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0日讯】在湖南临武城管杀死卖西瓜的农民之后，没有多久，湖南永州的交警又杀死一入城摆卖的菜农，官方说词比起临武那个杀人案更荒诞，说是交警扣查该名菜农违规停放的电动三轮车时，“没有发生任何肢体冲突的情况下，事主突然倒地死亡”。几乎同时，福建又发生城管清查“违章建筑”时打死村民的暴力事件。在今日中国，这种血腥事件到处都在发生。
这就要来探究中国酷吏恶吏文化的来龙去脉，先从几年前发生的一件小事说开来。有一位央视驻香港记者在博客撰文，记叙央视的车在停车场被擦损，报案后特区警察来到现场，却又要呼唤更专业的交通警察；交警到了又呼唤督察；督察到了再呼唤专家来查勘……最后等书面报告还要等两三天。这位央视记者对香港警方的办事效率很不耐烦，他说这种小事故若在北京，半个钟头就处理完了。
谁知道这篇文章却招来国内网民一片骂声，指央视记者把法治之区香港和大陆相比，是侮辱了香港警察，该记者“真是太CCTV了！”
专制制度所衍生的“恶吏文化”，听起来效率的确是很高的。女神探聂海芬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她破案率奇高，屡屡立功受奖，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但浙江张高平叔侄所谓的“奸杀案”曝光，揭开了女神探原来是个不折不扣的酷吏，已经判了无期徒刑并坐了将近十年冤狱的张氏叔侄，受尽聂海芬及其刑侦支队的酷刑。如果不是十年后DNA监测给苦主洗脱冤屈，他们将要把牢底坐穿。像聂海芬这样的办案方式，在中国却是司空见惯。《中国青年报》李大同主编的《冰点》周刊就报导过多宗冤案，其间多数是上级“限期破案”，警方采取霹雳手段，办案人员滥施酷刑而造成的。
要说酷吏文化，王立军就是绝佳样板，整个公安系统没有人比王立军头上的光环更耀眼，公安部唯一活着而有资格的领受英模的称号的就是他。从辽宁到重庆，所到之处，没有破不了的案，没有收拾不了的人。李庄案绝非冰山一角，而是最小的那块冰屑。然而这样的酷吏头子，也怕比他还恶的酷吏。薄熙来一记耳光，就把王立军抽得像丧家之犬，逃到美国领事馆去了。
可以想像，对超级酷吏薄熙来的审判，绝大部分罪行都不能见光，因为那涉及到这个制度最黑暗最丑恶的核心内容，那是不折不扣的国家罪恶！至于王立军以及更下层的恶吏，都是这种国家意志的延伸。女神探聂海芬的恶行被揭穿之后，网民万炮齐轰，要求复查她经办的300宗死刑案，最终把她关进监狱。然而聂海芬安然无恙，因为残暴冷酷的不是区区一个女神探，而是奉行“党的利益至上”的政法委和整个专制制度。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抨击这种统治模式为“逐级授权作恶”，正是点出了这个制度的死穴。
湖南临武、永州的血案，在这样一个逐级授权作恶的国家里，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个案。既然国家权力是无限大的，那么相对孱弱的民权来说，执法权也是无限大的。再举一个例子，河北霸州康仙庄派出所副所长杜书贵，论官位只算未入流的角色，但足以恶霸一方。某次他开着警车去看亲戚，途中遇到供电局工程车，杜副所长几次超车未果，便怒喝：“我就不信……！”话音未落，拔枪射击，工程车司机牛亚军登时毙命！又举一例，辽宁兴城五名便衣警察半夜扫黄，突袭一名叫常霞的女子的私人住宅，常霞睡眼惺忪，不知所措，连声问你们是谁，这群警察不屑回答，只命令户主交出“和你搞那个男人”，常霞交不出，警察搜屋无所获，悻悻而退，这过程户主一直在苦苦地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从此常霞得了间歇性神经病，成了“祥林嫂”，不停自语：“我记住他们的车牌了，我记住了……”
回过头去看央视记者对香港警察处事方式的困惑，他的确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大陆半个钟头就能了事的小案件，居然要如此繁琐地按部就班。在专制国度的生存方式，固化了他的记忆，并将之奉为“宇宙真理”。这就是专制中国的现实。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