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8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吴祖光还发表文章《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他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这方面表现了什么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材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具体解释呢？
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少了。
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压制，被埋没的人材的事实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而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
“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利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也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许可权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需要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
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好好地抓住机会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頣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麹生生挤兑得只剩下廖廖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是无可挪移的，对他的这些无可反驳的金玉良言进行批判，自然尽是些由衷的和不由衷的胡说八道，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妻子新凤霞不为“领导”的威胁利诱所屈服，把爱情坚持下来，被传为佳话。这是他、她，儿辈和家庭的骄傲，这是右派分子、知识分子的骄傲，这是美好人性的仅存硕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逼她离婚，她坚持不离，一心要等吴祖光回来。
“你能等多久？”
“王宝川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吴祖光“改正”后，仍是在公开场合仗义执言。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吴祖光以《要信任知识分子》为题作了发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五十年代，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对《红楼梦研究》，对《武训传》，对“胡风”的批判一步步转入政治问题的范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以号召向党提意见为名而向数十万响应号召提出各种意见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万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八个字可不是空洞的词句啊！对于所有右派，都是血泪深仇），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尽管在几十年后大部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创伤却是永远难以弥补的。而发生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又是从迫害知识分子开始，十年浩劫，几乎使国家民族濒于毁灭……再三再四残酷践踏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伤心……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明，知识分子是建设国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二世而亡。汉高祖也知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论语》。到了近代，推翻满清政府的国民党人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战友，壮烈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再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哪一个不是知识分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现实都得不出仇视知识分子的结论。
写戏的不满，演戏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从指挥棒转了数年之后，中国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中国戏剧本来就是人情法理、善恶因果的社会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于社会人生的，也是促使改变不善的人心。凡一词一句，经过了文学家审慎的鉴定，一排一演，经过了许多艺术家设计指导。如此而成为剧，流传数百年……这是它的价值，也是中国戏剧的历史光荣。”“中国剧的重点反映‘忠奸功罪’四个字，当然离不开帝王将相、富贵贫贱。也有呼帝王万岁，那是表征实情事实，何谓封建以及资产阶级？要以这是‘封建余毒’，那么……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皆是封建余毒。”（《阳谋》页一七三）
不管话说得直接了当还是委婉曲折，你仔细看吧，笔锋都是指向党天下，指向毛泽东思想，指向《讲话》。在文艺创作中，也出现了一批离经叛道的“写真实”，“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反对“三害”的右派作品。著名的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姚文元批判道：“他用自己反党的眼光把陈立栋丑化了，他恨陈立栋执行党的指示，所以他把陈立栋丑化成一个没有任何优点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这样的一个公式：执行党的指示=官僚主义=独断独行=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样，他在这里攻击的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党的领导。作者把黄佳英当作英雄的先进人物来表现的，在黄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理想。然而黄佳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但尽管作者想把她写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刘宾雁的笔下，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中国，黄佳英却不是娜斯嘉，而是反党的个人主义者。”“整个报社的气氛十分暗淡。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如同一块大石一样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总编辑陈立栋……是一个压制任何合理的政见的独断独行的专制主义者……作者带着深刻的嘲讽描绘这一切。”（《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页二零七-二一一）
南有姚文元，北有李希凡。李希凡在《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说：“绝不能低估《本报内部消息》在一部分青年中的影响，尤其是在有着浓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中间，黄佳英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在反右斗争中，很多青年右派分子，正是披着黄佳英的外衣出现在群众的面前……难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刘宾雁的黄佳英的模特儿吗？……早在刘宾雁的第一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里，就已经流露了阴暗的反党思想，如把老干部写成不学无术，思想僵化，不能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工业的人，诬蔑我国建设进度缓慢，并武断地说我们建设中的缺点不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等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领导上的保守无能等。不过，这篇特写的缺点究竟还非常隐蔽，刘宾雁在当时也不敢露骨地大胆地宣传他的反动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桥梁工地上》发表，并受到《文艺报》，《人民日报》等大肆吹捧以后，刘宾雁才敢写《本报内部消息》这样露骨的反动作品。自从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报刊的赞扬以后，所谓‘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和歌颂黄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现了。《组织部新来的年经人》里的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翻版。”（《中国青年报》九月十七日）
