信党是实事求是的；二、她自信党是了解和相信自己的，党会欣赏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帮助党弄清事实，因而也就搭救了丈夫；三、她不仅没有鸣放，而且从未有过不利于党的言行。自然的，她想一百想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划成右派？当时的她，当然也不会有后来丈夫“一改二十四年前的淳朴天真”。认识到“反右运动是全国范围的诬陷运动，是使五十多万右派和他们亲属子女蒙受苦难的运动。”（页二十一）
钱教授在“序”中接着说：“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获得信任，因为在‘革命的逻辑’里，出生在被镇压的‘反革命’的家庭，就必然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也就天生的可疑，甚至有罪？”因此，类似作者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不管你如何向党表忠心，从出发点说，都是自作多情；从效果说，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谁也摆脱不了一步步地被打入另册的命运；殊途同归的下场，就是在反右运动中算总账。然后去承受人间的生不如死的活罪，或活罪受足、死而后已。
[二] 内内外外
共产党并不是只骗这部分人，而是谎言要经常讲、反复讲，只让少数人受骗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骗。例如，绝对称得起根正苗红，二十二岁的县委宣传部干事朱老弟，受到他的革命引路人组织部张部长的指使，为“阳谋”作线。“张部长突然找朱老弟谈话，态度依然和蔼可亲，说朱老弟进步很大，他十分满意，最后希望朱老弟准备一下，明天在全县的扩大干部会（即县区乡三级干部参加的大会，五十年代的专用词汇叫“三级扩干会”），希望朱老弟带头作一个大鸣大放的典型发言，以带动全体干部的鸣放，最后的两句至关重要：“内容不妨尖锐一些，反正组织上知道。”（页二七二）斗争非常残忍，结局非常悲惨，和作者一样，判处三年管制？劳动教养？这和我在《还原一九五七》一书中所列举的、与我一起劳动教养的一位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汉昌的例子如出一辙。“鸣放不起来怎么办？”他受到区委书记的指使，“带头鸣放”，关键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老战友，这话不必说了，谁还信不过谁？”他和朱老弟一样，一头栽进陷阱里。
在《劳改队里的奇奇怪怪》一章中，有一节的题目是“号啕大哭的家伙”。说的是一位工人阶级出身、反革命犯王京良，年龄四十左右，刑期十二年？“受到判刑的打击以后，王京良谨言慎行吸取教训，但他从内心并不认为自己真地犯了什么罪过。有次干部批评某个犯人，说那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天后他私下对我说：‘我经过两天的考虑，觉得这个现象很正常，因为人鬼之间语言不同，又找不到二者之间的翻译，不说鬼话怎样交流？”
“那天，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田野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奏出了阵阵哀乐声？我们知道，伴着哀乐播音员用沉重的语调宣读的讣告，通常是国家某位领导人逝世的消息？ 远处发出的广播声简直只是哇哇哇的叫声，听不清每个音节吐的什么词，根据当年中央领导人的年龄情况和最近去世的情况，肯定不少知道点政治的人猜测，这次可能是毛主席去世了。只是没有一个敢把这个后果严重的猜测说出来，原因一目了然，因为毛主席太伟大了，伟大到不该死的地步。
“又过了二十分钟左右，王京良挑着空箩篼来到田坎上，这时他小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但你只能蒙在被子里笑——毛主席逝世了？’”
收工的时候，我们一个个哭丧着脸从中队部门前走过，我看见我们的指导员一双眼睛已经哭肿，正在给立在门前的一个大型花圈上贴着白色纸花，其他的干部、家属也都眼泪汪汪张罗着制作花圈的事，总之气氛十分肃穆。
这时，从队部院子的中央传来阵阵呼天喊地的号啕大哭，其声音之洪亮可以用悲痛欲绝四个字来形容，但其声调特点似与队上任何干部的音色不同？出于好奇我就多看了一眼，原来这号啕大哭者竟是我梦想不到的王京良，其哭声、其动作因为夸张而给人以做戏的感觉。但是谁又敢揭发他是在伪装积极？当时我想：“他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片刻以后我又一想：“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页三零七-三零八）问题是，怎能证明指导员不是做戏！从这个历史瞬间的细节，是否可以把文人对共产党车载斗量的吹、拍、溜、歌功颂德，与王京良的号啕大哭联系起来？“猫哭老鼠”，人们常常说起；但“老鼠哭猫”，却是极权社会创造的奇观。你想：猫死了，老鼠哭个什么劲儿？难道老鼠还真想要猫“万寿无疆”吗？
