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6日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悲剧，当然也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之恶果。在编撰《中国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库，1958-1962》的四年中，我有幸认真地阅读了中共的内部资料和档案，发现1959-1962年的大饥荒有一个发展过程：从1950年代初就开始，由小到大、由个别地区到全国蔓延，最终酿成全国性灾难。这一灾难的起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政府于1953年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顾名思义便是国家统制了农民的全部粮食销售，由国家而不是由农民来决定他们必须交给国家多少公粮和余粮。如果政府有需要，农民会被迫将其全部收成销售给国家，而他们赖以存活的口粮，则要等到国家收集了公粮和他们的余粮以后再恩赐给他们，即所谓“返销粮”。这样，中国农民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悲剧命运也就此注定了：作为粮食生产者，竟与其产品（粮食）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而产出粮食的广大农村，竟成为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在中共党内最早提出“统购统销”方法的陈云，其实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也一直是非常犹豫不决的。他在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报告中还自问道：“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是不是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10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致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然而，毛泽东却比陈云坚决得多。早在这一年的10月2日，毛就以战争指挥员的姿态决定“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付出粮的，一面是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他还为自己的决定找到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他还宣称，“粮食征购”其实是“对农民的改造”。对此，邓小平说得更为明确，统购统销是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次很大的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党和政府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
本来，统购统销要征集的是农民的“余粮”，而“余粮”应当是交了公粮(农业税)并扣除了种籽、饲料、口粮等“留粮”之后剩余下来的粮食。但事实上，农民能有多少“留粮”完全是由政府说了算。因为种籽、饲料等作为再生产之必需属于硬指标，政府难以随意裁减，因此“统购”的活指标实际上就变成了农民的口粮。换句话说，征购越多，农民的口粮就越少。但又因为征购越多，政府干部的功劳越大，各级党政府部门就必然用各种手段来压榨农民的口粮，以“超额完成”征购任务。
1954年，就在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实施的第二年，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承认：“(1954年)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亿斤，以至有些地方硬挖了农民的口粮”。在这样的情况下，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人为制造了饥荒和死亡：不少农民或因为口粮全部被争购而饿死，或在被逼交余粮的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或者，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公开反抗，则立即被作为“破坏统购统销”的“地主富农反动势力”，被公安机关逮捕枪决。在1953-1954年，第一轮的统购统销就充满了血腥味。虽然在公开报章如《人民日报》上从没有关于饿死人或“非正常死亡”的任何报导，但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这一年就有数十篇的相关报导。据海外学者丁抒初步统计，1953-1954年间就有数万农民在以“统购统销”为标志的“粮食战争”中“非正常死亡”。
众所周知，四川、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都是重灾区，饿死或“非正常死亡”的农民数以百万计。但认真阅读1950年代统购统销史料的读者还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地区同样是为党国发动的第一场“粮食战争”的重创之地，其区别不过是灾难的规模大小，这恰恰体现了从小雏形到大浩劫的恶性发展过程。例如，四川温江地区是富饶的产量区，但在大饥荒中饿死达百万人。自统购统销政策出台，那里便出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场饥荒。当老实的农民或被逼或自愿地把几乎全部余粮交给了统购统销工作组后，就突然被告知政府不会提供“返销粮”了。于是，浮病流行，饿孚遍地。农民因缺粮求救的所谓“闹粮事件”却被四川主要负责人李井泉等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破坏活动”，116名“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和破坏分子”被中共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关、捕、杀。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下去调查吃惊地发现：“统购过头，农民缺粮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地富反革命煽动闹粮难以自圆其说。崇庆县羊马乡白庙村患肿病七十一人，６月１５日至７月３１日一个半月中死亡十八人，均为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和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全村七十八户贫农，死亡五人；五十五户中农，死亡八人；十四户地主，死亡五人。从死亡比例看，地主最高，中农次之，贫农最低”。
