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4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王丹是一位对反右派研究最下苦心的青年人
许良英教授在《我有责任让世人了解王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一文中说：“他第一次找我是在一九八八年秋天。他当时只有十九岁。已在北京大学政治系读了一年，刚转到历史系，打算写一部反右运动史，知道我：一九五七年因公开反对反右而被划为‘极右分子’；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与方励之、刘宾雁三人联合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因遭当局禁止未开成，随后方、刘被开除党籍），想同我讨论如何写反右运动史问题。我告诉他，反右运动很复杂，你年纪太轻，一时难以全面了解，等你历史系毕业后再考虑也不迟。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并开始留意收集资料。”（王丹文集：《我们在写历史》第二一五页）
王丹是个有心人，在《狱中回忆录》中说：
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发动的“反右派运动”这段历史发生了兴趣并着手进行研究。我仔细阅读了当年的《人民日报》和一些大批判小册子，并采访了一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比如方励之先生的夫人李叔娴老师和中国科学院的许良英教授，进而准备将这一段历史作为我的专业主攻方向，广泛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全面反映“反右”运动全貌的著作来。这个工作同许多其他工作一样，极为可惜地被“六四”的枪声打断了。
现在在监狱里，我有了充裕的时间结合有关资料，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从家里要来了一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一共四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下属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编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发行的。里面收录了大量“反右”运动中的有关文件和批判文章，尤其珍贵的是，还有一本专门辑录了所谓“右派分子”的言论及文章，比如章伯钧关于所谓“政治设计院”的发言，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吴祖光关于“党不要插手文艺工作”的讲话，中南财经学院教授杨时展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等。这些都是具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从中不难看出“反右”运动的概貌。为了加深印象，这厚厚四大本书共两千五百页的内容我都一字不差地出声朗读了一遍。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学习方法。我发现出声念一遍，其印象深刻的效果要远远大于默读。从书中我看到，不少当时的“右派言论”与前几年的所谓“自由化人士”提出的意见大同小异，有的甚至连措词都一致，比如对新闻自由和创作自由的呼吁。这表明，三十年过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旧徘徊不前，而人民却为此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价。从书中写下的一九五七年的历史，联想到我亲身经历的一九八九年的现实，看到历史已进入二十世纪，而我们仍然要为追求和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而付出代价，我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感到悲哀。一九五七年的历史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历史研究的禁区。但是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它的真实原貌写出来，告诉人民灾难是怎样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告诉人民所有的苦难我们都不应淡忘。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抛弃。（同上，第六十三-六十五页）
从政治血缘上讲，章怡和、章立凡、王丹等，接的是右派的第二棒。我是按邓小平划“代”的方法划“棒”的。右派的第一棒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林昭等，反对的是共产党的第一代，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暴政；第二棒是从“七九民主墙”魏京生、胡平、陈子明、任畹町和天安门母亲等，中经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胡绩伟等，到“八九民运”，反对的是共产党的第二代邓小平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和第三代江泽民的继承其衣钵，并屠杀镇压法轮功等。这种民主运动，海外还有王炳章等的《中国之春》等等，都属于第二棒。第三棒应该是方兴未艾的维权运动，工人农民律师相结合维护自身利权的斗争，知识分子维护言论自由的斗争，例如最近反禁书风波等，特别是章诒和的言论和活动，从政治思想实质着眼，则是与右派的鸣放言论有绝对的血缘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更准确地说，是一九五七年那场“较量”的继续。从理论成果说，法轮功团体的《九评》对共产党的本质作了全面、彻底、系统的揭发，之所以能令人信服，是由于它材料翔实、论证严密、击中要害。它吸收了《谁是新中国》中的大量研究成果；而《谁是新中国》又渗透了广大大陆史学界历史反思者的劳绩和聪明智慧、求实精神。这部书在海外和大陆的深远影响，已使中共中央宣传部夜不安枕，遂组织了一个叫“田雨”的御用写作班子，无理光凭讹诈，蜀犬对日狂吠；其出言之粗俗、质量之低下，不屑于郑重地置评，只配用一句民间的歇后语：“桌子上放夜壶——没有水平（瓶）”。
