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4日讯】编者按：毛时代将武力夺权奉为不二法门的“中国道路”，曾一度大乱天下而归于可耻失败。本文精辟描述中共输出革命始末，涉及韩战越战，特予转载以为韩战结束六十年纪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新中国刚刚诞生一个半月，举办了一个国际会议，即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刘少奇以会议主席团主席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首次提出“中国道路”的概念，并概括这条道路的基本公式：（一）统一战线；（二）共产党领导；（三）武装斗争。
刘少奇宣称：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刘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同样适用。为此，刘少奇告诫与会代表：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革命的军队。
“中国道路”被世界工联会抵制
中共显然忽视了除苏联代表团外，与会代表多半都是以合法的身份，从各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的。换言之，多数与会者所代表的工人组织，在本国都有着合法的身份，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他们固然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成就，却完全没有到中国取经的想法。公开号召各国代表回国后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者，让这些代表听得胆战心惊。开幕式后，不少代表就纷纷找到苏联代表团，向团长索洛维约夫激烈地表示异议，甚至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人本来只应礼貌性地致简短的祝词，怎么能在会议上大谈政治问题，甚至公开提出武装斗争和推翻政府这种激进的革命号召。他们强烈要求，绝不能把这样的发言登到报纸上去。
世界工联会固然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际组织，但它历来都照顾到各国工会所处的环境和从事合法斗争的现实。尤其二战后，美苏日渐走入冷战状态，双方非常注意不要挑起冲突。因此，苏联代表团也对刘少奇的发言深感不满。为此，索洛维约夫直接向中共代表团反映了各国代表的意见。但中共不以为然。
索洛维约夫马上通过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件事，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会的决议稿没有理会中共代表的要求，只字未提与本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对此十分气愤，与世界工联执委们发生激烈的争论。但后者明确告诉刘少奇等人：如果按照中共的意见通过决议，“我们就得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结果，会议的决议和以往一样，完全没有响应中共的号召。
斯大林对中共的认可与力推
让人意外的是，在这种问题上一向十分谨慎的斯大林，这次却站在中共代表的一边。
斯大林得到报告后不久，毛泽东亲往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打消顾忌，将中苏两国结为友好互助同盟关系。据此，他复电索洛维约夫，批评后者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声称：刘少奇的讲话不仅是正确的和及时的，而且应该公开发表，并应向各国代表团通报他的意见。苏共《真理报》还在一九五○年一月四日把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译成俄文刊发出来。
此后，斯大林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动亚洲各国的共产党人，走“中国道路”，即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一月六日，莫斯科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日共奉行的议会斗争政策，要求日共学中共，用武装斗争将美国占领者赶出日本。一周之后，莫斯科又批评印共，同样要求印共用武装斗争实现民族解放。
斯大林在一月下旬同意朝鲜劳动党通过武力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要求。改变数月前明确反对这样做的斯大林，并很快为朝鲜实现这一计划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和援助。
可见，从一九五○年开始，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影响下和“中国道路”推广的作用下，中国周边亚洲各国的武装斗争都迅速扩展起来，其中尤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越南抗法战争的迅速推进最为典型且影响最大。中国参与朝鲜和越南战争，几乎不可避免。
斯大林去世中国道路暂时停摆
但是，“中国道路”的推广，从一开始就遭遇多方面的阻滞和抵抗。日本和印度的共产党人因此先后发生分裂。在印度这个崇尚甘地的非暴力哲学的国度中，暴力革命全无推行的土壤。而在日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相当发达且地域狭小的岛国，依照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建立庞大军队和根据地，从事大规模武装斗争，也全无可能。结果，少数模仿“中国道路”走入武装斗争者很快受到镇压，而整个党因政策转变，合法地位不复存在，国内民众原来较高的支持度，也骤然降到冰点。
在“中国道路”的热潮中，最具成功可能的，就是受到中苏支持的朝鲜的军事作战行动。然而，自韩战打响后，马上受到美国的直接干预。美国出兵增援韩国外，还通过联合国组成联合国军进行干预。这场战争最后只是维持了战前的地理格局，但参战各方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损失极大。
除此之外，只有越南党的武装斗争取得明显进展。因为中国援越有地理优势，争取民族独立的越南民众的同情也在越南党一边，美国因韩战分身乏术，故越南党的军事斗争才取得较明显的成功。到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时，越南党已建立武装根据地。
