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4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卖国贼的“爱国”勾当：伤天害理种鸦片
中共的禁书风波，引出中共抗日时期在延安种鸦片的话题。全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亲自拜访袁鹰，解释说该署针对的是出版社“违规”而非针对作者个人。邬书林还提到若干“违规”处理原因，“《沧桑》里写到延安时期种鸦片，北京军区‘干休所’有几位老同志看了很气愤写信上告。”《沧桑》作者晓剑，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说，这叫“掩耳盗铃”或别的什么都好，在我的三十多万字的全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种鸦片，我只是说种一种“土特产”。晓剑在这些“老同志”面前，实在是有些太毛嫩了。他不知道当年就是采取这种“掩耳盗铃”的方法，把“鸦片”对外公然谎称作“土特产”的。你现在把“掩耳盗铃”故伎重演，这不就成为文革中的“揭老底战斗队”了吗？
关于这点，我在《毛泽东与猴》一文的结尾就着毛泽东说他由于“天天浇水”，所以有权 “摘桃子”，写道：“‘天天浇水’是实话。但浇的不是桃树，而是罂粟。国难当头日，国军抗战时，毛与共军却在奋力开展一个亡国灭种的种鸦片的生产大运动”！下面，再听我细说端详：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我们单以鸦片对国家民族的危害来说，起码也如当年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若再听由鸦片泛滥下去，则数十年之后中原再无可御敌之兵，也没有可以充饷之银。”现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日寇侵华之际，趁火打劫，灭绝人性地向自己的国家、民族发动了一场鸦片战争。
有中共党史活字典之称的司马璐在其所着《中共历史的见证》中指出：中共“在敌人后方开展经济斗争，如抢购银元、黄金、囤积生活必需品、利用共军控制区走私，包括向白区推销南泥湾特产（鸦片），由贾拓夫主持，扩大财源。”（页八十九）
[一] 老红军干部的回忆
据位老干部回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采访他的记者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想想上面的数据，每亩平均产量不过二三十斤，也委实低了点，这说明开荒的土地的确不是全种了粮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分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分卖到民间，部分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那位老干部说，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我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还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
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在笔者看到《第一二零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曾写到：“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时，还一直纳闷那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有何值钱的“土产”可以换来这大批的物资。看了上文，自然茅塞顿开。
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的“土特产经营”。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老毛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这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为此，老毛又召见南汉宸，嘱咐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二] 革命的生意经
有了老毛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一般认为，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老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着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建政以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
[三] 外人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延安日记》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延安日记》的记者彼得问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老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它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后面附件里的就是冀鲁豫边区的，国民政府档案中也曾提起浙西共占区也有此行径）。
[四] 国民政府档案中的有关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
一九四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情形。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第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傅作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朱绍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一九四二年十月四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四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
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
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