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2日讯】编者按：本文作者是曾在中共内从事敏感职业并曾是大连薄熙来圈内的知情者，该知情者表示：“我从1985年党校毕业被分配到一个极特殊的单位（中国老百姓认为很神秘的部门）工作，到我2010年全家离开中国，大连市商界的许多老板都成为我的朋友，各级政府中许多官员也是我的朋友，2000年底以前，因为我工作的特殊性，我也有多次机会向薄熙来当面汇报一些事情。特殊的工作让我和我太太知道有关薄熙来的事情确实很多。”
知情者称，“2010年我们全家成功移居民主国家。来到自由世界后，使我有充分的机会了解中共的历史，知道更多的真相。我按照正确指引实施了三退，但我没有加入任何组织，也没有泄露曾经掌握的机密。我虽然笃信上帝，却没有参加教会。现在多数时间与身在国外的大学时期的老同学、老朋友喝酒、饮茶、聊天、旅游，几乎断绝了一切与国内政、商两界的联系。如果不是这次用心关注对薄熙来的所谓公审，看着他们演绎的弥天大谎，也引发不出我的感慨，觉得该写点什么，以正视听。这也算对中国同胞和人类社会的一点贡献，也算是我的另一种忏悔方式。”
他说：“以我掌握的薄熙来的最大罪状应该是反人类罪。至于中共当局认为其性质严重的受贿、滥用职权、阴谋政变、结党营私、贪污和玩弄女性等，我认为这些与反人类罪相比，不值一提。中共当局用掩人耳目的三宗轻罪欲掩盖薄熙来犯下的滔天大罪，势必是要为薄熙来之流的罪恶背历史的黑锅承担历史的罪恶。”
知情者透露，中共纪委、检察院掌握的向薄熙来夫妇行贿的人不下几百人，行贿金额在100万以上的也有200多人，已经查证的薄熙来受贿金额不少于11个亿，这还不包括其妻子谷开来借用薄熙来的权力巧取豪夺的更多不义之财。
他说：“当年，我与薄熙来和中共的‘决裂’也是缘于薄熙来的反人类罪。即便是按照起诉书列举的三宗罪，中共当局刻意隐瞒的事实昭然若揭。”
30多年前审判“四人帮”时都作了电视直播，在电视和互联网更普及的今天，中共公审薄熙来为什么不选用电视或互联网直播，而是采用滞后的微博“直播”？这是源于中共对薄熙来这个演员的不完全信任，害怕薄熙来的嘴万一把握不住，卖力表演过了头，把不该泄露的内容公诸于众，使中共导演的公审不仅无法收场反而弄巧成拙，甚至危及中共政权。
知情者认为，济南中院发布后即被删除的“六条指示”，这诡异几分钟释超大信息量及庭审真正要披露的重要信息，薄熙来的上级只能是由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其中的常委（现在媒体纷纷报导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他说：“受薄熙来启发，我也随便拿几个有关涉及薄熙来的不大不小的单公布，以示诚意。”
以下是这位知情者公布事实真相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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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薄熙来的审判充满八卦意味，让全世界都感到稀奇。其实，以我对薄熙来的了解，薄熙来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完全是在按照最高当局事前编好的剧本演戏，只是法官、公诉人、旁听者和公众被蒙在鼓里，并配合薄熙来演完了这场跌宕起伏的大戏。
薄熙来其实是一位思维缜密，记忆力超人，语言表达能力、现场发挥能力或蛊惑能力超强的人才。但薄熙来同时又是一个心胸狭窄、小肚鸡肠、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心狠手黑但又胆小怕死的机会主义者。
中共高层设计审薄闹剧的目的
从庭审中可以看到，薄熙来推翻了包括自己手书在内的全部证据，拒不认罪，将庭审变成一场闹剧。国外媒体一致认为薄熙来没有按照与中共事先达成默契的脚本演戏，薄熙来正在做鱼死网破的最后挣扎，其实不然！这恰恰是中共高层设计好的剧本，薄熙来也不愧为一个天生的好演员。为什么这么说呢？
将薄熙来案公审这是中共早就对外宣布的信息。为了使中共在国际上摆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权代法、无事生非、栽赃陷害、刑讯逼供或违法审判的负面形象，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刚刚形成的新一届中共高层绝不会放过利用公审薄熙来的大好机会，借此向世人展示中共其实有民主、有法制、有自由。庭审不会走过场，没有固定脚本，也没有未审先判。以达到让世人相信中共一贯采用的刑讯逼供、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事实并不存在。
