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5日讯】“现在有人说中国崛起了，不是发展中国家了，还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第二了，和美国并称G2。谁信？只有傻帽才信！” 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于9月12日被邀请至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举办的清华紫荆大讲堂作演讲，谈及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肺腑之言。
中国何时成为一些人眼里的“世界第二”了，大概从2010年中国的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刻，部分国人不禁开始为之沾沾自喜。但“世界第二”的光荣头衔并非只表现在经济上，政治制度上的完善与文化层面上的百花争鸣自是不能忽视不顾。且慢为这个GDP超日妄自菲薄，中国GDP的造假不仅引起西方媒体的质疑，国内政府官员也承认其存在造假，笔者的大学政治老师也曾在课堂提到这个问题，虚假下的GDP为的是顾虑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与执政指标的完成，更本质动机来自谋取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机会。虚胖经济也只是一时不能长远，泡沫终将在毫无长远经济眼光下破灭。
GDP的神话不仅存在虚假伪造的质疑，以牺牲资源污染环境的方式千方百计提升亦是一种沉重的代价。有时候地方的GDP增速越高经济存在的问题就越大，表面的繁荣下隐藏着日益积累的危机四伏。当一一个省高官因贪腐犯罪曝光被下马，宁愿相信中国贪污腐败的事实，也别信GDP带来的虚假繁荣富强的“世界第二”。就算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却远远落后日本低到一百位左右，而中国在医疗、教育、以及环境等较多领域仍然比较落后于人，以为中国随GDP跃至世界第二，中国综合国际实力就紧上“世界第二”，那是天大的笑话而已。
郎咸平曾在《郎眼财经》中举例苹果的产品在中国大陆的加工环节，中国拥有众多廉价的劳动力，许多城市都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布局，外商很乐意把产品的加工环节放到中国，苹果通过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苹果的利润却令中国加工企业难以企及，这种巨大的利润回报差距在于中国企业的科技技术不如人。再譬如曾经的东莞有着“世界工厂”的辉煌，它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吸引着众多民工孔雀东南飞，经过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东莞的神话终于破灭，企业不是破产就是纷纷迁走，民工也不再留恋这座曾经带给他们无限梦想的城市。东莞不得不开始进行自身转型，缺少自主品牌与核心科技的轻工业城市终是经不起金融的淘汰。
中国不止东莞一座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城市，整个珠三角乃至大陆各地都需吸取东莞的惨痛经历，进行一场深刻的经济改革。曾经中国的企业过分依赖外企和廉价劳动力，没有意识去创造创新属于自己真正的核心价值，短浅的目光难以令企业走得更远。在缺少自己品牌、缺少知识产权、缺少自己发明创造的中国，GDP的世界第二如梦幻似泡影，尴尬又难以使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二”。
“世界第二”的位置不单是经济的庞大，文化与文明的优越同样是世界大国的标志。胡适认为五四是场不幸的政治运动，它打断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文化思想层面上的进步才是令中国强大的根源。胡适的见解虽然救不了当时中国水深火热之急，暴力运动的反抗使得中国得到真正解放，可胡适的苦口婆心不能完全否定。试看五四后至今中国的文化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已有明显的断层迹象，中国经济高速飞跃了文化却大相径庭滞后，长期以往对期待中国复兴之路形成的障碍越滚越大，中国的“文艺复兴”在上世纪没有真正解决，21世纪中国若要挺进世界强国之列，恐只靠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能完成大业。
有个问题问司马迁伟大还是汉武帝伟大，咋看是一道不易直接回答的古怪题目，李敖却果断举荐司马迁。李敖认为，司马迁虽为文官但他所着的《史记》流传千古，汉武帝即使身为帝王却只能辉煌一时。从这个问题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文化的优势，文化是长久的政治只短暂片刻，更为重要文化是政治强大的支撑力量。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的国家，在于科技的先进、经济的发达，更在美利坚合众国民族信仰下的自由民主文化。中国缺少文化的进步犹如缺少一条健全的大腿，任凭另一条“大腿”如何了得，长跑比赛赢下冠军亦或亚军的光荣头衔如登天梯。
中国前外交部长说谁相信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谁就是傻帽，这话既有无奈之意也囊括敢于直面事实的勇气。有着近50年的外交生涯而作为一位资深的外交家，李肇星对中国的世界排名自有自知之明，当一些人被外表的经济资料所迷惑时，他的第一反应就判断这人是傻帽，夸张的背后却是中国仍旧落后于世界劲旅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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