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8日讯】天灭中共在即。在三退人数逼近一亿五千万的情势下，今天的中共，只会上演自我作死的亡党戏了。这一真相越来越显露，人们也看得越来越清楚。可是，对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仍然有不少人抱有幻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凡三中全会多有重大政策或改革措施出台，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把它抬得很高，不仅称其为“战略转移”，并且称之为“拨乱反正”，又一次“思想解放”。其实，说“战略转移”是蒙人，如同把当年被第五次围剿后的仓皇“逃亡”说成“长征”一样，这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实质上是又一次“逃命”（它自己都承认折腾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吃饭都成了问题，并曾经把文革后称为“新长征”），只是因为篡取的政权还在手里，不用“拔腿逃窜”了。
而说“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更是蒙人。有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特别是思维还囿于党文化框框里的人，或许会说，“那以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个大脑，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否定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那还不是‘思想解放’吗？怎么能说是蒙人呢？”
是。中共一直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其最重要的成果和标志，就是重新确立（有时也说恢复）了所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按照中共的标准衡量，用中共的党话来表述，那就叫“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可是，它只能算是中共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如果把那个句子交给小学生去挑错，孩子们都会发现，“重新确立”（“恢复”）本身，就与“拨乱反正”自相矛盾（无非包装不同，货都是共产党的货），只是由于思维陷在党文化的圈子里，习惯于“跟着感觉走”,麻木地感觉不出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普世意义上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指的是打破原有错误思想体系的框框，突破固有僵化观念系统的束缚。共产党的《国际歌》里，就有一句词是“让思想冲破牢笼”，因为它要“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而它这次所谓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不过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框框里转圈而已。尽管邓小平后来叫作“换脑筋”，但其实不过是“换说法”罢了。要非说“换脑筋”，那其表层的意义来说，尤其是对于一般人而言，就是“换汤不换药”，接着“洗脑筋”。而对于中共最上层来说，对于其“为首者”而言，却跟其他“脑筋”没有关系，只是用邓小平的“活脑筋”替换了毛泽东的“死脑筋”、华国锋的“僵脑筋”（其实，毛泽东尸骨未寒，华国锋就拿下了“四人帮”，也并非真的固守了“两个凡是”），而依然是“党脑筋”。
这条中共的所谓思想路线，依然主要是毛泽东的思路和语言。就拿中共当时和后来叫得最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说吧，它本身就是一句过去的“最高指示”。有海外媒体爆料：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第三子胡德华把它称为“常识”。但必须指出，不管胡德华有意无意，心里是怎么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不外是中共邪恶党文化的“常识”（它成为这种反常的“常识”，此乃中共长期洗脑的结果），而决非普世的人类“常识”。在一批知识界人士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前中共中宣部长朱厚泽病逝三周年的沙龙上，胡德华是这么说的：“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有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实在的，这个题目、这个观点，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一个常识。但是这种常识，会在我们全党当中引起了那么大的争论，那个争论就变成你要走什么道路，你要举什么旗帜，这么吓人的高度。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当时我们的局面是一个什么局面？当时语言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都需要我们认真来思索。”
对此，《解体党文化》里是这样剖析的：“党话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邪恶而变异的。在这个变异的党文化大环境下，某些荒谬的思维方式反而显得正常了。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中共鼓吹了近三十年，老百姓习以为常，把它当成了正确性不容质疑的金科玉律。可是稍微多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句话就像‘布料是检验尺子的唯一标准’、‘货物是检验天平的唯一标准’一样荒谬。如果一定要沿用这个句式，那么说‘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还更合理一些。可能有人会说，你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此这般，在当时具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意义。问题恰恰在这里。必须把这句话放到中共制造的荒谬社会现实中，它才显得‘有理’。