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3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附录三：怎样理解陈泽昆老先生？
——读《从老报人陈泽昆说到民间办报》
于五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当年的“小”右派在怀念一个当年的“老”右派。这是由于老右派的学问道德、人格魅力，感人至深，使得小右派“五十年半个世纪，我总想着他。”有道是，“唯英雄能识英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唯右派能识右派”，但毕竟心灵上相通些；虽然“小”和“老”又难免会有些隔膜。
那么，到底陈泽昆老先生是个什么样人、能让后生晚辈在他生前死后总想着他呢？
陈先生学养深厚，是个渊博的老人，“是老报人，当过《工商导报》（《成都日报》前身）的总编辑，懂的东西多，肚里有的是货，三部卡车也拉不完。”
“学养”，一般是指知转化为识、言转化为行，进一步说，就是把词句变为生活；甚至把词句都忘了的时候，而仍遗留下来的东西，谓之“学养”。学养深厚的他，对办报的专业性的精辟论述，如说家常话，真正是深入浅出的能手。惟其深入（学识渊博，融会贯通），才能浅出。与时下许多生吞活剥、浅入深出、故弄玄虚之辈的高论相比，更更令人肃然起敬、见贤思齐，同时警示自己要拿出老实的态度来做学问，力戒嘴尖皮厚腹中空。与时下那些学问不大、架子大的人相比，他平易近人，特别是对后生晚辈的期望，其心也拳拳，其情也殷殷，其言也谆谆；“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当小右派问他什么是新闻时，他回答：
我们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命令……现在说，报纸是党的喉舌，那时说报纸是社会的眼晴。
现实的情况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是只能按照上面的指示、命令报道的，并严格规定：不许报道突发事件；违者罚款。
“他又说：新闻，是新闻记者在有新闻的地方去抢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更不是领导讲出来的。我那时当记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个小贩，得靠腿快、笔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抢到一条好新闻能高兴三天，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记者只对所写的事实负责，不对政策方针负责。”
现在正好相反。你不用抢新闻，不用对事实负责，只用当喉舌、对党负责就行了。一个外国记者把当天全国几家主要报纸展示给人看，头版头条新闻，从标题到内容一字不差，字型也完全相同。舆论一律，一至于此！
“他真有学问，不愧是个老报人。他说：报纸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把官员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公诸于世，比如贪污呀，腐化呀，办事不公不义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给它兜出来，使他们再不敢做坏事。那时，我就是个专揭国民党老底的记者，当官的见着我怕三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活不活，为不为老百姓说话，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有没有言论自由的分水岭。”
他说这话并无意反党，这原本就是他的认识，就像血肉组成人们的血肉之躯那样，这样的情、知结构组成他的大脑。不在于你主观上反不反党，而在于你只要是坚持了人性、说出了常识、阐明了真理，那你在客观上就是反党。这也是为最高指示“知识愈多越反动”作了个注脚。罗隆基说“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如果说重在“阴谋”，这话可能是真的；他的确没有阴谋，中共事后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如果重在“反党”，这话便失真。他曾对章诒和说过，“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 二十几岁，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性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呢？可现在想掏出拉斯基，装进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往事并不如烟》，时报出版，页三八五）这就说明，他骨子里都是些与党不相容的东西。最高指示如果改为“掌握的真理越多越反党”，那就堪称“坦白”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郑义在刘宾雁逝世周年暨纪念文集发表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社会！我有时候就在想：活该！——真是活该！杀得还不够！否则，为什么还要在美国首都高唱什么《东方红》？又没人拿枪逼着你！完完全全的自愿！”（《刘宾雁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孔子说：“绘事后素”。素就是原来的底子。我们今天说的素养、素质、底质等词，即源于此。“镀金”的比喻再恰当不过了。罗隆基“反党”与高唱《东方红》者的“爱党”都是底质，都在起先；罗的爱党与高唱者的口称民主、人权等都是后来镀上的金子。所以实质上，这班“还要在美国首都高唱什么《东方红》”的人，是在呕吐狼奶。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饱满自溢。
