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7日讯】（新唐人记者李剑综合报导）近期，中共当局推出所谓清理网路谣言的运动，短短几天之内中共以肃清“网路谣言”、净化网路环境为名，在全中国抓捕了数千人，造成民间一片白色恐怖，有分析指出，网路上的言论即便真是谣言也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动辄用国家机器惩治“谣言”的公权行使习惯。
近日，中共警方以涉嫌“网路造谣”、“寻衅滋事”的名义，相继拘捕了所谓的网路推手“秦火火”、《新快报》记者刘虎，又以“嫖娼”的名义拘留了微博大V薛蛮子等。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虽然此举声称是为了肃清“网路谣言”、净化网路环境，但背后的用意显然是“敲山震虎”，警告大V们。
张千帆认为，秦火火的不当言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政府或名人的“攻击”，涉嫌侵犯他们的名誉权；一类是以不道德方式包装、炒作个别女性，并从中不当牟利。如果后一种行为侵犯了特定人的权利并触犯刑法，可以依法惩治，但是一般需要受害人自己出面起诉，而且此类官司多属于民事纠纷，无需公检直接出手。
张千帆说，前一类言论如果伤害了特定人的名誉，一般也需要受害人自己出面；如果雷锋的名誉受到损害，那么雷锋的家人可以出来维护他的名誉，所谓“群众举报”不是动用公权的理由。问题是秦火火所涉及的都是“名人”。虽然名人有受法律保护的名誉，秦火火不能恶意诽谤，但是为了便于社会监督公众人物，证明诽谤的举证责任很高。在名人的名誉权和秦火火的言论自由之间，宪法的天平却向后者严重倾斜。
无论是雷锋、张海迪、杨澜，还是军队将领罗援、戴旭，这些秦火火“造谣”的对象显然都是名人。秦火火说雷锋的道德楷模形象完全是由国家一手制造的，真实的雷锋生活奢侈、为人虚荣，根本不是什么道德榜样，因而被认为严重玷污了雷锋的光辉形象。他说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说罗援的哥哥罗抗在外企工作是“卖国”，说戴旭在禽流感期间发表的言论“反人类”，组织网路水军攻击《环球时报》胡锡进是“狗”，并编造了“红会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事故”处理事件和“李天一事件”中的某些细节。
雷锋有什么不可“玷污”?
张千帆质疑，雷锋有什么不可“玷污”的？他是一个五六十年代打造的政治形象，现在早已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但仍然是一些人的道德偶像。对于他们来说，尤其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雷锋。如果崇拜了一辈子，最后发现自己的偶像原来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未免太遗憾了；与其如此，不如早点醒悟，另找其它更靠得住的精神支柱。
如果秦火火编的雷锋生平是虚构，也犯不着动用国家机器；国家需要做的，至多是发布正版的雷锋生平，自然可以起到辟谣的作用。即便这件事情也大可不必国家出面，一个没有任何公权色彩的历史学者即可完成，他的说话还比政府直接发话更具公信力。
张海迪、罗援事件也如此
张千帆认为，张海迪有没有日本国籍、罗援的哥哥是否在外企工作，都是可以公开验证的事实，自己出来澄清就完事了，没有必要搞得那么义愤填膺。张海迪是中国残联主席，具有官员身份；她是否具有外国国籍，是社会普遍关心的公共问题。如果没有，她也并非因为秦火火造谣就百口莫辩。作为公众人物，她完全可以亲自出面澄清。
如果张海迪没有日本国籍，罗援没有在外企工作的哥哥，他们完全可以站出来澄清真相，而以他们的话语力量，相信多数网民会还他们清白。
针对戴旭、胡锡进不涉捏造事实
张千帆认为，秦火火对戴旭、胡锡进的“攻击”更多的出于个人价值的判断，而不涉及捏造事实，因而法律没有干涉余地。简单地说，他就是表达一个意思——“我不喜欢你！”。
戴旭曾发微博建议，禽流感造成的损失并不比其他灾难如转基因更严重，并很有可能是美国的生物战武器。他说过此话是一个没有异议的事实，但这样的言论是否构成“反人类”，则见人见智。
戴的粉丝会咒骂美国以表达对他的认同，秦火火则用“反人类”来表达对他的排斥。这种表达可能是理性温和的，也可能是尖刻粗鄙乃至不堪入耳的。骂脏话显然不可取，但并不能为法律所禁止。网上骂脏话的多了去了，法律有能力制止吗？如果法不责众的话，为什么单单惩罚秦火火呢？
“谣言止于智者”
张千帆指出，如果稍有失实即被当作“网路谣言”或“寻衅滋事”治罪，还有谁敢讲话？即便秦火火等人有言论失实，也是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的。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
张千帆表示，秦火火的言论即便真是谣言也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动辄用国家机器惩治“谣言”的公权行使习惯。
如果一旦出现不同声音就动用国家机器使之消失，那么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真相反而不可能弄清楚了。公权力可以将任何造谣者打入大牢，却没有能力消除谣言——即便货真价实是谣言——在人们心中产生的疑惑。
“百姓民生社”发贴文表示，“网路议政，大V嫖娼了；传播宪政，教师停课了；质疑雷锋，小人刑拘了；实名举报，记者被抓了；要求财产公开，公民失踪了……有人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实际上想‘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人，正在陆续被关进笼子。故事，似乎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