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6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九）破除对马列教条的迷信
右派对各个方面所提的意见，现在综合起来看看，就是一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建国方略，并且具有历史证实的正确性和超前的高瞻远瞩。所有的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 有的属于昧良心的胡说八道, 有的是糊涂得不可救药。
上面所谈，侧重于政治法律，下面我们再就学术思想、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人口社会、科学教育、财政经济等方面，进行举隅。
章伯钧说：“生活上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七月四日，《人民日报》）这正好可用来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权即生存权理论的荒谬性。何况连所谓的“生存权”，起码也有四千六百多万被剥夺了去；苟活下来的，也仅仅算是“生存”，在“二个东西”上，却称不起是“生活”。
吴景超教授说：“这些人遇到一个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实，从事物的客观联系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去查经据典，看马、恩、列、斯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说的。例如，说民族问题的，并不去认真地研究中国有哪些少数民族，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特点，而只会背诵斯大林所讲的四个基本特征……教条主义对于马、恩、列、斯所没有说过的话就不敢说，离了马、恩、列、斯就什么文章也写不出来。而且还迷信马、恩、列、斯以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施诸四海而皆准。”（六月六日，《北京日报》）一九五四年三月，他便在《新建设》上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都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一九五七年第三期《新建设》上有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见解。“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我们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在落后技术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的。”
吴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但，“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科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他呼吁恢复社会学，也被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据他的学生刘佳有的回忆，他被安排讲《计划经济学》。人所共知，计划经济乃苏联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下以主观意愿取代客观规律的产物，现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大教授去开讲这门课程，不但强人所难，而且还有着穿小鞋的味道。刘佳有，课堂笔记三百多页犹存身边，记录着吴老师的话：“计划经济，既包括工农业，更要考虑教育事业，尤其人口问题，不容忽视，控制生育，应列入国民经济计划。”这一提法被视为与潘光旦优生学一脉相通，鼓吹马尔萨斯人口论，跟毛主席“人多好办事”的伟论唱反调。最具讽刺意味是人民大学一位批吴最力的青年教师，后来摇身一变，摭拾吴先生的余唾，在讲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到处吹法螺，做报告，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人口统计专家，收入可观，是改革开放后的学阀大富。
其次，吴老师提到现代化需要原始积累时说，二战后殖民主义时代已成过去，人权高涨，靠掠夺落后地区，战争索赔和榨取工农都已不行了。中国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虑国际间的公平贸易，发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条件下适当引进外资外技。这个观点被当做新殖民主义和卖国论，是替帝国主义鸣锣开道而大受挞伐。
其三，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通讯，能源和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方面，不宜过分强调铁路，水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铁路不遑多让，忽视水运是错误的。尤其中国，除北京外，有哪一个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发展起来的？即使如铁路四通八达的美国，十大工业城市仍然是水运交通的枢纽。可见铁路并不能取代水运，亦证明到处拦河筑坝，与江湖争田不足取。这个论点十余年后才由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R.Fogel）发现并整理出一套理论而获得一九九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名重士林。作为这方面的先知，中国学者吴景超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予以打倒。对照现在中国社会实况，他有哪一点说错了？究竟谁反动？谁先进？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给了现在还活着的学人以莫大启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多么崎岖坎坷啊！”（《世界日报》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这里又提出了“谁反动?谁先进？”的问题。作者自问自答说：“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 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共产党反动，右派先进。”
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人民日报》五 月二十五日，发表了他的言论摘要，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最精辟透彻的剖析。
他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和人类的指导思想呢？徐璋本认为，这要从整个人类历史和宗教信仰来看。
第一：马克思着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说，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着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做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只能用之于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于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徐璋本认为，难道救国救世必须迷信式地奉行马克思忽略人类特征的知识宝库和两种矛盾的片断哲理，然后再以中国的传统美德来补救吗？这并不是真正辨证法的矛盾统一必经过程，而是由于迷信马克思教条公式的“人为矛盾”！徐璋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须要有更大勇气来认清：“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不等于马克思学说和主义。如果拿马克思学说和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统一的专政下，使人民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什么百家争鸣。
第三：徐璋本认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采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余，将这个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牲不怕困难的解放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士掌握了这个“行动政治哲学”，并巧妙地付诸实行，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这不得不感激马克思所开的这付特效药。不过马克思并不是万能无所不包的圣药，这付猛烈的特效药在环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经成功之后，用以煽动人类仇恨心理是万万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论的部分的。“不生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是真正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天一体观”。而“无我无他”、“同生同灭”才是对人生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彻底解脱，才是实现大同共产社会理想所必具备的条件，而不需要煽动仇恨心理来推动人们的行动和积极心，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所谓“阶级矛盾现象”的来源并不是“自然物质能”和伴随着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而是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两种生物本能――自私利已与互助利他。
