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8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附录六：让历史记住这一年：一九五七
——读《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三）
一 探讨历史的定位
只有在还原真相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历史定位。
吴弘达的“开幕词”、陈奎德的“前言”，言简意赅地为会议定了位，会议将从三个方面的性质来作定位：对右派“人”、对反右“运动”和对“研究”反右运动意义的历史定位。
张鹤慈的如下概括，对“人”和“运动”方面作了准确和深刻的阐述：“思想上的右派，从对四九年后现实的极度不满，到对一些具体事、具体人的不满、牢骚。人数相当多，这些人占据了右派的绝大多数。这些人，内心深处真正明确反对共产党的不多，但对无处不在的党领导的反感，是基本相同的。”
“五七年的反右，是给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最后的致命一击。在经过土改、镇反、反胡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的打击下，元气大伤的士和士气，又被引蛇出洞的阴谋彻底摧毁。
“反右，基本上彻底断绝了中国和西方文化和思想联系，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储安平等人，除了出卖灵魂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被打翻在地，当时的大学生，中学教育也是在四九年前，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这也就是在中国的历次民主运动中，右派是所有反革命中，素质是最高的道理。”
“这是一次比秦始皇狠毒万倍的焚书坑儒，数量是万倍，狠毒也同样是万倍。秦始皇只是一次性的埋葬了儒生的身体，毛泽东是长时期的活埋了知识分子的肉体和灵魂。”（页七十三-七十四）王友琴、魏紫丹、姚监复从反右与文革、大跃进的联系上为其定性、定位。
遇罗文的发言，一望题目，《右派是一群最可爱的人》，而知是专门说“人”的。他说得朴实可爱，诚实可信。我觉得他是“右派最可爱的子弟”。他说：“事后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总结出来，右派的品格无非五种：一、单纯，二、诚实，三、正直，四、有深谋远略，五、肯舍己为人。（页二十五）
不言而喻，别说右派不是按一定章程组织起的，而是由共产党判决、硬加的“犯罪团体”，即便是经过“政审”、自觉自愿地自由结社，五个手指伸出来也不会一般齐。比如右派中的“左派巴结三”，就是派别异己分子。但以营垒为单位，整体而论，这五种品质，对照史实看，恐怕就会发现这正好是右派的五大特征；同时又是左派要开除出派的五种条件。
他列举出了储安平、马寅初、黄万里、米昭曾，以及在场的曾庆民。由于接触关系，我们从前都不知道圣女林昭，她是我们右派精神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狗熊辈出时代的异类，续写了中华民族英雄谱。这个时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也先成为真正的右派而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中共坐天下，人成为运动的主体和客体。人是运动中的人，运动是人的运动。主体始终是共产党，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客体，到此时为止是地富反坏右。
现在右派在当客体，程庆民说：在北大，“小小一个数力系的教职工群体，打出几十名右派不算，光是自尽身亡、判刑处决的至少有十条人命。而最后‘落实政策’、‘复查改正’，竟全部是冤案！这些冤死的孤魂，全是学术精英，包括世界著名的解析数论大师、概率论大师、拓扑学大师、固体力学大师、科学院士（学部委员）、青年劳模、学派传人……”
“‘见微知著，历史已经证实：毛泽东是极端卑鄙阴险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中国人民的叛徒、世界革命的叛徒、出卖祖国的叛徒、内奸、工贼，他用暗害领导人的奸谋，篡夺了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大规模迫害人民，长时期祸害国家，多渠道毁灭文化。他是败坏中国的罪魁祸首、愚蠢邪恶的阴险小人、道德沦丧的无耻流氓、五毒俱全的乱伦败类，不仅不耻于人类，而且不耻于狗屎堆。其罪行罄竹难书、十恶不赦、百死难赎、万年遗臭……’
“以上的话是我在北大的右派生涯中，经过反复批斗、反复检讨，最后忍无可忍，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控告毛泽东的匿名控告信。”（页四十四）后被揭发、轮斗后等待枪决，恰遇林彪事件延缓，阴差阳错，四人帮倒台，胡耀邦当组织部长时主持平反。
谁能说我们的程庆民老先生不是英雄？他是双重英雄。遇罗文说：“反右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为了保护两位学生不当右派，自己却成了右派。为此受了二十多年的罪，以至差点命丧黄泉。”（页二十七）二则，他对中共中央作出对毛的彻底揭露，纯属灯蛾扑火。灯蛾不知扑火会死而为之，他却是明知“恶攻”会死而为之。难道还会有比自觉为真理而献身的壮烈行为，更能无愧于英雄称号的吗？
历史学家余英时致欢迎词，“我这里谈两点看法，权作欢迎。
“第一，我要说的是，右派分子是一个光荣的名词，作为当年中的右派，是一种历史荣誉。”（页三）
“第二点是，右派过了五十年，右派的历史、上百万人及家庭的遭遇，我们知道得非常少……前两天我看了犹太人的博物馆，我就很感慨，他们把每个小细节都找出来。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不能说过去了就算了。”（页四）
细数起来，只有“反右”在共产党发动的所有运动中，才是最兼具阐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广泛性。这次运动是民主自由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战，内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文化、教育、卫生、国家、民族、社会、人口……从宏观到微观巨细不漏；地域波及东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的最后一战，也是共产极权的政治本质一次颇具深度的充分展示。放区）、少（少数民族区）、边（边界区）、山（山区）、穷（穷乡僻壤）；部门横跨党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而且右派们所提问题，其尖锐性、其科学性、其超前性，至今看来，在大陆上，仍是无有出乎其右者——政见是当时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鸣放出来的；如何办教育呢？则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发表的高见；法学家谈法治，经济学家谈经济，文学家和艺术家谈文艺，社会学家谈社会；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学术界都是名报人、名医药专家、名流学者们恳切陈词。