另外中共也会借此机会，向国内外释放中共内斗占优势一方的信息，以达到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效果。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能够引起全球关注的事件，另一个是需要一个好演员。公审薄熙来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而他们知道薄熙来天生就是一个好演员。薄熙来为了保命，就必须按照中共高层的要求让庭审达到自然、逼真的效果。最终，中共的目的达到了！
为了让一部戏要吸引更多眼球，导演会告诉演员哪些该说，那些不该说。该说的一定要说，不该说的坚决不能说！
薄熙来的性格是宁肯苟且偷生也不会大义凛然面对死亡。以薄熙来胆小怕死的本性来说，他当然知道当庭翻供的风险和后果。如果薄熙来不翻供，全部认罪，庭审草草收场，中共要想为自己洗刷其负面形象或警告对手的努力就会告吹。
以薄熙来的智商和对中共行为的了解，他不会不想到中共惯有的言而无信，卸磨杀驴的伎俩，及借此翻供带来的“百般抵赖”、“不知悔改”而产生的“恶劣”影响，可能罪加一等。
中共高层设计的游戏规则是进可攻、退可守，游刃有余。但对已经实际处于囹圄中的薄熙来已没有选择！他已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只是游戏中的一枚棋子。
傻子都能看出来，指向薄熙来的证据都是确凿的，根本翻不了供。翻供是苍白的、甚至是徒劳的。薄熙来或许比别人更清楚这个事实和翻供带来的恶果！但薄熙来为什么还要自始至终那么不辞劳苦地翻着、翻着？这就是演戏、演义。
薄就像一个小丑，被导演指挥着。他的翻供让更多的人感到他善于伪装、善于撒谎、善于嫁祸、善于诬蔑、善于狡辩，就是不敢面对事实。这让他的伪君子无赖形象暴露无遗。由此可见，导演的用心良苦！这也是中共高层要达到的目的。
中纪委掌握大量、确凿的薄熙来所有罪宗证据
中纪委掌握大量的、确凿的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其他证据，如果中共真要对薄熙来翻供加以回击，完全可以在以后的庭审中抛出更多证据，以增加对薄熙来的量刑，直至处以极刑。但是，直到这场庭审闹剧般地谢幕，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鱼到底是死是活还不得而知，但起码网没破。
薄熙来案的开庭公审预告为2天审理结束，还没审怎么就能预计2天可以审结？这是基于中国法院审判其他中共高级贪官的经验：2天审结，择期宣判。庭审大戏一开场，就决定了这出戏不是2集连续剧，而是更长！
第一天庭审，法官懵，公诉人懵，全法庭的人懵，公众也懵，只有薄熙来清晰，导演清晰！
薄熙来借着翻供，把导演要他传达的信息一点一点地说出来：
（一）中共没有对嫌疑人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取证。注意薄熙来的说辞：“中纪委对我审查阶段，专案组多数人是文明理性的，给我吃住挺好，伙食不错，有医疗保障，多数同志文明礼貌。”
被判有罪，从正在监狱服刑的薄谷开来在录像作证中，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
然后薄熙来开始告诉你，他此次庭审为什么会翻供。他接着说“但这种情况并不排除刚才我所说精神的压力，这些精神压力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好像是说，薄熙来因为当时有精神压力，所以，在自书和亲笔供词时才会因压力作用承认那些“莫须有的事实”，今天在庭上，我没有此前的压力了，可以实事求是了。这个理由是不是很牵强？
济南中院发布后即被删除的“六条指示” 诡异几分钟释超大信息量及庭审真正要披露的重要信息
（二）在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发生后，薄熙来所采取的行动都是按照上级的“六条指示”进行的。公诉人认为，“被告人薄熙来当庭罔顾事实，提出无理辩解，企图混淆视听。例如，在同意出具王立军虚假诊断证明的问题上，薄熙来一再强调，是基于上级的指示。但是在案证据证实，薄熙来同意出具虚假诊断证明在前，其所说的上级六条指示在后，而且，上级指示中，没有出具虚假诊断证明的要求”。
