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9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十）要求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上面，刘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沈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党和政府不应管得太多太死》为题作的发言。他说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法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异常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他对学校党委制的作用，认为是形成了以党代政，非党校长无权，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在系里是系秘书领导系主任的反常现象。为了改正过去的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以为可以考虑学校党委制的改变问题。他还谈到出版的专业化制度，即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出版，以为这是垄断，是一家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它会使思想僵化，企业衙门化，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病，他说：“今后出版事业应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监督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 （《解放日报》五月十七日）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以《老报人批评现在报纸的缺点》为题报道了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陈铭德说：“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新闻工作者是厨师。厨师要是光注意营养价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营养不矛盾一样。”他建议：一，增办非党报纸，能不能倡办同仁报？二，北京应有晚报。
张友鸾说，旧社会有一句话：“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现在呢？他变为可以这样说：“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
萧离说：新闻常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他们想竞赛也无从竞赛。《大公报》社长王芸生说，现在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新闻工作者劳动生产率低。
新华通讯社的邹震说，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过去这三大自由，被管僚主义，宗教主义和教条主义给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里去。我们的自由被“三害”给剥夺了。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被它蹂躏了的新闻自由。我觉得今天应该喊出“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
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说，我们中国新闻界的单调，枯燥，是这些教条主义者造成的。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官僚式的社长总编辑，比个检查官更妨碍新闻工作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说，我国目前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根据列宁一九零一年定义：“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舞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而目前我国报纸受那个定义教条的束缚，报纸只限于指导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满足他们（广大读者），产生矛盾。
《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把当时占多数的报纸即共产党的党报称为“领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认为它的特点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训口吻多，三，首长言行多，四，有些话不便于讲，五，有些话不敢讲，六，有些话不准讲。他认为“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新闻多，服务周到，新闻人物活动多，什么话都可以讲。单纯代表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不赞成社会主义报纸指导工作法，认为现在的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
这些右派言论在六月二十四日举办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受到批判。中国新闻社孙殿伟批判郑白涛说，郑在社内就有许多反动的谬论，同意章伯钧的言论，主张中国要实行两院制，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在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露后，他仍然替他们辩护，说“党天下”的说法是对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和银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样。他认为目前对右派分子的驳斥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作法。同志批评他，他说这是共产党愚民政策的成功，并把这些人称作打手。（《人民日报》六月二十六日）
北大新闻系方汉奇批判顾执中所说的：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上都没有得到保证。（按说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但直至如今，无耻的投机政客们竟然仍能弹舌如簧——紫丹。下面是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所载顾执中先生的原话全文, 请读者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对照。——紫丹）
顾执中：《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
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许多现象却不是这样。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完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例如有些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至今仍没有被登出。报社只登风平浪静的东西，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稍微联系到某些人物、部长等便不予发表,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地做。第九十四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请大家原谅，说因为学校少，生育没有节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学，这样宪法也被破坏了。
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也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宪法当作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大家都愿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中宣部的宗派主义情绪很浓厚，解放后对老新闻工作人员很少照顾或者没有照顾。解放后仍允许续办的一些报纸如文汇、新民等报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照顾，让非党的报纸自生自灭。党报与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待遇都不同，非党报记者采访时受到轻视，许多的机关还不让他们去采访。
解放前有许多通讯社，现在名义上有两家——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实际国内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包办了全国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饱撑不下。
我建议： 一、 民主党派宣传方面的负责者应该参加中宣部的宣传会议顿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是句假话，即使不参加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会议情况。 二、新华社应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样，成为国际性的通讯社，国内则开放让民主党派、团体、地方办通讯社。
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种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整的，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
民主党派成员讲话很苦，稍微讲得厉害点，报纸上便批评，和风细雨一点，又会挨骂，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储安平的发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性，建议九三学社领导加以讨论，以免引起混乱。（《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安岗批判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模糊了报纸的战斗方向，说报纸同读者是“五分钱”的关系，只是在商品基础上才能发生作用，说不注意报纸商品性的党报是“一片教条主义”，“寡妇脸”，“官报”。右派分子彭文应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发生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要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可赞可叹！彭文应同章、罗、储、陈作为“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的人证，而被定为中央级的五名终身右派！
自从毛泽东把这种生动活泼的自由办报思想的鸣放，恶狠狠地定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温新政，中国的新闻自由被国际公认为最糟而跟北朝鲜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见，曾彦修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苏联的出版机构，组织制度是落后的，而我们把自己的传统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苏联。“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对于随便砍掉专门刊物，他认为：“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把这些学报砍掉，中国没有科学，却要亡的。”“解放后几年来，光出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连环画，没有真正的出过一些有分量的东西。”“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过去搞七，八年，结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反特小说。著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出版工作去搞些没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为了规定《毛选》在全国同一天发行的组织工作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是无聊。”事情是人办的，对领导，对同志，对组织处于执政地位受到的腐蚀以及广大群众已经“怨声载道”，他认为“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因为他已得到某些东西了，官方身份，统治者一分子，生活职业有保障，有东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党员享受特权现象。”
《人民日报》七月十八日载，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会上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什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吗？有人分析说：曾彦修主张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在十月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说：“出版界的右派分子曾彦修、蓝钰、子岗等人，都竭力反对出版事业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他们认为：计划化‘把个人的积极性限死了’，‘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蓝钰故意把解放以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百出’，‘笑话百出’，并且把它归咎于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特别攻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提出所谓‘自由买卖’，‘自由出版’的荒谬主张……其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出版工作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