他说的这事情，发生在文革行将结束，这时我早已解除劳动教养。
我在农场教养时也经历过这类做戏事件，但却发生在干部身上？那是三面红旗照耀的年代，我们的“政府中队长”（当时的称呼），家里来人告诉他？他父亲饿死了。他同着我们两、三个劳教人员，好长时间含泪不语，最后终于说出：“营养不良咋能这么厉害？”到底还是坚持了党性，没从他口中抛出反动言论，“饿死”二字。
又过了一时，可能没人提醒他：“尔忘饥饿杀尔父乎？”他就犯了中国人的通病“健忘症”。在一次训斥右派分子要认罪服法，认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时，大讲党的英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训话道：“在如此严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全国能够不饿死一个人，只有我们共产党能够做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够三个人吃的饭、五个人均着吃，才能保证不饿死一个人。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英明所在。在旧社会，即便是好年乐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也是正常的现象？你们凭着良心说一说，是不是？”
有时候是不明真相，有时候是真像早已大白，说者和听者都知道是假话，可是，假话仍旧厚着脸皮照说不误；因为说者也有苦衷——“你不信？不怨我，我不说，党性难容。”这不也是对当今的写照吗？
全书以翔实的资料说明，受骗（包括真受骗与假受骗）和骗人（包括党骗人、人骗人、人骗党、党骗党）；受害（包括身、心、生命、财产）和害人；这便是大陆这台绞肉机的运转机制。反右是这方面的集中表现，是一场典型的骗局：耍阴谋是欺骗，把阴谋说成“阳谋”更是骗中之骗？一手遮天？认天下人皆可欺。对此，有三种态度：一是揭破； 二是上当；尤其是三，作适应性受骗？这就是所有洗脑的最终结局，不过不明说罢了。如有人明说了，大家反而咄咄称奇。作者说他的彝族分队长“没有文化，说话也决不会转弯抹角。有一次他对犯人训话，教育犯人要听党的话，他用手指着墙壁说：‘这块墙壁是白的，共产党说是黑的，你们就应该说是黑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直率这样勇敢这样动听这样可爱的语言。如果不是因为受这个犯人身份的约束，就为这句朴素的真理，我真恨不得立刻跑上去拥抱他。”（页二六一）这里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如此的泾渭分明而又相反相成？分队长有限的真善美，正好表现在对共产党无限的假恶丑的率真暴露上。我所以说是“有限的”，是首先肯定了“真善美”，但远远不能以此为满足。因为他没有文化而又纯真，就像一个无知的孩提把娘偷养汉的丑事说了出来一样。一则他并不能分清真假？善恶？美丑；二则。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要你接受和服从假恶丑。不是揭露假恶丑并和它作斗争。比起刘宾雁说的“第二种忠诚”。都不可同日而语。可知层次之低下了。总之一句话。是“出于为你着想”要你安于受骗。
如果不受骗，这台绞肉机就运转不灵。知识分子若是都如胡适先生那样清醒，就没有下面的历史发展了。可惜远非如此，连他的孩子胡思杜，也不“思杜（威）”，偏偏要“思马（克思）”，硬挤进受骗的行列中，被卷入历史的漩涡；经过认贼作父与认父作贼后，带着一顶右派帽子，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取灭亡，走完了自己的“四个S”。（潘光旦教授去世之前的最后的日子里，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的。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 的政策，这三个S 是指三个以S 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 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 就是SUCCUMB。 SUCCUMB 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黄花岗》总三期：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