就事论事，别的一句不说，单说唱《东方红》。最好是，不要挤着眼睛瞎唱，要睁开眼睛看看明摆着的事实：一，毛泽东呼儿咳呀，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是大灾星？他为人民谋的什么幸福？ 二，共产党的统治带来的是“哪里人民得解放”还是哪里人民受奴役？三，“毛泽东爱人民”吗？“为了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呼儿咳呀？他死时留下的“新”中国，政治上权斗杀红了眼睛，被迫害之众、数以亿计。就在你们这些高唱《东方红》的人中，能找出一个人（哪怕仅仅是一个人）本人、或家属、或亲戚朋友是没受到迫害的吗？经济上濒临崩溃，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这不都是连共产党自己都承认的吗？可在大陆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之同时，中华民国却是“四小龙”之首。这有一点儿假吗？请问这些海外的混混：是你们眼睛瞎枯了，还是智商低极了？你们居然忍心、还在唱血泪染红的《东方红》！这里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们遵循了你们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良心少一点好。”（《毛泽东选集》五卷，页一九八）当然，你们被消灭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处。良心是人性之本；共产党害得你们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惨、其哀莫大于此矣！还有一个政治学镀金博士，对反右问题大放厥词、大喷狼奶，虽令人作呕，但并不令人称怪；因为，此乃属于万象之一象、百态之一态，同理之可证、触类可旁通耳！
我们还是回到陈先生。铁流用心良苦，把陈先生当年那些、仍不见容于当今的言论重提，旨在起到强烈的针砭时弊、呼唤疗救的作用。同时也让人看清楚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的实质；在政治上以对媒体的开放程度为例，是开倒车的、是与时俱“退”的：现在比一九八九年以前卡得更紧，那时政治改革还是可以讨论的；这一下倒退了二十来年。一九八九年以前比起一九五七年以前又倒退了三十年；那时还有《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几家大的非党报纸。当然更无法与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了；“他列举了一九四九年前成都一大堆报纸名称，什么《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中央日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建设日报》、《益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想不到这个不足六十万人口的小城市，竟有这么多的报纸！使我更为惊讶的是，这些报纸除《新新新闻》是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外，其它半数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办的。”民国时代的新闻自由可见一隅。至于在全国，比方说罢：“《大公报》在中国是张赫赫有名的报纸。它的创办人叫张季鸾，提出一个口号：‘不党、不盲、不私、不卖’。坚持民间性，以文人论政为特色，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很有名。他们批评指责国民党一党独裁，支持共产党民主政治，在当时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九四一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共和时代，可以产生名报、名报人，一到极权时代，尽数以毁。旁及文化界如名作家、名作品也然。这是人所周知的，不用多谈，只用举出毛对“假如鲁迅活着是否可能划右派？”曾表示过照划不误的意思就足够了。
我忽然提出一个新问题问：国民党蒋介石垮台溃败大陆，逃到台湾，是不是与未搞报禁有关？
他沉思一下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坚持搞独裁统治，以及它官员们的贪污腐败，经济乱成一锅粥。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顶多造点舆论，舆论最大的作用是警示。如果我们国家放开了舆论，准许私人和社会团体办报，让人讲真话，说真活，就不会有“反右斗争”和“大跃进”，就不会有饿死人的事情。
以陈先生办报人的身份，他不会不知道，日本一宣布投降，养精蓄锐的八路军便开始活跃起来，这时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军都是千疮百孔，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捣乱，给医治战争创伤雪上加霜。例子之一，国民党搞整顿，被整顿的人就去投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光用想想共产党喜获、收留了多少汉奸就说明问题了。这一切都不说，就说搞独裁统治、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吧！共产党在二者中的哪一项不超过国民党的一百倍；它为什么没失败？陈先生的答案证明他很清醒。他知道：“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顶多造点舆论，舆论最大的作用是警示。”这就是他把国民党当年失败、共产党如今不失败的本质原因，引而不发、意在言外了。他验证了共产党所揭示的真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不管多独裁和腐败也不会自动倒台，例如小小的北朝鲜。这话的现实意义，值得深长思之。