从毛泽东主观来说，自称“阳谋”；就事态发展的客观进程来说，则是将计就计，一代精英（包括大学生，也都属才华横溢的高才生），得以乘机倾巢而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见解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胡平说：“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五七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只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我从五七年右派言论中所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页一零七）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说：“可以说，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质和中国的当代史……今天的民主运动，从‘四五’到‘思想启蒙’，从‘八六学运’到‘八九民运’，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其实都没有超出‘五七一代’人的思想框架太多。”（《重新认识“五七一代”人》著名记者高瑜说：“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企图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一网打尽，主要要消灭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功能。而八九一代，作为五七一代的儿子，又经历了六四一场大屠杀，专制暴君打算‘杀他二十万，换得二十年的稳定’。现在二十年就要到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宪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断成长，而且信心百倍。”（《从反右到六四——八九是五七的儿子》）吴国光教授研究反右问题的结论是：“可以说，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反右’运动不仅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毛时代的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反右’运动是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枢纽事件。”（《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当代中国研究》二零零七年第三期）所以，研究“反右”问题，就成为每个研究中国当代史和展望中国未来的人的必修功课。
二、老骥伏枥 ，小驹尥蹶
毛泽东因其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培养接班人上机关算尽，终究是有心栽花花不发。右派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虽他们不都是师者、歌者，但自有后来人继其志、继其声，无心插柳柳成荫。这该算是纵向的失道寡助与得道多助吧！
与会者，右派仅有十三人；其余的，能来参会的人，都必在研究反右运动方面，学术有成，而最可喜的是后起之秀占据绝大多数。
老家伙人还在、心不死，笔耕不辍，“黑色文库”内外，大部头、小部头、单篇，卷帙浩繁。继起者，长江后浪推前浪，堪称浩浩荡荡。除已提到遇罗文、章诒和、章立凡、张鹤慈、胡平、王秀琴、陈奎德等等之外，邵江的发言无论从思想性、政治性、专业性上讲，都是高水准的。他是从“非官方杂志《广场》”说开去的。俞梅荪是言者兼行者，他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实事。多了，黄肖路、齐家贞、邢小群等，加上更大量的会外的人，就更数不清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在写历史书，而且在延伸历史。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放两个镜头作今昔对比：
一个镜头是李慎之先生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提供的，说的是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缴械投降”、“磕头如捣蒜”——
其实，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几个知识分子岂止不是对手，而且一上来就只有求饶的份儿，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饶，非要他们“缴械投降”不可。可怜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械”，又如何“缴”，只好搜索枯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这就是聂绀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的由来。许多自杀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实在熬不过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绝于人民”的。我在自己成为右派以前还听到传达说，章伯钧“叩头如捣蒜”。其实，章伯钧的头脑要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储安平被批斗以后，还说过“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是要成为历史人物”。无奈他是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之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自杀，也只好“缴械投降”了。毛主席的江山真是铁打的江山。
另一个镜头是章伯钧先生的女儿章诒和如今的态度：“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员还不点名地点我，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被禁，完全是因为一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把它定性为“反党宣言”。事情再明白不过了：从一九五七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间，我就是被左派认定为的一个右派。右派就右派——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终于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谁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剥夺我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决定拿出性命来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章诒和：《胡发云〈如焉〉香港版序 》）
今昔对比，今非昔比，这才是真正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夜正长，路也正长。历史会跑在历史书的前头，写出新篇章。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