这样的情形绝非孤例于温江。从1953年冬到1954年春，四川全省至少处决了512名“破坏统购统销”的“反革命分子”。胆小怕事者惟有自杀，例如在开始实施统购统销的一个多月里，涪陵地区有17人自杀身亡。山东省莱阳专区平度县十六区，在1954年2月25日到28日，“四天中，因干部强迫农民卖粮而被殴打、绑吊、挨冻的有九十九人，其中打死一人，有四人因被打而自杀(一人自杀未遂)”。山东济宁、德州、昌潍、泰安、章邱、泗水、临沂、广饶、苍山等地在夏粮征购工作中，“因干部强迫命令自杀已死的计二十八人，自杀未遂的二十人。如滕县四区区委组织委员朱惇华在夏征夏购中诬称中农李仲凯(工属)破坏统购统销，把李仲凯绑到乡政府押起来……李仲凯吊死于乡政府内。”安徽在1953年年底就完成了征购任务的八成,但却“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卢江县三个、望江县三个、六安县两个、湖东、潜山、当涂、绩溪、阜南、阜阳、滁县各一个”。从1954年12月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到1955年1月28日止，又“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死人二十九名……从死人的原因来看：因统购统销宣传的不深不透，政策交待不清，并向群众胡说乱讲，甚至说些带威胁的话，而促使自杀的有十二人。因干部强迫命令，硬性的派任务，定产量定高了不予核减，甚至挟嫌报复等而促成自杀的有十三人。有些是余粮户，懂政策，但抗拒不卖，并企图破坏统购统销工作，经揭发、检举畏罪而自杀的有四人。”
又如，1954年6月30日，甘肃省民政厅长李培福和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马青年向省委报告临夏专区发生的饿死人现象如下：
临夏农村缺粮、断炊、逃荒、饿倒、疾病现象很严重，癿藏桥头乡三百八十八户中，饿倒在炕的有三十八户，一百四十多人，有二十户人饿得走路东摇西摆；石头湾村十五户中有十三户已将牲畜卖光，卖地、典地的有九户。……吹麻滩区吹麻潍乡第一行政村一百五十二户，逃荒的有三十八户八十九人，出卖和死亡的大牲畜共五十多头，病死七人；癿藏回族自治区吴家堡乡今年死亡四十二人。东乡、临夏、永靖三地逃荒的有一千二百多户，五千一百多人，从临夏到和政的路上，有一天即有逃荒男女约四千人。
东乡、永靖、临夏县不完全统计：今年一月份至五月份非正常死人共六十四个，其中有二十六个系因缺粮吃而饿死。临夏县多木寺乡马刀刀，五十七岁，因供应的粮食不够吃，上山打柴饿死山上。癿藏马土力卖家中无粮吃，去奔娘家，走到途中，因饿不能行动，怀抱婴儿死在路旁。
发生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干部对去年歉收情况估计不足，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又发生严重偏差。统购时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非余粮户也出卖了粮食。据中央民委马杰同志反映，临夏马莲滩关家村二十七户，只有两户有余粮，有些还是缺粮户和应该救济的户，但在统购时除三户外，都卖了粮。其次是在统销中，有些地方严重地违犯了供应政策……特别是违背了以吃饱为原则的政策，层层控制，扣得太紧，临夏县五月份突然停止和推迟了二万余人的供应；供应者每天每人只有十两至十二两原粮，后来又压缩为半斤至五、六两。居家集、癿藏、吹麻滩三个区有十天无故停止供应，北原区规定每乡每天只供应二百五十斤原粮，马集区规定每乡每天只供应十八户。有些地方并规定有牲畜、有劳力、统购时卖过粮的人等都一律不供给。
因为随着朝鲜战争几乎打成了平手，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袖们觉得他们有了和世界第一强国叫板的本钱。下一步，自然是要更为积极地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参与“冷战”，并积极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实现世界革命的宏图大略。这一想法，在1953年9月毛和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争论中表露无遗。当时梁提出工农之间待遇的差距太大，建议缩小。毛批评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由此可见，毛和中共领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对农民的口粮剥夺其实并非“仁政”；但在他们看来，这服从于他们坚信的打赢“世界大战”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从这一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及中共在1953-1955年间大力掀起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热潮”，拨开“社会主义道路”等官方宣传的美好词藻，其本质不过是更有利于党国直接剥夺农民粮食的一种战略战术而已。因为合作化了，农民便失去了他们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于党国的基层细胞──合作社及其干部。这样，整个中国便完成了一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为党产”的转变，粮食的统购统销自然就容易得多了。这一点，连中共的党史学家都看出来了：“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全国1.1亿户个体农民，被组织到了约100万个农业合作社。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就不需要再直接与农民发生联系了，统购与统销都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进行。”就这样，农民作为生产者，和他们生产的粮食完成了彻底的剥离，彻底地失去了对粮食的支配权。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全国农村完成了合作化的1956年开始到1958年更为狂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之前，饿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恶性事件就以相当规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央绝密档的记载，便有几十次之多。例如，广西有过较大规模饿死人的“临桂事件”和“平乐事件”。1955年7月，“广西省桂林专区临桂县，由于粮食统销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在七月二日前，已饿死五百三十一人，身体浮肿的达六千人”。1955年，在平乐县，政府“普遍购了农民的口粮”，“平乐县二塘区除交公粮、卖余粮外，平均每人全年只有口粮253斤，个别乡每人平均七、八十斤。”1956年春，没饭吃的农民只能大批外逃。据内参资料反映：
平乐全区因灾死亡的共1,095人(饿死的323人，与缺粮有关而死的772人)，因缺粮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5,885人，出卖妻子、改嫁的1,363人，逃荒的8,415人，卖家产渡荒的15,776户。死人以平乐、荔浦、富钟、贺县最多。
另，横县因缺粮致死的434人，自杀的38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东西吃被打死的38人，卖妻子儿女的105人，逃荒的3,734人，患浮肿病的9,350人。
地委书记杨林对严重饿死人的问题不但不正视，反说：我区灾情不大，死人不要背包袱。平乐县民政科写了一个灾情报告，被县委副书记批评为：上报灾情，是想得奖赏么？在一次会议上，曾有人反映下面有饿死人的现象，该县县委书记乔子久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说饿死人，我问你破开肚子看了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米？因此，灾情越发展越严重，直到去年7月省委救灾工作组下去后才得到制止。
