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8日讯】（新唐人记者陈远辉综合报导）近年来，很多曾被免职的中共官员相继复出，甚至走上更高岗位，引起民间强烈不满。为何“污点”官员得以悄然复出？到底是谁在保护他们？有大陆媒体对比西方国家的情况作出了分析，也有评论直指，中共“能上不能下”的官僚私有化体制是“污点”官员频频复出的根源。
陆媒《中国新闻周刊》报导称，当局对于官员问责及其复出的“有关规定”主要来源于5个文件：中共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6年起施行的《公务员法》、2007年起施行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8年起施行的《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以及中办国办2009年联合下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而被当局多次援引为复出理由的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同时，还规定了凡是任命新的职务都必须经过考察、推荐、公示等程序方可复出。
但实际上，“公示”一说实际上形同虚设，民众看到的更多是一种静悄悄的复出。
有观点认为，问题官员频频复出，是中共官场“能上不能下”的官僚制度的集中体现。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向《新唐人》表示：中共现在是官僚私有化体制，而不是公务员的性质。官员之间是一个共同利益体。同时，官员基层的政权和中共中央集权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一个人出了事情，其他的人因为牵扯到彼此之间的利益和官方一起，他们要竭力的进行保护。”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也曾在微博上表示，官员免职成带薪休假，大量复出极不正常。他认为，中共对官员袒护的行径是极端恶性犯罪，中组部首先要承担责任。
与中共污点官员复出司空见惯所不同的是，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问题官员要再谋仕途却是异常艰难，这其中个人信用受损是重要因素。比如：在美国官员引咎辞职后要谋生，可以经商、写书、去大学教书、加入智库，或者做公益事业，但是要想在政治道路上东山再起可谓难上加难。
近年来复出的问题中共官员
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在2008年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被撤销党内职务；2013年8月却以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2008年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2013年1月又以“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会议。
曾先后任北京市长和山西省长职位的孟学农，因2003年防治SARS和2008年山西临汾特大矿难两度去职；2010年1月再次出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在2008年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而据河北省邯郸市《邯郸晚报》报道，冀纯堂2011年10月开始以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身份公开亮相。
原上海静安区委原副书记、原区长张仁良，因2010年上海静安大火被免职；据新疆媒体报道，2011年11月张仁良复出任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2012年1月担任中共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的于幼军，2008年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2011年2月12日，中共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网站发布消息称，任命于幼军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