这一波推广“中国道路”的热潮，因斯大林去世戛然而止。一方面，多数苏共领导人原本即不赞成斯大林的这一主张，斯大林一死，苏共中央马上停止对各国武装斗争的支持，转而主张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新中国在一系列援外斗争中，数十万人的死伤，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亦成为国内经济恢复的沉重负担。特别是一五经济计划，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不现实。权衡利弊，中共中央接受了苏共中央的主张，硬性劝告越南党与法国实现停战与分治。同样，中共也先后劝止了东南亚各国反政府的暴力行动，一度全面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力图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发展外交关系。
毛对英共删改毛选强烈不满
然而，改变输出革命的方针，并不等于毛泽东改变了对“中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观点。实际上，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就曾强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即刘少奇上述讲话半年之前，毛泽东就告诉过朝鲜党的代表：朝鲜目前虽没有解放全朝鲜的实力，但这个时机是一定会到来的，朝鲜党、军队和人民应做好思想准备，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在毛看来，一旦中国打完内战，美国人又离开朝鲜半岛，中国就能迅速派出精锐部队给予朝鲜党有力的支持，而不怕国际干预。
一九五四年，英国共产党翻译介绍《毛泽东选集》时，为免英国公众对暴力革命和战争的反感，主张删除相关论断，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强烈的不满，坚持反对任何删改。不改对“中国道路”的坚定态度。
一九五六年，当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治外交方针之后，毛泽东对新一代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逐渐溢于言表。他开始告诫党内干部：要警惕苏共领导人放弃暴力革命道路的倾向，暴力革命是共产党人手里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刀子”（武器）。
中苏分歧：中国道路再度走红
一九五八年，越南党看不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再度恢复武装斗争，毛泽东表态支持。紧接着，中苏围绕着要不要对美缓和发生争论，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态度中立，进一步加深了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
一九六○年四月，中共中央借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公开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政论文章，阐明坚持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原则立场。随即，针对印度当局纵容西藏分裂主义和中印边界争议，毛泽东不仅下令越境打击印军，而且从此改变了对中立于美苏之间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战态度，逐渐转向了“三斗一多”的方针，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坚决斗争，绝不缓和；对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援助只能多，不能少。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必须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当仁不让。
于是“中国道路”再度成为中国输出革命的最核心内容。国防部长林彪为此组织写作班子，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文，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认为帝国主义就相当于城市，落后国家和地区就相当于农村，世界革命理当按照“中国道路”，到处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其实说到底，所谓“中国道路”，核心就是一个“打”字。对此，毛泽东文革初期讲得很明白：各国革命的关键是要开展武装斗争，“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么。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
对缅共武装斗争的始乱终弃
正是依照这个“打”的部署，从一九六○年代开始，中国把联络和援助的目标全面转向各国激进的小组织，采取接进来、送出去的方法，在中国内地建立训练基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及各种武装斗争的技术和战术，再援以金钱和武器，送他们回去开展革命。而“文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即把中国进一步树立成世界革命的样板，向各国输出中国式革命的对外政治意图。尤其是对周边各国党，这类道路的输出就更是驾轻就熟了。
以邻国缅甸为例。文革开始，中共中央就批准并协助在华缅共回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早先一批撤进中国的青年骨干分子在四川贵州农场中和中国姑娘安了家。但这时，毛要重新推行“中国道路”，决心在周边国家进行实验。缅甸是试验的重点国家。那批缅甸武装斗争骨干自然又被安排受训，然后武装护送回国开展斗争。
中国军队还专门组建训练营，组织后勤补给基地，甚至不惜化装成缅共游击队，直接与缅甸政府军作战。做过缅共中央高干的杨美红介绍说：当时缅共所在之地全都挂的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每天必读毛主席语录，对着毛像“早请示晚汇报”。缅共的衣服、枪支、粮食，都是中国的。缅共部队中都派有中国的军代表。军事训练营地最初设在云南境内⋯⋯
“中国道路”在中国能够成功，纯粹是中国自身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所造成。若相信这一道路可以用之四海而皆赢，实在是一厢情愿。毛泽东格外迷信自己的经验；对中国的事情不管对错都要照办，对外国的事情也要比照自己的经验和意志，来判断是非对错，甚至推而广之。毛去世后，中国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再度放弃支持缅共等小组织的武装斗争。
一九七九年底，中共中央召见缅共领导人，宣布给缅共五年的过渡期，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将全部中止对缅共的援助。随后，中国顾问团和解放军官兵全部撤回中国。缅共内部顿时人心浮动。有些立志要为实践“中国道路”而牺牲的人们，最后竟因失去援助而绝望自杀，令人深感震撼并扼腕不已。
文章来源：《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