这就反证了党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是荒谬而变异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而事实上，“拨乱反正”是名，“拨华扶邓”是实。“思想解放”、“换脑筋”是假，“再洗脑筋”、“换紧箍咒”是真。邓小平没说“几个凡是”，可后来他把持大权期间，只许喊“万岁！”变成了只许问“你好！”，他说的哪个“是”，别人能说“不”呢？还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换脑筋”，最后的落脚点在哪儿呢？——“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就是“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一致”，就是“自觉地无条件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前看”，就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纠缠历史旧账”（说白了，就是冤死的白冤死、打死的白打死、饿死的白饿死，别追惩中共的罪过），而在现实中也就是引人“向钱看”。
年岁大些的人可能都记得，当年中共天津大邱庄的书记提出过一套相当流行的“新思路”：“向前看就是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同时，在中共内部，从上到下，都不但不再鼓吹史达林那句“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构成的”语录，而且都反其调而叫嚷“共产党人也是人”，有的还多出个尾巴：“也有七情六欲”。正是由此开始的所谓“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换脑筋”，正是由此开闸的“共产党人不是也有而且特别富有的七情六欲”，在邪党“团结一切向前（钱）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闷声发大财”方针的指引下，贪污腐败很快疯狂起来，繁荣娼盛起来，江泽民的腐败治国、腐败治军，得以兴风作浪，贪战天下，频频得手。以致在中央七个常委六个反对的情况下，江泽民一人就可以利用中共的淫威，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和所有资源，发起并长期坚持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其借用的动力，就是贪欲。这种贪欲又在邪恶的迫害中被不断放纵，以致导致了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样的“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而这一切，江泽民竟然堂而皇之地称之为“与时俱进”，并把“与时俱进”称作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承与发展。”这意味着什么呢？
所谓“实事求是”，也是一路货色。对于“实事求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照抄下来，并没有直接做什么新的解释，但客观上也间接地给它加进了“纵欲”的内容。毛泽东当初盗用“实事求是”这个成语的时候，给其注入了无神论党文化的邪恶内涵。说“实事”就是“客观事物”（它否认万物有灵），“求”就是“研究”（实为编造歪理邪说），“是”，就是“客观规律”（实为邪党理论）。在做这种解释时，一副好像它邪党不去“研究’别人就什么都不可能知道的架势，一种强行占据话语霸权、真理解释权、裁判权的霸道姿态。不止如此，同时旗帜鲜明地强调“只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之下，只有借助马列主义这个政治望远镜、政治显微镜”，才算真正的“研究”，才是方向正确的“研究”，才能“研究”出真正的“客观规律”，才会“求”出“是”来。看，绕了半天，什么“研究”，什么“求”，什么“检验”，都是瞎耽误工夫，其实根本就不用“研究”，不用去“求”，结论早就有了，现成的：只有马列主义是真理。当然，也用不着检验了。党永远“伟光正”，你永远“求”得“无条件地与党保持一致”就是了。区别只在于，所谓“实事求是”的“是”，以前讲的，是“空洞的假道理”、“飘渺的共产梦”，赤裸裸的当炮灰、做牺牲、当打手、做党奴的血淋淋的“党性理念”、“斗争精神”、“服从意识”。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这张饼的“是”的那一面，已经烙糊了，就翻了个个，表面上似乎变成了“是事求实（惠）”，就是“是事（任何事）都讲求实惠”，“一切向前（钱）看”。也就是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的没有“解放思想”，只是改换了“禁锢思想”的手段，改变了人们被禁锢的“紧箍咒”的商标和使用说明，手法更精致了，更成熟了。
中共的所谓“思想路线”，实质上是头足倒立、“扼杀思想”的“愚民路线”，它根源于马克思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第一”的邪说。对于此说，马克思的解释是“诉诸感官”，所针对的是人类正常理性思维，他把人类正常理性思维诬为“头足倒立的唯心主义”，说是要重新颠倒过来，所以要“诉诸感官”。“诉诸感官”，自然就是不动脑筋，就是“屁股指挥脑袋”（毛泽东语），就是“跟着感觉走”。不过，不能完全“由自己的屁股指挥自己的脑袋”，必须得“把屁股坐在党的屁股一边，也就是由党的屁股指挥你的脑袋”；不能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必须得“跟在党的屁股后面”，“跟着被党改造后的感觉走”，实则是“跟着错觉走”。
事实上正是如此。若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共的所谓“思想路线的贯彻”，也就是用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所进行的“洗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如果说中共是出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需要，亦即使人符合当炮灰、当打手、做牺牲，“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要求，主要是歪用人们追求真理、求“是”的热情、愿望，利用强加给人们的仇恨，以及对其红色恐怖的恐惧，运用“幻想催眠术”、“饥饿纪律”禁欲，把大脑给掏空、洗残，硬塞满其“党性”麻药、毒药，压抑、扼杀人性、理性；那么，此后，就是出于邪党滥权分赃、享乐腐化的需要，亦即使人符合当奴工、当帮闲、当打手，“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的要求，主要是利用长期故意制造的对温饱的渴望和穷怕了的恐惧，还有刻意煽动起来的对神佛的仇恨，通过“腐败治国”、“笑贫宠娼”纵欲，在诬陷法轮功、抹黑“真善忍”，麻醉大脑、毒化灵魂的同时，大开感官兽欲发泄的滑梯。