根据以上的理论，徐璋本认为，能真正作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指导哲学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国的大同人道精神和“爱和恕”的平易人伦哲学思想，以及基督教义中以爱和恕为基础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诣是释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脱：“无我无他”“同生同灭”“同不生同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完美辩证的“人天一体观”。徐璋本认为，这些看法，是他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果，不可能全是对的，他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徐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以及为什么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这样的认识，今天对于我们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可惜像徐璋本这样的思想，多年来被历史尘封，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在一九五七年，许多民间知识分子在理论认识上达到的高度。在一九五七年，多数有价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学的教授和学生完成的，特别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与学生。
《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发表于《经济研究》（一九五七年五月）上，作者是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经济系教授）、谷春帆（邮电部副部长）、巫宝三（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宁嘉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等六人。文章的内容涉及面广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长，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论点可以从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窥见，这样，既可免去重复引证，又可观赏马戏团小丑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批判说：“陈振汉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中包括计划工作，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没有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以致偏差颇大，错误很多，损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据陈振汉说，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过了时’的‘敝屣’，不能指导当前的经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不懂得经济学常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这个局面岂不是糟糕透顶吗？那末怎么办才好呢？陈振汉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回答：这好办得很！他的办法的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早已过时，‘是敝屣就应屏弃’，干脆把它扔掉，改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把它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好了。办法的第二条是：现在的国家的经济工作的指导人员，既然不能担负领导工作的重任，那末干脆请他们下台，让这批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经济方面的工作应该如此这般，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也应该如此这般。陈振汉的《意见书》数易其稿，洋洋数千言，其主要内容，事实上就是这样。”（《人民日报》九月十九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杨培新说：“陈振汉说马列主义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案’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都说明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理论，已预见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八十年来，这个规律已为实践所证明。陈振汉把马克思主义嘲笑为‘和尚念经’，这只能证明陈振汉的反动立场 。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九亿人口的国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生气勃勃的行动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陈振汉以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竞争可以使生产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建设却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所以这种偏差不可能消除。
经济研究所严中平揭发说，陈振汉在十多年前就主张：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增加的结果并不阻碍而且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说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这是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二十九号）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主委沈志远说：“在学术界，由于教主义的长时期以来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术思想，自由的思想，几乎遭到窒息而亡的命运，因此解放八年来，我们的学术界显得非常的沉寂。我们的学术界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由于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妨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我们今天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文汇报》七月二十六日）
刘思慕以《剥掉沈志远的画皮》为题，系统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沈志远以全盘抹煞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把光明灿烂的新中国涂成漆黑一团，把学术思想界说成死气沉沉……要党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的具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个别环节全面地大检查。”因为他认为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重大原因’是‘属于制度性质’，他强调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经济制度方面，沈志远露骨地反对计划管理，集中管理。他责骂我们的党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讽这种制度把我们党和政府压得‘满头大汗，寸步难行’，另一方面说什么连‘草纸，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国营，一切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极其恶毒的语句污蔑，丑化整个党。他把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说成是一个结党营私的宗派集团，把党员以至各级领导干部说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领导阶级，把人事部门说成是‘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的特殊人物。”
刚从日本回国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经济现状，与马列主义的经典分析严重脱节了，比如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怎么看？（《禅机一九五七》，页一七一）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