仔细想来，许多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话，对极权当局来说，即便不是不痛不痒，充其量也只是一时的切肤之痛，而陈老这些心平气和而又击中要害的话，却使当局与时俱进、与日俱增、死而后已地心腹为患。铁流说：“我因‘干预生活’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流毒全国罪该万死，自难逃脱此劫。而老报人陈泽昆在‘整风鸣放’中连屁也未放一个，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像我又吼又叫，而是痛痛快快‘低头认罪’，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不推不赖，态度极好。”这在陈先生和共产党双方、都是胸中有数的，都知道对方是什么货色。反右时不是有“骨子里右派”的说法吗？
我们对许多人、事、物的认识，往往局限在常识范围，陈先生却能拿出专业水准来。例如对五粮液的评说，又如对办报经验的介绍，甚至具体入微到特写与小说的异同。他的言谈总是那样炉火纯青、左右逢源。这，岂止于渊博？学问之功，诚于中而形于外。闻其声而感其慈眉善目、仁者爱人；温馨之情溢于言表，沁人脾胃。他待人接物，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君子坦荡荡（如对划右派和改正）；对己，达则兼善天下（从前办报），穷则独善其身（一九四九年后），心底无私、与世无争。共产党把所有这样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人们当作自己的敌人，那么，这样的党、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党天下，事实表明，他就是集假恶丑于一身的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毒瘤。陈先生们的悲剧，就是这个毒瘤——共产党、毛泽东把真善美毁灭给人看。
一九八五年六十五岁的老报人陈泽昆，妻子死于癌症。两年后，他和一位小他近三十岁的姑娘结婚了。我祝贺他，开玩笑地说：老陈，你真有艳福。
两年后传来消息，说他跳楼自杀了。事起，是年轻貌美妻子，一边和他百年交好，一边私下与另一年青男人往来。年迈的他，认为人格受到了莫大玷污，老脸无处放，一气之下竟然轻生。唉，知识分子常常能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却经受不起世俗势力的冲击。唉，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啊！他不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已非理想世界，物欲横流，享受至上，道德沦丧，自私自利，早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他感慨于“反右斗争没明堂啊！”如果说，阶级斗争为纲、扣白帽子夺去了先生的政治生命；那么，世风糜烂、物欲横流、一顶绿帽子便夺去了先生的自然生命。说是先生一时“糊涂”; 实在是不理解先生。先生哪里是糊涂呢？如果是顶着绿帽子、涎着脸皮糊涂度春秋，还会有这样的结局吗？
人是“意义”动物。中国知识分子认定的“意义”，在于修、齐、治、平。一九四九年后，他对“治、平”就基本上不抱希望了。“他不看，也不写，超然世外，好像报社风云与他没关系。”以及：“现在讲成分，讲阶级，过去办报的人就不能再办报了，必须要有新人，你不就是一个吗！言谈间，他有种无奈的失落感。”改革开放给他带来了希望，他却发出“老夫芼矣，弗能为也”的悲鸣：“我一生就爱好办报，可办不了报。年龄大了，雄心也没有了。”
他的“艳福”给他带来的，是蜷缩在避风港里，不追求事业，难得糊涂地度过风平浪静的晚年。可是，在风烛残年中，避风港里又掀起了腥风恶浪，这就冲破了他活下去的底线；谁能告诉他：再苟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他对这个假恶丑的世道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共产党对自杀的政治解说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在运动中自杀就是畏罪自杀，或是向党示威；对右派自杀还有一种特殊说法，“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而我对“自杀”的哲学界定则是，“对‘意义’的孤注一掷，最后挣扎。”具体到陈先生则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他既是一个渊博的老人，又是一个单纯的老人，还是一个不幸的老人。他最大的不幸是生逢党天下，断绝了办一张作为“社会的眼睛”的报纸（他人生的主“意义”）之希望。
人都有局限性，只是各有各的局限性。铁流先生则是表现在对陈老先生稍欠理解、说他“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啊！”。还有，如他说的“反右斗争前的中国，言论未有禁区，说话嘴上无需加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无人说你在‘攻击诬蔑’或‘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人当时心抒情畅，故无虚假之词，似乎大家都活在理想中。”这简直是同着失意人、在说着得意话。别忘了刚说的“言谈间，他有种无奈的失落感。我不愿刺伤他，把议题转到另一边。”这就 说明并不是“人人当时心抒情畅……都活在理想中”。更需从大环境指出，这话是说在反胡风和肃反之后！反右时，因受反胡风、肃反之害，进行血泪控诉，非但无有伸冤，反而遭牢狱之灾，甚而遭迫害致死者，比比大有人在。
延安整风时，艾思奇举过一个例子，说的是小孩问妈妈：“姐姐为什么要哭?”妈妈说：“姐姐伤心。”小孩怎会理解包办婚姻下，作小媳妇的姐姐、在恶婆婆手下的日子是如何地伤心呢？小右派对老右派“伤心”的理解，也可作如是观。
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通过朋友之间的思想交流，智愚可以互补。至于我持此议，果为智者之失，抑愚者之得耶？敬候作者、读者明教。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