诚如九评之一所述：“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给人民以信仰自由。对于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如信仰耶稣和上帝的地下教会成员，中共极尽其残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会终结一党专制，所以不敢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对于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对民间维权人士，也是动辄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给了中国人以另一种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关心政治，不反对党的领导，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放纵开来，直至去干任何邪恶的、伤天害理的事。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共的大堕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
‘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这正是当今中共邪教败坏社会的写照。”
可见，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真实意义在于纵欲，在于用更精致更成熟的手法“禁锢思想”，而不是什么真正的思想解放，并没有贬低它。对于中共历史，习近平讲，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话，不管是不是他的真实看法，不管是不是像有人所分析的只是其策略性的说法，但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这是一句“正牌的党话”。无论谁，只要是在其党内代表邪党说话，就只能说这样的话。有人看出，习近平那话自相矛盾，并提出“不否定‘文革’，怎么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诸如此类的反问？这个看法、那些反问，都有道理（中共本来就是个流氓，从无一定之规，一切都是手段，立场和原则不断变换，充满自相矛盾）。可是，这只是从一个角度而言的。如果再深入一步，从其本质上去看，习近平的这话本身也恰恰证明：“邪教共产党在本质上否定天理、扼杀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极端自私、为所欲为。虽然在实践中不断犯下祸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它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罪恶，也永远不敢让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共产党从来不在乎改换口号和招牌，因为这一切在共产党看来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共产党的生存这个大目标，共产党什么都可以干，因为它毫无道义原则可言。”（九评之八）
上述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重新提出的其所谓思想路线的实际内涵及其真实意义的分析，也说明，中共的邪教本质和流氓本性是一贯的，从来没有改变过。当然，这不等于说，它已经把人们的良知全都给扼杀了。它没那么大能量，老天爷也不允许。要是那样的话，也就没有现今神安排讲真相、唤良知、救好人的事了。但是，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危害也不能低估。特别是今天仍然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抱有幻想的那些有良人，对天灭红魔、三退保命不理解的那些有良人，他们的心结往往在这儿，他们还没有明白，甚至没有想到，“关键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邪灵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九评之八）而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所认定的“解放思想”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牢牢地遥控着禁锢着他们的思想。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包“精神鸦片”的毒性很大、很剧烈，而其“糖衣”很厚、很甜，并且包装很华丽、很时尚，在红朝内部的“口碑”也相当不错，至今魅力还很大、还很迷惑人。
怎么办呢？只有找解药。好在现在真的有了，那就是真相和九评。借此机会，最后就再推荐九评中的几段论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证明，中共每次放松枷锁和铁链，都并不意味着会放弃锁链。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之后，中共曾经以、‘三自一包’来恢复农村生产，但那并不意味着中共会改变中国农民‘农奴’的地位。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也丝毫不影响1989年中共对人民举起屠刀。未来，中共也绝不会因为改换了门面，而改变其流氓本性。
如果觉得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彼党，而满足于眼前的假像，甚至误认为共产党已经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从而不断地淡忘过去，那就是给予中共流氓集团继续生存为害人类的机会。”（九评之九）
“这个越来越走近灭亡末路的共产党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
中国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需要摆脱共产党。”（九评之八）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九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