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6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对比反右派与反右倾
整个大跃进，是毛泽东在浸透着百万右派血泪的中华大地上，用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的赤血白骨堆起一座标志着个人野心的“丰碑”。反右倾则是毛泽东不承认大跃进的失败，在庐山举起屠刀，从彭黄张周开刀，杀向那说穿“皇帝光着身子”的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自欺欺人地宣称大跃进取得了举世罕见的“伟大成绩”；接着又是一意孤行，“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使中国人民承受累累的恶果。当时留下的民谣为证：“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总路线成了肿路线，全民皆浮肿，连红太阳都浮肿了……“打肿脸，充胖子”，便成了大跃进惟妙惟肖的象征。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对庐山这场腥风血雨的见证，就是对这段历史的“实录”。（后面除特别标示外，都引自该书，只标明页数）
该《实录》中，对反右倾与反右派相提并论的地方，达三、四十处之多，如，在该书的第二页上就指出：“他（毛泽东）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而毛在庐山的每次讲话，几乎都要挂上一笔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作为陪绑，一则用以说明过去反右派的必要性，再则是用过去杀死的右派之“鸡”，儆今日仍存活的右倾之“猴”。我们从中就可以察觉到两个运动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论述，将以《实录》作为论纲，侧重于谈反右倾，并在此基础上与反右派做比较，以期呈现其相关性与相似性，进而洞察历史事件的本质联系，即规律性。
（一）两个运动起因的同质性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四四三）
“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套在反右倾运动上就是：
第一条，大跃进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彭德怀、张闻天等说的“有失有得，得不偿失”，还是毛泽东说的“得多于失，失少得大”？（页二一六）
毛泽东对《李云仲的意见书》批示说：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页六十三）
林彪批彭德怀说：他还说“有失有得”，哪里是有失有得呢？他说的其实主要是失。我们说主要是得，部分损失。所以他这样倒过来说，是有文章的。（页二七九）
毛泽东说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书的批语说：“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表现。”（页二十七）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说：“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错误缺点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页三五三）
不少工程师说：“炼钢损失了二十三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如果拿这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一机部的工程师说：“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说产量可以翻一番，两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众说行，群众是多数，你说不行也不行，走群众路线的结果走错了。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懂装懂。”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五八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质供应紧张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 “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或冷或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页五九-六零）
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少数团营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问题，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是颂扬“反右派”的歌）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讲这些话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职称。汇报材料中说，这些人“政治上一贯落后”，“有一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重点批判对象。”（页五七-五八）
长沙一个郊区公社的调查报告：“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说主要是一些新、老上中农，对“拉平”意见多，要算账；没钱用，嫌工资少；怀疑大跃进成绩，真正反对我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毛）八月六日的批语说：“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页二六九）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七。二三”和“七。二六”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页一六五）
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早晨，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打电话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张闻天以鲜明的态度、科学的语言，冒险犯难，极言直谏，完全支持已遭非难的《议定记录》稿和彭德怀的信，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 “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小组会的发言，《简报》一般只刊要点。这个“副帅”的《发言》，记录稿就全文印发下来。批判时，有人让秘书作了统计：全文八千多字，而讲成绩只有二百七十余字。用了三十九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 个“比例失调”，十二个“生产紧张”，一百零八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页一五七）
《发言》指出：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浮夸风和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将计就计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如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太差；新增工人太多，招两千多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实现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质浪费，积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质储备减少，财政节余用光，外贸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恶果。“全民炼钢”不单赔了五十个亿，最大问题还在九千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也不能丰收。去年什么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页一五八）“主席常说，要敢于提意见，要舍得一身刮，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页一六二）