诡异的是仅仅过了几分钟，济南中院发布的此微博内容就被删除了。看似简单的这几分钟，释放的信息量超大，或许也是这次庭审真正要披露的重要信息。这也是根据导演要求出现的剧情。
庭审微博泄露所谓“上级六条指示”不是失误，也不是马虎，而是有意为之
大家都已经知到，济南中院为薄熙来庭审而发布的微博实录，其实根本就不是直播，而是节录、选播（相信时间会告诉我们庭审被屏蔽掉的真相）。若真想实录、直播，电视直播或网络直播岂不更好？济南中院发布的微博是经过筛选、删改、审查后才被发出去的。以我对中共的了解，负责该微博审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多人组成的审查小组。所以，庭审微博泄露所谓的“上级六条指示”不是失误，也不是马虎，而是有意为之。
30多年前审判“四人帮”时都作了电视直播，在电视和互联网更普及的今天，中共公审薄熙来为什么不选用电视或互联网直播，而是采用滞后的微博“直播”？这是源于中共对薄熙来这个演员的不完全信任，害怕薄熙来的嘴万一把握不住，卖力表演过了头，把不该泄露的内容公诸于众，使中共导演的公审不仅无法收场反而弄巧成拙，甚至危及中共政权。
薄熙来的上级只能是由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其中的常委
中共公布天下的“上级六条指示”就是要调动大众的胃口，许多人一定会问：这“六条指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上级”是谁？是哪一个人还是哪个部门？薄熙来当时已经是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他的上级只能是由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其中的常委，上级部门只能是由这些政治局常委任职的部门，如：政治局常委会、军委、政法委、中纪委、人大常委会或政协常委会。到底是哪一个常委或部门发过这个“六条指示”？这是否意味着当年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现在有麻烦了（姑且按照中共内部斗争的惯例这么猜想）。
我与薄熙来和中共的“决裂”是缘于薄熙来的反人类罪
为什么我敢断定薄熙来的当庭翻供是预先设计好的，不是现场独自发挥的？
8月22日， 济南中院公开开庭审理薄熙来，检察院对薄熙来的指控只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宗罪名。
以我掌握的薄熙来的最大罪状应该是反人类罪。至于中共当局认为其性质严重的受贿、滥用职权、阴谋政变、结党营私、贪污和玩弄女性等，我认为这些与反人类罪相比，不值一提。中共当局用掩人耳目的三宗轻罪欲掩盖薄熙来犯下的滔天大罪，势必是要为薄熙来之流的罪恶背历史的黑锅承担历史的罪恶。
当年，我与薄熙来和中共的“决裂”也是缘于薄熙来的反人类罪。即便是按照起诉书列举的三宗罪，中共当局刻意隐瞒的事实昭然若揭。
起诉书指控薄熙来受贿部分只涉及两个人，一个是唐肖林，一个是徐明。起诉书指控“2000年至2012年，薄熙来单独或者通过其妻薄谷开来（另案处理）、其子薄瓜瓜，收受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肖林（另案处理）、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另案处理）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179.0587万元”。
2179万！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或许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对薄熙来来说根本不足挂齿。
从1984年薄熙来出任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大连市金州区委书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开始，到2004年薄熙来担任商务部部长以前20年间，在大连和辽宁向薄熙来行贿的何止唐肖林、徐明两人。如果真是这样，薄熙来不仅不是贪官，而且是中国高层中最大的清官！名垂青史都没有问题。
