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3日讯】 44．资产阶级右派的倡狂进攻
1957年4月27日，中共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运动开始后，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怀着对中共的满腔热情，积极回应中共的号召，对中共及其政府的工作以及中共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不料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他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却出尔反尔，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篇社论给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定了性，文中称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认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此后，中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所谓反击右派的斗争，在这场运动中，全国55万怀着对中共的满腔热情，积极回应中共的号召，对中共及其政府的工作以及中共党员干部提意见的党内外人士被打成了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其实，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根本没有什么“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的右派言行需要“打退”，在反右运动中当作典型材料（包括时至今日各种官方著作罗列以证明反右“完全必要”）的右派言论（其中添油加醋、夸大歪曲以激起群众义愤的成分自不必说）不是在5月15日以前“放”出来的，而是在之后“放”出来的。北京大学第一张鸣放大字报于5月19日贴出，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四天的事。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5月21日提出的。龙云的“反苏谬论”，是5月22日提出的；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封建社会主义”，是5月23日；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是5月30日说的；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是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是6月1日。从之前各个阶层鸣放意见的具体内容来看，根本就无法得出资产阶级右派倡狂进攻的结论。因此，毛泽东在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断定“右派”“倡狂进攻”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凭空捏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此时的中共虽然仍坚持“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并未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反右运动，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场运动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近55万右派，当年根本就不曾反对过共产党，反对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份子、长期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45．水稻亩产130434.14斤
大跃进运动中最荒唐、最离奇的事是放高产“卫星”，即高产纪录。高产“卫星”主要集中在农业，放得最多、最离奇。
1957年毛泽东提出：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
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农业发展规划，粮食指标1962年要达到6000亿斤～7000亿斤。三十多年后的1992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才达到8840亿斤，显而易见，那时的指标是过高了。高指标的刺激，促成了高产“卫星”的出现。高指标和高产“卫星”相辅相成，刮起了愈演愈烈的“浮夸风”。
1958年6月，首先由河南开始宣布小麦亩产“卫星”2105斤，继之放出的“卫星”一个比一个更高： 3215斤， 3530斤， 4353斤，4535斤，4689斤，5130斤。
7月，国家统计局提出统计数位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为虚报产量开了绿灯，“浮夸风”更加猛烈。
当年的“跃进县”典型河北徐水县，其“卫星田”的成绩是：白薯一株120斤。他们将要创造出的奇迹有亩产100万斤的甘薯。
在众人推波助澜下，各种高产“卫星”竞放，其数位愈发令人不可思议。
随着小麦高产，早稻高产又传捷报：亩产过万斤。
特别是湖北麻城有块稻田，竟放出了早稻亩产36956斤的“卫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据称这块田的稻谷都厚到了把鸡蛋放在稻禾上面滚动，它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小孩也能站立在稻穗上面的程度。《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庆贺，称之为“天下第一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
而事实上，直到2001年9月初，我国超级杂交稻才创造了亩产2393斤的世界高产纪录。
不过，更令人吃惊的事还在后面——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6956斤这个纪录很快被广西环江县打破了。这颗“卫星”是这样上天的：
该县县委书记认定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要放亩产10万斤的“卫星”。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田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堆放在田中，将泥肥耙融耙烂。然后动员了当地社员、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在两天内不分昼夜地将附近一百多亩稻田中长势最好、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禾苗上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
在并篼过程中，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蔑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块的格子里了。这块田地由干部日夜看守，专人护理。因禾苗密不通风，他们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装上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折腾了十几、二十几天后，开始收割。收割时，县委书记邀请各级党政领导和各地的参观者共60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并参观整个现场收割。400多男女社员参加了收割。
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长长的队伍，像游行一样在县城主要街道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收割的队伍在街上游行时，附近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县委的指令，挑起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当队伍路过时，就成群结队地尾随跟上，这样挑谷游行的队伍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即使这样，估计还不能达到预计数量，于是，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指挥运粮的人群过完一次称后，不倒上谷堆，又重新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重新称过一次，如此循环反复，过秤的数字越来越大。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直到当天深夜才过秤完毕。统计出数字：亩产130434.14斤，一个全区、全国、全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曾做过统计：当天收割的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另外剩余的47217.4斤纯粹是在反复过秤中创造出来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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