问题在于，这些话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真知灼见？和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一样，这些一九五九年的右倾言论，也都是济世良言。可惜他们都遭受了灭顶之灾！你可以不怕杀头，或怕杀头而缄口不言——这就是毛泽东给你的自由。但你可不能妨碍他“杀头”的自由。从个性上说，他是铁石心肠，嗜杀有癖；从政治上说，“肉体消灭”是他对待异己，对待异议的得力手段。这就是他总是亲自下达杀人批量、杀人数字、杀人指标的根由。古今中外，杀人之多，无如毛泽东者。周恩来了解这一点非常透彻，他深知毛是个食肉动物，所以他在毛面前就像是老鼠见了猫，总是颤抖着忍忍忍：对，也忍；错，也忍；忍至“忍无可忍”时，平平气重新再忍。即便是这样，他也仍未能逃脱毛利用癌细胞置他于死地的最终命运。（《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不仅大会批、小会斗了张闻天，还给他写了一封尖刻嘲讽，耍尽无赖的信；之所以称他 “无赖”，兹举一例以明之：他不用他“倡导”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指明人家哪里说得对，哪里说得错，而是胡搅蛮缠什么：“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了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页二六七）说这样下三赖都羞于启齿的话，一般人都会感到有失身份，更何况是领袖对自己的高级干部呢？
毛泽东对大会还说了如下的话：他们还不是右派……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三十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页一七一-一七二）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页一七三）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页一九七）
我划右派后，下放农村（包括在农场劳动教养）二十多年，似乎是证实了一句谚语：“要知朝纲事，乡下问农民”。农民把毛“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喻，用来戏说毛本人：“毛主席的十个心眼九个好，只有盖在上面的一个心眼孬，所以，每逢一遇事，上前总是用上面的那一个，盖在下面的九个总也用不到。”至于对毛说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农民的戏谑，简直是“谑而虐”，庸俗之至了：“成绩是鸡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点，是屄染（必然）的。”
第二条，“走哪个方向？”右派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右倾也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说：“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页三五七）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外出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着，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页一九六）
林彪说：“无论从他（彭德怀）的思想意识上，思想方法上，还是政治纲领上，都有另外的一套，而这一套是隐藏着的，没有暴露的。他的世界观就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世界观，狭隘的经验论的世界观。经验主义表现的另外的一种形态，就是实用主义。少奇也讲他有另一套纲领，另一套作法。社会主义他是干的，革命也是干的，但是他有另外一套。共产党他也是要搞的，但他是家长式的党。他要用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他自己的面貌是资产阶级体系的反映，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改造我们的党，改造党的路线，改造党的作风。”（页二八一-二八二）
第三条，“谁人来领导？”在八月十六日通过全会公报和两个决议的会上，毛作了长篇讲话，其中说道：“在王明毛泽东之间，彭大约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页三五零）
《决议》指出：“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胜利，虽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页三五八）
毛泽东指斥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页二三六）“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页二三七）“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页二四零）“而且（说我）‘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页二七二）
康生说: 彭德怀和张闻天“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令人怀疑。”（页二九五）
以上三条是按着毛泽东反右派的思路，分析综合出来的与反右倾在起因上具有同质性的几个焦点。另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表现在反对个人崇拜上。这一点和反右派所涉及的国际背景是相同的。主要是苏共二十大所带来的政治风潮：
“周小舟和我（作者李锐）一样，比较激动。他怀疑主席的这篇（七。二三）讲话，是否经过常委会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也感到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谈到斯特朗的谈话，当面称赞主席超过马恩列斯，而主席没有答话。感觉多年来的顺境，毛主席骄傲起来了。我认为主席确是喜欢高指标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柯是个手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页一七八）
彭德怀说：“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说：“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页二零三）
彭德怀在一次中央常委会和赴庐山的火车上，他都谈过匈牙利人均每年吃四十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在火车上他还随意跟人讲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 也会要请红军的。（页一二六）
彭真批评他，“这次在火车上讲匈牙利事变。”毛泽东马上插话说：“思想之混乱可观，我们怎能同匈牙利比？”（页二五三）周恩来等也这样说过。但是，“在主席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页二零四）既然不能同匈牙利比，那么，说“彭德怀就是纳吉”，这又是同哪个国家相比？这又说明，是谁的“思想之混乱可观”？
在八月一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彭：“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
林彪说：“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很远，不要打这个主意……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页二五二）
刘少奇接着说：“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对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
彭真说：“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多当个唐生智、程潜。毛泽东的路线已经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刘少奇彭真一唱一和：“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页二五三）
毛泽东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裁’，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页二七二）
在全会闭幕的第二天, 还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 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
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
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刘少奇引用了恩格斯《论权威》的文章，恩格斯说了“革命无疑问就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 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
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运动, 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页三五九-三六零）
刘少奇顺从毛泽东的意图，极力颂扬个人崇拜，使毛反右倾的阴谋得逞,这就铸成了一个自掘坟墓的历史上的大错。使得个人崇拜，从延安整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达到登峰造极。而这个“自掘”和“他掘”的坟墓，埋葬了从国家主席到平头百姓，成千上亿的生命财产，和留下惨不忍睹的良知废墟。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