中纪委查证的薄熙来受贿金额不少于11个亿
我了解到，中共纪委、检察院掌握的向薄熙来夫妇行贿的人不下几百人，行贿金额在100万以上的也有200多人，已经查证的薄熙来受贿金额不少于11个亿，这还不包括其妻子谷开来借用薄熙来的权力巧取豪夺的更多不义之财。
在第一天的庭审上，其实薄熙来已经说漏了嘴，以济南中院8月22日微博为证：“被告人：当时，我考虑到大势所趋，无可挽回。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表示拿两个大单，一个是唐肖林和一个是徐明”。
这就是说，薄熙来当时为了蒙混过关，才不得不在众多行贿人中“精心”选取了唐肖林和徐明。以薄熙来的头脑和行事准则，他当时断不会供出真正的“大单”，更不会主动供出全部行贿人名单。唐肖林和徐明其实就是向薄熙来行贿的众多行贿人中的两个小单。
最早知道薄熙来受贿是在1990年左右 披露给薄熙来送钱的一些细节
我最早知道薄熙来受贿是在1990年左右，中外合资大连开发区金港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好像叫周世金（绰号周麻子。因时间太长，有可能姓名搞错，但绰号“x麻子”没错）跟我说为了给公司办事，薄熙来曾毫无顾忌地收受了他一次性送去的150万元现金，其结果是薄还没有把事给办成，送去的钱也没有退回来。
那时，中国的万元户都很少，150万元对当时的我来说好比天文数字。我初次听周麻子说这事也仅当是他吹嘘，后来因为经常需要他司机帮我出车，我和他的司机就很熟悉了。他司机跟我详细说了给薄熙来送钱的一些细节。当时是司机拉着周麻子分几次去银行取的现金，每次都要用一个旅行袋装钱。也许那时没有概念，他们当时从银行取的现金都是银行内部关系给准备的“嘎嘎”新的钞票（单捆钞票号都是连续的），有100元面额的，也有50元面额的（当时100元面额的还不是很流通）。钱是周麻子直接送到薄熙来家的。
司机说不清到底送了多少钱，只记得周麻子拎着挺大的装得满满钱的一个深蓝色旅行袋进了薄熙来住的地方（他记得当时薄住在靠近大连水面舰艇学院附近北面的一个向南的半山腰上），不一会空着手出来的。周麻子跟我描述当时给薄熙来送钱的经过：薄熙来太他妈牛逼了！那天，我先说明来意，说给他送点东西。他看了我拎一个大袋子，也不问是什么，只是假惺惺地笑了笑，示意我把袋子放下，连他妈座都没让我坐一坐，只说了声“谢谢”就让我走了。
我当时问周麻子“你跟薄熙来交情深吗？”他说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说“他不认识你，就敢收你的钱？再说，他不认识你，你也敢送钱求他办事？”他说“这事是董事长安排的。此前，也是董事长和薄熙来联系的。董事长和薄熙来很熟悉，提前打了招呼的”。
此次庭审，唐肖林的证词是：“在04年我发现薄熙来住处比较简陋，便准备了5万元人民币和一些礼品，用深色袋子装到了商务部办公室，我们聊了一会我告诉他袋子里有5万元人民币给你用的，他笑着点点头说不缺钱用。05年初我又给薄熙来送的8万美元，当时我进入薄熙来办公室后，把它和办公用品装在一起后，到他办公室里。我说这些钱给你，他点点头”。
我虽然当年不喜欢唐肖林小人得志的张扬，但我对唐肖林的上述说法是同意的。一个活脱脱的薄熙来收贿的场景就浮现在我眼前。没有亲自送给薄熙来“礼物”的人是绝说不出这个场景的。那确实就是薄熙来收受他人财物时的一贯表现：他就像个皇上，他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包括给他送钱、送东西的人－－这是大连一个大型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对薄熙来的总结！
特殊的工作让我和我太太知道有关薄熙来的事情确实很多
我从1985年党校毕业被分配到一个极特殊的单位（中国老百姓认为很神秘的部门）工作，到我2010年全家离开中国，大连市商界的许多老板都成为我的朋友，各级政府中许多官员也是我的朋友，2000年底以前，因为我工作的特殊性，我也有多次机会向薄熙来当面汇报一些事情。后来因为彼此熟了，再到薄办公室的时候，我也会给薄熙来带一些价值不菲的礼物，那是别人送给（准确地说是行贿）我父亲的礼物，但我从没有给薄送过钱。有几次，薄熙来都是将礼物随手放在桌边，除了经典的笑容，经常连个谢字都没有。
特殊的工作让我和我太太知道有关薄熙来的事情确实很多。薄熙来受贿是家常便饭，拿钱不办事也早成了旧闻。此次庭审指控薄熙来贪污仅仅500万元，而且，还不是问题最严重的小金库里的钱。