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从内容上讲，《谁是新中国》是以翔实的史实、无可反驳的逻辑、精确无误的语言、实事求是的态度、标示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共和革命所创建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专制复辟所带来的旧中国’，从而使自己的立论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也把中共永远钉死在‘开倒车的反对共和革命的专制复辟’之历史耻辱柱上。”（拙文《〈为新中国辩〉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仅此重要的一点，就展现出它在更高、更彻底的层次上，使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得到发展和升华。
当然，“棒”对“代”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是错综的，王若望一枝笔横扫三代独裁。共产党的第四代胡锦涛心狠手辣，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党性消灭人性，先不说他咬牙切齿地、不分“棒”地反对西化、分化、自由化，即使对他的老上级赵紫阳，只因赵身上尚存的那份人性，就要使他受到终生软禁。也只有在他死后，他女儿才得以说：“他终于自由了！”并且，第四代还要以“犯有严重错误”的定性让赵带进棺材里。用历史眼光看，将把赵紫阳“犯有严重错误”作为一份殊荣载入史册。另外，前时逝世的刘宾雁是四十年代的老共产党员，也该算是“团派人物”，死前以八十高龄，身患绝症之躯，抚摸着胡锦涛的头顶，向他请求落叶归根，竟遭他装聋作哑，冷酷拒绝！
至于右派的第三棒的接棒人，已初试锋芒，势不可挡，喜看如雨后春笋，萌发勃勃生机。第三棒的斗争内容，将较多地重复第一棒，这是由于，共产党的第四代要更多地向第一代返祖，他从金正日身上发现了第一代的基因，所以号召要向金正日学“正宗”，学“提纯”！许多人认不清第四代的真面目，说什么“胡温新政”、“胡锦涛新思维”，寄予幻想。须知，新乃是与旧相比，与旧不同之处；岂不知胡锦涛的所谓“新”，与“旧”不同处之处，正在于比“旧”还要旧。说怪，也不怪，胡锦涛先天不足：他在接触共产党之前，没赶上蒙受西方自由主义和国内三民主义之熏陶；后天失调：他又未能如王丹、胡平等曾下工夫攻读西方人文学说和重温一九五七年右派言论那样，补上这一课，相反，他全盘接受的是非常浓重的极左毒素，满肚子狼奶。他的经历和学历，决定了他视野的封闭性，除了目不转睛盯着毛泽东思想，对这个东西情有独钟外，对其他是鲜知而又不乐知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慧眼”识“英雄”，发出高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好轻松的 “暂时困难”！中国为此饿死二十分之一，朝鲜却饿死八分之一！——紫丹）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这就是他对你希望他搞“新政”的回答。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胡锦涛“要学习”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榜样——金正日的“政”，更“旧”的“政”，更反动、更腐朽、更流氓的“政”吗？正如本篇起始所指出的，毛泽东曾撒下许多美丽的政治谎言，虽然纯粹是伪善，但他们那一代人，毕竟还知道什么是“真善”，才能造出“伪善”。而这些“真善”，胡锦涛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所以他才只认金正日！
中国的情况，直至今日，只用将王丹的话：“三十年过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旧徘徊不前，而人民却为此而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价。从书中写下的一九五七年的历史，联想到我们亲身经厉的一九八九年的现实，看到历史已进入二十世纪，而我们仍然要为追求和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而付出代价。我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感到悲哀。”中的“三十年”乘以二，“二十世纪”加上一即可。胡锦涛在刻舟求剑，旧地重游，原地踏脚踏！对这人的恶行，只需采取艾未未的嬉笑怒骂式。至此，一首打油涌上心头：
“章”家有女传“反动”；（注：指《往事并不如烟》等）
不“混蛋”怎是“储”血统？（注：指储望华等与其父划清界限）
方兴未艾艾未未，
不负父辈名艾青。
现在立志和献身于民主事业的人们要学王丹从右派言论中汲取精神营养，接过这个民运的传家宝。这可是不可或缺的一课啊！王丹誓言要把反右运动的全貌写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有为青年的雄心壮志，它体现了孙中山先生说的“要立志做大事……”