甘肃的情况更为糟糕。据该省财贸部的一个绝密统计资料《甘肃十六个县人口死亡、疾病、外流情况表》（1957年12月至1958年5月），通渭、武威、张掖、平凉等十六个县在5个月内共有44,454人因饿而患肿病，3,194死亡；加上其他非正常死亡6,439人，死亡人数已接近万人；此外，还有17,475人外出逃荒。另一份资料显示，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天水地区徽县全县外流人口达1185人，在少数缺粮和疾病严重的农业合作社，生产几乎陷入停滞。“据统计，从1958年1月至4月26日止，全县共死亡3139人，其中死于肿病1113人，黄瘦病327人，流行性感冒565人，其他疾病1134人。由于粮食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有的农民不满地说：‘共产党一切好，就是这回不给粮吃。使人信不过，想不通’。”
又如，云南曲靖专区也有过一个“陆良事件”，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的规模已近两万人。起因是1957年公粮征购过头，县委被迫给闹粮的农民放了一部分粮，结果被云南省委定为对“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反扑”的“严重右倾”，县委第一书记遭到撤换。1958年初，同样的事情发生，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便死也不肯再放粮。结果造成肿病流行，饿孚遍地。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仅陆良县就死了12,912人，占整个曲靖地区死亡人数19,072人的67%，全县人口的5.6%。
值得一提的是，在“陆良事件”之前，云南临沧县在1956年3-9月期间，也发生过因合作化后粮食高征购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根据云南临沧地委的机密报告所述：“事件发生于三个区二十六个乡的范围内，共因饿致死的有110人（其中以四、五两区为严重，在两个区二十五个乡中共饿死108人）”。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是:
“三定”时执行政策有偏差，多购了农民粮食而供应又未及时跟上去……五区区长马文庆同志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因县委原分配给四区的任务，四区完不成，县委即两次口头上加给五区781，570斤），曾向县委提出“五区任务原已较重，这样要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口粮标准，要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县委书记董存忠同志对此意见并未加以认真考虑，而表示：“口粮标准不能压低，任务也要完成，如不执行口粮政策叫你负责。”由于县委对来自下面的意见不加以认真的分析，帮助下面解决困难，而是对下采取强制手段，形成了层层施展压力，致使农村中强迫命令现象严重，“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做法在在皆是，不仅对地富如此，对农民也如此。
到1958年10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已经成为整个云南省的问题。中共云南省委的报告透露，“据最近核对的数字，至十月十日止，全省累计发病三十八万八千多人，死亡三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的占半数。”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下列有意义的结论：1）虽然诸多事件发生时间不一，但起因是一个，即国家对农民粮食的高征购；2）人造饥荒波及的地域，在短短两年内，从临沧一个县的某几个区迅速扩展至陆良全县，乃至曲靖整个专区和整个云南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共对农民口粮剥夺的普遍性；3）饿死人数目急剧上升：1956年还只有108人，两年后至少达到了19,072人，剧增了近20倍之多！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从合作化到大跃进运动，中国农村正从一个深渊走向另一个更大的深渊。
注释：
[1]《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217页。
[1]《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6-297页。
[1]罗平汉，《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1]《邓子恢传》编写组“邓子恢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北京：《人物》杂志，1996年第4期，第22页。
[1]丁抒，“‘统购统销’和‘非正常死亡’”（未刊稿）。
[1]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第32-37页。
[1]参见1954年8月20日李井泉“关于几个问题的讲话”；以及1954年1月6日涪陵地委《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初步总结报告》、《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死人情况的报告》(彭水县档案馆1-1-69、1-1-68卷)。这些史料，载淳世华，《粮食的历史:彭水1959-1961》，香港：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本文来自淳世华先生赠送作者的电子文本，第17-26页。
[1]“山东省夏征和粮食统购工作中发生的问题”，1954年9月1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1]“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1954年1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1]“安徽省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1955年2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1]“甘肃省临夏专区发生饿死人现象”,1954年6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1]黄铭,“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北京：《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第72页。
[1]罗平汉，《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1]“广西省临桂县饿死五百三十一人”，1955年7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1]刘远修，“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死人的情况”,1957年4月16日新华社编《内部参考》。
[1]该档由原甘肃财贸部副部长张天珩提供，张因反对大跃进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11月18日。
[1]“云南临沧地委关于临沧县1956年死人情况的报告”，1957年7月22日。
[1]“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