薄熙来当年的小金库到底有多少钱，恐怕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小金库的资金主要供主是土地开发办的郑惠、张国安以及董伟、金建利等人。薄熙来从市长升任市委书记到离开大连担任辽宁省长，临走时并没有将小金库的现金和收支情况交给接任的市长或市委书记。为什么没有人问：这些钱到底有多少？这些钱哪里去了？郑惠跑了，可张国安、董伟、金建利等都还在。
谷开来贪得无厌，在大连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管大钱小钱谷开来都不放过。那时大连商界给谷开来起了个绰号叫“破耙子”，意思是她啥钱都搂。特别是她被诊断得了皮肤癌之后，搂钱更是变本加厉。
许多给薄熙来行贿的钱，都是开来律师事务所、昂道律师事务所接收的。开来律师事务所每年有几十亿的账面资金往来，谷开来却从未缴纳过所得税，当时也没人敢查。
我按照正确指引实施了三退……公布这算对中国同胞和人类的一点贡献及我的另一种忏悔
我和我太太是2004年几乎同时被批准离开原工作单位的，我们都被要求签署一份终生保密协议，还有附加3年内不得出境（包括香港和澳门），不得在三资企业/机构任职的条件。
2010年我们全家成功移居民主国家。来到自由世界后，使我有充分的机会了解中共的历史，知道更多的真相。我按照正确指引实施了三退，但我没有加入任何组织，也没有泄露曾经掌握的机密。我虽然笃信上帝，却没有参加教会。现在多数时间与身在国外的大学时期的老同学、老朋友喝酒、饮茶、聊天、旅游，几乎断绝了一切与国内政、商两界的联系。如果不是这次用心关注对薄熙来的所谓公审，看着他们演绎的弥天大谎，也引发不出我的感慨，觉得该写点什么，以正视听。这也算对中国同胞和人类社会的一点贡献，也算是我的另一种忏悔方式。
公布涉及薄熙来的不大不小的几张贪腐清单
受薄熙来启发，我也随便拿几个有关涉及薄熙来的不大不小的单公布，以示诚意。
我大概是在1988年前后认识大连城建开发公司的经理郑惠的。当时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想买由大连城建开发公司建设的一套2居室住宅，我给城建公司打电话，被转给郑惠接的。我自报家门并说明原因后，郑很热情。我俩此前虽未谋面，电话里郑已经向我表态，可以优惠。我陪着同学按照约定来到位于解放路葵英街附近城建开发公司的一处办公室，郑惠和他公司的一个女财会人员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大连城建开发的一般住宅每平米售价在700-900元左右，郑惠给我同学的价格是每平米550元。为此，我还收到了同学送我的两瓶酒：一瓶西凤、一瓶竹叶青。
后来有几次郑惠他们同学聚会喊我一道去凑热闹，我才知道郑惠毕业于南关岭的大连管理干部学院。包括那时认识的徐长元、李德和、管殿河、于春阳等等好多当时在政府不同基层部门为官的人（有些名字记不清了）都是大连管理干部学院的毕业生。后来郑惠得到薄熙来的赏识，被委以肥缺，他的一些要好的同学、哥们也得他引见，结识了薄熙来，为后来仕途的突飞猛进沾了不少光。当然，这些人也孝敬了不少银子。直到郑惠离开大连不知去向，传说他现居住于美国。
郑惠为了在同学和朋友中表现他和薄熙来的关系不一般，借着酒劲，他也经常披露一些内部消息。记得有一次，有人问他“给二当家送钱他真的不收吗？”郑惠的回答是“不收小钱”，接着又说“你要是有小钱，可以通过我转交。”“多少算小钱？”“100万以下”。那时，单位分配给我一小三室（90多平米）的新房子据说花了6万多块钱。
当时官场上有些人称呼薄熙来为二当家的，应该是薄熙来在家中排行老二的原因。后来薄熙来知道有人私下里这样称呼它，非常愤怒，以后就没有人敢以“二当家”称呼薄熙来了。“二”在大连的方言中经常被用于贬义，如“老二”（指男性阴茎）、“二流子”（指地痞、流氓）、“血（xi□）二”（或“彪子”，指特傻）、二楞子（指办事鲁莽）、二逼等等。
孙生有是薄熙来最大的钱袋子
郑惠到底送给薄熙来多少钱，我不知道，只是知道，郑惠在离开大连失踪以后，其经手的有据可查对不上账的金额是1亿9,600多万（这还不包括用假单据冲账和收取现金没有入账的部分），而并不是后来流传的3,000多万。关于郑惠帮助薄熙来用土地贿赂北京的太子党，网上已有多篇文章，虽然与我掌握的情况有些出入，也不再赘述。
