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 右派言论的历史定位
关于右派言论已经写了这么多，但仍只是如前所说“挂一漏万”。在世界共运史上，从来也没有人像右派们那样，翻箱倒柜，把毛泽东、共产党的丑恶和罪恶作如此广泛、系统、深刻的揭露。当然不是说，从此以后共产党的谎言再无市场了，相反，有些中共用以骗人的谎言，至今仍有许多人聚集于其旗下，就像苍蝇聚集在中国农村露天厕所起哄那样，嗡嗡嗡！嗡嗡嗡！嗡个不停。
以“杀气腾腾”而闻名的右派，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的老布尔什维克葛佩琦先生，早已说得斩钉截铁，一清二楚：“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以上言论登在五月三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六月五日第二次报道他“继续发表反共言论”：
“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复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后面这段话不是和陈云等发出“亡党亡国”的警告一样吗？只是右派之言在先就是了。我所以列出如上的右派言论，就是要证明，现在很多人的“英明见解”，右派早已有言在先，右派曾进言克服弊端的办法，从建全法制到取消党天下，每个字都是右派的一滴血。今天的人们只有接力下去，从一九五七“大鸣大放”，到一九五九“庐山风雨”、到一九六零年代“燕山夜话”、到一九七六“四五运动”、到一九七九“民主墙”、到一九八六“自由化”、到一九八九“六四”、到二十世纪末以来海外民运、国内维权、法轮功修炼者维护真善忍、直到现在追求共和的“黄花岗精神”光照大陆。试看目前形势：风吹树、风满楼、前仆后继，风起云涌；指日可待：揭竿而起、立竿见影、锲而不舍，一杆到底！我们将以完成共和大业告慰孙中山、储安平、王炳章之夙愿；同时也庶几乎不负林昭、刘奇弟、冯元春之青春血、少年头。
（一）谁敢太岁头上动土? 唯我资产阶级右派
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向共产党、毛泽东猖狂进攻的右派言论的，其炮火之密集、其太岁头上动土之猛烈，其维护宪法、法律之旗帜鲜明，在整个大鸣大放中，首推为胡风翻案；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党天下等等，虽也具有这种性质，但毕竟不够“猖狂”。
大致情况是，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教育、人口、社会、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等方面，不仅大大击中时弊，而且在正确诊断的基础上提供了许多疗救的治国良言。
“难道‘杀共产党人’一类的话也是良言吗?”正如当时另一个右派所作的辩解：“葛佩琦说‘杀共产党人’，他并没有真杀，也不是说今天就杀，而是说如果继续腐败下去，总有一天会发展到这一步。”我们今天来看，多少省部级（还有更高职位的国家领导人），司局级，县处级……越往下自然是数量越大的贪腐干部被杀！难道这些被杀的干部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人”吗？当年葛佩琦只是发一通愤激之言，可万万估计不到真的会杀这么多的共产党人！更估计不到：“民以为少也。”群众说：“全部枪毙，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漏网的。”这班儿替死鬼向毛泽东诉苦道：“你老人家当年要是听了右派的话，怎么能发展到如今无官不贪，形成制度性，结构性腐败呢？你看杀的这些共产党人官位多高，数量多大呀！幸亏你的传人，江核心采取‘该保就保’的政策，否则……”说他们是替死鬼，决不是想像出的比喻，而真的是替死鬼。他们既是被“党天下”害死的，又是作为“党天下”的替罪羊而死的。有一天，党天下因多行不义, 恶贯满盈，终将会由历史法庭审判，验明正身，给它的头上打个“X”号而立即执行的。右派的每篇言论都是递上去的状纸，其中对罪魁祸首毛泽东本人的指控，也为毛生前历次运动所仅见——谁敢太祟头上动土？唯我资产阶级右派。
储安平反对“党天下”的意见，在题目上就点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名字，是直接提给“老和尚”的。
曾彦修先生在鸣放会上直接斥责：“出版工作去搞些没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为了规定《毛选》在全国同一天发行的组织工作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是无聊。”
王尊一先生鸣放的题目是《“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有理有据地提出质问：“那么我们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而且在六月十二日的《陕西日报》上更载有他的大声疾呼:
我要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呼吁：一、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二、真正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解放人类个性； 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以真实的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我要求你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在狱中，林昭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写道：“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肯定是： 对着毛“有人说，这是阴谋。”否则，毛何需诡辩：“我们说，这是阳谋。”呢？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说，北京也还有许多人顾虑重重。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他希望 ，领导上应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人民日报》五月二十一日）他当然不知道毛泽东已决定要打击报复，但这在客观上是将了毛的军，戳穿了他的阴谋花招，主观上也提醒人们要防患于未然。上面提到的王毅斋在会上的发言，曾说过：“毛主席的威信是否太高了？”
林希翎说：“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张中晓对毛主席的延安座谈会的报告做了批判，是否惹主席大怒了，冒犯了。”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许征帆批判林希翎道：“她又一口咬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之所以被逮捕，是因为他们竟敢于批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句话就是把我们敬爱的领袖，勾画为胸襟狭窄，意气用事，无法无天的‘小人’。这还不够狠毒吗？对毛主席进行这种人身攻击，我们是绝不能容忍的。”（《教学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七期）问题是，这些所谓“人身攻击”，是否恰好符合事实呢？
林希翎在北大演说中还说: “他（胡风）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现在看来，胡风假如侦察中没有其它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见，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赶快解决，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主席这里是有错的，但也没关系。）”“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审判员说了算。如肃反问题，是否扩大化，我感到是扩大化了，主席说没有，我不同意。”