李希凡批判王蒙抨击北京某中共区委机关官僚主义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认为“这种官僚主义满天飞的……党的区委会，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还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这是不能相信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经人》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们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文汇报》二月九日；二月十六日）狗比主人狂吠的调门高，纯属正常现象。
青年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篇散文诗《草木篇》，遭受到围剿。批判者对诗中写了“纠緾着丁香，往上爬”的藤是骂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说是对“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先进位度的污蔑”。（原诗是：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在树稍，丁香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说诗中的梅花把自己给了“冬天的白雪”，被批为“变天思想”，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原诗：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他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有的文章说“《草木篇》是极少数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感到一个阶级灭亡，充满了没落的情绪，要咿咿唔唔地为旧社会的灭亡唱挽歌！”本省文联一位领导说：“我一看见《草木篇》就想起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这种反动腐朽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尝不可！”（《文汇报》五月十六日）根据我的记忆，好像传达的毛讲话是说，作者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一有机会就《草木篇》。《草木篇》中的其他篇章是：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它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湾一湾！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 遍身佩上刺刀。主人把它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的孩子也不去采它。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对《草木篇》也有另一种评价。六月四日，在四川文联举行的座谈会上，张默生教授提出“诗无达诂”。何剑熏教授说道：“我认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历史运动，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绪。《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种现实是存在的。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怀着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绪的。”但这些人们，也大都划了右派。
开封师院（即解放前的和现在的河南大学）的“苏联文学”教授李白凤，在《人民文学》（七月号）上发表《写给诗人们的公开信》中说：“我感觉到诗歌的创作被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里，诗人们替自己限定了写作范围，就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回旋着。你们，从你们中间最优秀的诗人里选定不那么太多的诗歌的写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诗歌的尺度，有时甚至很少考虑到文学史上曾经不断出现的一些现象——风格的多样化，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的柏鲁克拉士那样，把一切诗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长’或‘截短’。”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反对压抑写作的创造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谁能说这样的见解不切中肯綮呢? 但他却因此划了极右派。我和他在一个农场劳动教养，受尽迫害折磨、劳困饥饿。一次，我们去贴标语：“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大跃进万岁！”……他端着半碗糨糊跟在后面，当要用糨糊粘的时候，发现他快把糨糊喝光了。我们急中生智，又给碗里续了些水，把标语“胡弄”在墙上。随后被风刮掉，虽然心里害怕，但又奈之何呢？可见，即便是像他这样的大诗人、文人学士，在久饿之下，肚里也就没有诗意，甚至连人格尊严的影子也没有了。一九六二年解除劳动教养归家，要说无业也有业，死前的职业是拉板车。可他在农场时，有时还要向我们数说他当年的“威风”：“柳亚子、臧克家拍着我的肩膀，‘白凤、白凤’的；无话不谈。”
杂文以其锋利深刻，最适宜于反映事物的时代变化，人物的知情意行，而且可收短平快的效果，所以许多报刊都发表了广受欢迎的杂文，而且有的设了专栏，如《中国青年报》的“辣椒”，《河南日报》的“蒺藜草”等。在鸣放中的杂文，论质论量，首推徐懋庸。他有很高的马列水平，我们在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时，都学习他的文章《〈矛盾论〉在思想改造中的应用》。在他的杂文中，被用得得心应手，文笔流畅，意蕴深长， 以马列之矛，攻马列之盾，揭出人人心中有之之社会弊端，读后令人惊，令人喜，令人思。他出手很快，短期内即写有上百篇。姚文元就其中两篇，《不要怕不民主》和《苦闷》进行批判：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黑暗面”的人，却把我们社会说成似乎没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义者”争取。徐懋庸的脑子里，其实是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种不要集中的绝对民主。“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己放手”，这“我们”和“他们”，就表示在根本立场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当然可能有某些缺点）处于对立地位，同党的领导处于对立地位，既然“他们”不肯“自动放手”，那就只有“斗争”了。于是，当社会上右派猖狂进攻，“言论一放，意见纷纷”之时，徐懋庸也就挺身出来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这是好现象”，“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苦闷多极了”。怎么摆脱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社会的苦闷”呢？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来”。这“更好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在某些“揭露阴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销的反对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吗？（《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页二零零-二零一）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