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说徐明是薄熙来的钱袋子，此言差矣！徐明被查出来的行贿金额不过2,000多万，还进不了贿赂薄熙来的前10位。薄熙来在大连当政时真正的钱袋子是新型房地产的孙生有，大连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大连金广集团的范广臣，大连阿尔滨集团的赵文玉，大连渤海集团（红旗镇）的于敏，大杨集团的李桂莲，大连金港集团的孔兆恩，大商集团的牛刚，大连华丰集团的任运良，大连亿达集团的孙荫环，大连珍奥核酸的陈玉松。其中，孙生有发誓只效忠于薄熙来，不像其他金主，既讨好薄熙来，也讨好薄熙来的对头毕锡桢、魏富海、曹伯纯、于学祥、卞国盛、孙春兰等。
孙生有是薄熙来最大的钱袋子，他向薄熙来夫妇行贿的金额不低于1.5亿。孙生有有一个大保险柜专为薄熙来时刻准备着5,000万元现金，以备薄急用。孙生有的三儿子孙才魁不止一次在朋友圈中提及此事。
另外大连顺达房屋的程显俊，大连大实集团的王学义，大连华丰家俱的何云峰，大连韩伟集团的韩伟，大连海昌集团的曲乃杰，大连华南集团的张传贵、张传富兄弟，大连宏光好运来的周瑞林，大连宏孚集团的李宴清，大连干豪集团的王晓光等，也都称得上是薄熙来的金主。他们向薄熙来夫妻行贿的金额都不比徐明少。徐明的年龄确是以上金主中最小的。
以上人员中，有大部分也同时向北京掌权的各级 “首长”、权贵大笔行贿。
以上讲了商人行贿，其实，向薄熙来夫妻行贿的官员也不在少数。以我掌握的向薄熙来行贿不属于“小钱”范畴的官员排序如下（按行贿金额从大到小排列）：
张国安、戴玉林、郑惠、钱忠杰、刘宪茹、周海斐、阎承琦、宋增彬、张军、毛岩亮、冯韧、张杰威、徐长元、姜成十、刘常德、金建利、李敏也、孙广田、董伟、姜丽华、张继先、刘俊文、袁克力、巩其庄、刘岩、谭积斌、张世臣、邢良忠、姚家凯、董长海、贺旻、于滋。
其实，向薄熙来夫妻以各种名义行贿的商人和官员还有很多，这些人我记不住全名，以后想起来再补充吧。
不管是商人还是官员，向薄熙来夫妻行贿也是形势所逼，不然他就是再有本事，也很难施展其抱负，达成愿望。如王健林和周海斐就是例子，他们都是我认为很有能力的人。
所有行贿官员本身的工资并不高，即便倾其毕生工资不吃不喝不消费也攒不出来这些行贿款。他们用以行贿的资金来源只能是通过受贿或贪污获得。这也是中国官场的公开规则。在中国，无官不贪腐，如不能将其权力用至极尽，比如有贪腐1,000万的权力，只贪腐了500万，且凡事留有余地，在百姓眼里，就是好官了。
从1998到2004年，大连市所辖各区市主管土地的局长，每年还没有个人现金“收益”低于1,000万元的。其中2000-2004年，主管土地的局长，每年个人现金“收益”均高 于2,000万元。至2004年以后的情况，因为我离职，就不得而知了。但至今，没有任何信息显示这些“土地爷”中的任何一位受到过任何处理。
记得2007年底，有一位在市委组织部工作的朋友，对我谈及2008年即将出任副市长的张军时，言语间露出的无可奈何。他说：张军这个王八犊子，仗着有人撑腰，只同意做主管土地开发、规划的副市长，是不是常务副市长他都觉得无所谓。否则，他宁肯不做副市长，还做大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主管土地资源油水之大由此可见。
谷开来代薄熙来直接收受的贿赂最多 大秘吴文康代薄收受的贿赂相当可观
谷开来代薄熙来直接收受的贿赂最多，薄熙来的大秘吴文康（人称大吴）代薄熙来收受的贿赂也相当可观，他其实也是薄熙来和金主联系的纽带。借机，借着薄熙来这棵大树，大吴可谓揽财有道，他自己和家人都大肆索贿，积累了数量庞大的资产。
薄熙来“大黑石旅游渡假村”题词背后的贪污黑幕
薄熙来很少题字，得到薄熙来的题字也是大连许多老板和官员梦寐以求的。“大黑石旅游渡假村”是薄熙来少有的题词之一。薄熙来的这个题词，是大黑石村的村长曲忠实通过行贿副市长刘俊文、刘常德和大吴，由他们三人出面说服薄熙来的。刘俊文从曲忠实那儿得到了300万元，大吴得到了200万元，通过大吴转给薄熙来500万元。
大吴还和刘常德各获得一套大黑石海边的独院别墅，后来，当薄熙来收到检举曲忠实的群众举报信，举报曲忠实贪污村里的10多个亿，并花了村里一个多亿为自己在北京黄金地段买了一套大四合院，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为2个女儿买了2套豪华独立别墅时，通过权力给压了下来（到我离开大连，此事一直无人追究）。
为感谢薄熙来，曲忠实准备了2,000万元现金分两次交给了大吴（其中的1,500万元是让其交给薄熙来的）。
—— 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