对毛一手制造的胡风冤案，张百生说：“胡风及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分子吗？根据前些时候公诸于世的材料看来，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偶语者弃世’的做法，仁人志士谁还敢开口！这样只能堵塞言路，助长‘三大主义’，葬送革命。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什么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打错了就马上开释，并恢复其名誉。”
对胡风定案提出批评，还有当时是四川大学学生的冯元春，她直斥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是刘邦一类的独裁暴君。
戴煌之所以划右派，是由于反对对毛泽东的神化以及反对毛泽东要牺牲一半中国人进行世界革命的荒谬而反动的政治野心；前面已有详细的论述。
陈铭枢对邓小平左手捂、右手盖的毛的品质，进行了揭批：“凡是旧创造者，执国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情所沸动，喜功好大，难以制止……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反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本国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什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什么经验……这些多余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着，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屈武曾以《驳斥陈铭枢给毛主席的信》为题发言道：“右派分子政治野心家陈铭枢，在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陈铭枢的这封信虽然不过三千来字，却构成了一个十分完备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他攻击毛主席‘好大喜功’，在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在察人听言，决策定计方面缺乏‘睿断’，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轻畸重，失缓失急’。陈铭枢说：‘我深感于党的领导诸同志，一般都缺乏个人师友的关系……对人的精神生活，总不免于失之单调……’陈铭枢在信里向毛主席说：您所常接触的党外人士‘仍多趋附之辈，耿耿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他说：‘建国后，党化敌为友，对来自旧社会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少能兼及其品格与能力的遴选，不次拔擢，累累若若，阘茸满目，修洁潜光，至于贪天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蟗充斥。我感到你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的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混淆黑白，投其所好。俾斯麦曾对威廉第一说过：‘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勋劳，纵有不肯，不忍也不能去之，继起所说，新硎初试，必能割此痈疽’。”李济深说：‘陈铭枢是张牙舞爪，丧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他几乎逢人就咬，丑诋拥护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丑诋党员，团员，甚至诋毁毛主席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揭露批判右派分子陈铭枢反动言行大会发言汇辑》，一九五七•十二）
吴茂荪揭发陈铭枢用“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言，鄙夷旧的”四句话批评毛。“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认为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人民日报》七月十五日）与陈铭枢相比，章伯钧、罗隆的评价，就更一针见血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章乃器曾说过：“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在斗争他的大会上，他还非常含蓄地指责毛泽东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你可以查一查当年的《人民日报》，他反驳别人的批判时，往往引用“有人说”。虽然大家全都心知肚明，但还是有自作聪明的左派出来戳穿这层窗户纸：“我知道，你说的‘有人’是指‘毛主席’！”毛说话不算话的不要脸的嘴脸上蒙的一层纸，经傻孩子左派一揭，不但挑明他娘明铺夜盖，偷养汉子的事，而且还是平添了些许黑色的幽默，白色的尴尬。
清华大学一个署名“一个清华人”的，题为《我控拆，我抗议》的大字报，其中写道：“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胡风哪一条子构成反革命分子的罪状呢？还不是由你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们的身上!……他要杀你时，还不用自己动手，还可以动员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脸不认你，亲手杀你死！这是理性的社会乎？这就是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啊！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面貎啊！独裁者，你们已经是残暴成性了。在延安十二点钟一声炮响，你杀了多少所谓可疑分子呢？这就是你们的所谓‘纯洁内部’，‘三查’和‘整风’啊！所谓什么圣地延安，王实味不过在《野百合花》中说了一声大灶、中灶、小灶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的学生他们在前线拚命，而你们在延安呢？花天酒地。什么窑洞生活，什么枣园清苦，抗大学生看到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实后，在一个晚上打死了二十多条猪吃掉了。而你们利用了‘纯洁内部’，活埋了多少人，这不是事实吗？你们自己也发现这样做会有根本的动荡时，你们的没有人性的理论出来了：委屈是应该的，为了党的利益委屈以至牺牲是光荣的……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里，他们遭活埋了，他们遭自己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这就是‘同志’的涵义呀！（《阳谋》第一八五-一八六页）
针对毛泽东说的：“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毛泽东选集》五卷，页三六八）北大学生王国乡在《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中说：“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末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批评，远远不止这些。就凭这些，他的罪恶就不在斯大林之下，如果能得到清算，中国人民可以避免的、能够量化的浩劫，则是至少少死半亿人以上。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