“六四”之后，全国通缉王丹，媒体作践王丹，我不知王丹是个什么样的学生，后来有一次问及北大丁校长。原话已记不住了，大意是，他要像媒体上说得那样，北大学生会跟随他吗？他会有号召力吗? 我听了之后，甚感欣慰。于今又甚为感慨，当年在学界“臭名昭著”的王丹，现在在国内已是无声无嗅；据章怡和说，现在民盟中央机关的人竟然有不知道章伯钧是谁的；实在堪忧。共产党在纵横两面封锁信息，做得真叫绝。所以，为了不使青史入灰，不使每一代的斗争都从零做起，为“记忆”而斗争！这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保证。
不说全国，也不说北京，单说北大就有许许多多的优秀大学生，为什么偏偏涌现出王丹作为学运的领袖呢？除了别的原因，如上所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样，王丹便找到了学运，学运也找到了王丹。如果都能掌握右派对共产党的认识，特别是掌握右派精神，那么，民主运动定将展现新的局面。“九零后”著名北大生孙宇晨，“他说，他心目中还有一个精神领袖，是在他出生前一年已成名的北大师兄——王丹。”（张洁平：《网路下的蛋中国九十后先锋改变中国》，《亚洲周刊》二十五卷二十六期）
什么是右派精神？就是林昭精神，就是认识的真切，信仰的执著，灵魂的美好圣洁和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舍生而取义者也。她是和秋瑾一样，与日月同辉，是我们的民族女英雄，是我民族精神的当代最高典范！我在书里会对她的精神大加发扬的。我将把林昭与毛泽东作为中国人的两个极端，说明中国人最好能够好到什么样，最坏能够坏到啥程度？我这部书《还原一九五七》，可以说是一篇《中国右派宣言》。我决不会去理睬什么“主旋律”，也不会让邓小平对右派的定性捆住手脚，相反地我让邓小平的鬼话早点儿去见鬼！因为要是让邓为反右派定性，那就等于把秦香莲的案子交陈世美处理,更正确地说，是把一件杀人的案子交给犯案的刽子手处理！相反，我要让反右刽子手邓小平同首犯毛泽东一起，坐在历史法庭的被告席，接受严厉的审判。
我认为，右派的大鸣大放是世界共运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右派指着执政党中共的鼻子进行批判，对中共执政以来各次运动所犯血腥罪行，和现行政策的各个方面，一一给予彻底揭露、控诉和清算；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外交、社会、人口、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新闻、出版、广播、体育、宗教、医疗、卫生、学术、思想，总之是有关世界、国家、民族、政党、自然、人文、工农商学兵的诸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应有尽有，无所不包；组织上，包括从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直到最基层的党支部，党小组的每个党员，老和尚、大和尚、小和尚，可以说是一网打尽，无一由特权造成的为非作歹的恶行，能逃过人民的批判。而这个 “广度”又是具有“高度”和“深度’的。这在世界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把一切的批判，一切的罪恶之源，归结为“党天下”。这是鸣放中的一件历史伟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反对党天下”仍是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严重的历史使命！我所说的“接棒”，就是接的这个棒，一棒一棒地把“党天下”送进历史博物馆。
就像王丹做的那样，你也去“仔细阅读”一下当时的右派言论，大概你也会为它的深度所折服。它不仅就着血淋淋的现象，进行道德谴责，也不是只指出问题，揭出弊端，而且是与世界民主潮流相接轨，条分缕析，阐明原理,按着政治学评政治，按着经济学评经济，按着法学评法制，按着教育学评教育，按着社会学评社会……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指出了纠正错误，摆正航向，摆脱灾难的正确道路。怎奈他们面对外行领导内行的倒行逆施，充其量也只是发发愤慨而已矣！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他们是遇见了兵匪，而这个兵匪的名字，又同于赵树理小说《三里弯》人物中的一个外号，叫做“常有理”。这样一来，谬论战胜了真理，野蛮战胜了文明，老粗（愚昧）战胜了老细（科学），专制战胜了民主…… 逐致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中华大地。
王炳章提出的“重建中华民国”就使“反对党天下”目标明确，由破坏达到重建；同样，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就使认识更进一步深化，深化了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指明了重建的政治纲领；而实践更为理论开创了道路，这就是国内的先知先觉们已经起而行动，在大陆重建中国国民党！从逻辑上讲，共产党对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是否定了共和，复辟了专制；重建中华民国对共产党也是否定，否定了专制，光复了共和。有人可能从“量”上指出中华民国一百条缺点，但从“质”上讲，不过是在“已被定性为民主这个质”上谈论程度（即“多”与“少”）的问题；而共产极权制度，如果它的辩护士能够编造出一百条优越性，也不能睁着眼睛把“民主”的“无”（大家，包括辩护士在内，都身受过这个“无”的滋味）说成“有”。让我们的认识和实践相辅相成，昂首并进，在重建共和，重建孙、蒋精神的中国国民党，重建大中华民国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得寸进尺吧！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