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7日讯】 【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五） 清算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罪行
章伯钧是从源头上对“党天下”来一个“掺沙子”；而被毛泽东包办的“章罗联盟”这场婚姻中的另一角色罗隆基，则是用“平反委员会”来清算党天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于右派理论，储安平和章伯钧是无独有偶，再加上罗隆基便形成鼎足而三：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说，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
据此，罗隆基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他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道路通北京了；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鸣’和‘放’以后，还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 二，平反的机构一定要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的，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人民日报》五月二十三日）
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的；搞错了的要平反。毛只是想抓几个典型，平平反做做幌子，以收到杀也英明、放也英明，吾皇万岁万万岁之万民拥戴。如果来真的“有冤伸冤”，那么，斯党也而有斯领袖也的党天下能还得起这笔钱债、物债、血债、泪债吗？只说杀人一项，不说更多的劳改、劳教、管制、批斗……毛就像按比例划右派一样，搞的是按比例杀人。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毛亲手所写的《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胡耀邦）的指示的批语》：“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页二六七）
那时报纸上正在猛批“宽大无边”的右倾思想，干部都是以杀人不眨眼以示其革命坚定性的。我家那个八百多人口的村庄，杀了一个“伪乡长”，两个“投敌民兵”，两个“地主狗腿子”（他俩的罪行是，扬言“国军打回来再说”。）定比例本已非法，何况从来都是超额有功，下面总是超额杀人、争相立功呢！当年罗隆基斥责国民党：“如今的党治，在内政上以党治国，以党乱国；在外交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亡国。”（《新月》第三卷第十二号）这是公开发表在《新月》上的，所以蒋和毛对他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理念都很摸底细的。这就是他虽然反蒋，蒋介石还给他部长当，国防部、外交部之外任他挑；而他拥毛、拥共，毛共却没有让他当部长，出于无奈，才从林业部分出个森林工业部让罗当部长，随后他划右派，这个部便也撒消了。
《新闻日报》编辑部揭露王造时透露给该报副总编陆诒的讯息：罗隆基听完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后，说：“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人民日报》七月五日对斗争会的报道，标题是《罗隆基说：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处处是错》。当然，这也“足证”：成立“平反委员会”系统是绝对必要的；而所有当时的鸣，放，总括地说是“足证”了“足证”。同时，所有对“足证”的反驳，你找不出一件不是虚伪的、强词夺理的、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卢郁文，小丑一个，固不足挂齿。吴晗，历史学家，饱学之士，就是他能把不存在的东西巧饰成“事实”，胡说一起：“章罗两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名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下。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联盟’了，两个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人民日报》，七月十六日）
可是，当迷雾澄清，真相以“章罗联盟，天下奇冤”载入历史时，历史学家吴晗又该怎样向历史作交代呢？早在毛捏造“章罗同盟”罪名前二十天，吴批“平反委员会”：“这个意见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可是，即便在被毛背信弃义地篡改后而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仍然写着：“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试问：毛泽东的意见涉不涉到这两个问题？这不啻是吴吃了毛一记耳光。“不啻”还非真的，真的是毛通过批《海瑞罢官》一耳光打得他命归西天。因为他死前顿悟到“悔不当初”, 咬破舌头写了这四个血字, 所以能“立地成佛”。佛说，纵有弥天大罪，也抵不住“悔改”二字。
史良的卖友叛盟，比吴晗有过之无不及，她的发言可以说是司法部长对“章罗联盟”下的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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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他们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张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轮流执政，反对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和基本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二，他们反对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首先是反对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教事业的领导，要党的领导退出高等学校，退出科学文教机关；三，他们反对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监督，篡改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党派组织作为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四，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否定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肃反等历次革命运动的伟大功绩，煽动反党情绪，企图倒算翻案；五，他们在知识分子中间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阻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农相结合；六，他们篡改《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的政治方向， 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七，他们宣扬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强大，诽谤社会主义阵营，散布国际局势紧张的空气，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八，他们实行排斥打击左派、欺骗蒙蔽中间派、拉拢扩大右派的组织路线，安排爪牙，控制组织，夺取民盟的领导实权，反对民主党派长期以来发展组织的正确方针，破坏重点分工的协议，招兵买马，搜罗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参加民主党派，在民主党派建立和扩大反动组织基础等等。”（《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她在文革中虽苟活下来，但也受到猛烈批判和人格羞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史良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的‘章罗联盟’，在组织上是不存在的，各级组织的所谓‘章罗联盟分店’更是没有根据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民盟中央是有责任的，我们将从这里以及从其他的‘左’的错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手册》第四十四页，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一九八二年五月）
《光明日报》六月三日载：陈新桂说，政治运动，成绩的取得，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仅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难免的”这个公式来作结论，未必一定正确。过去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比如，不从调查研究出发，事先拟定打击的对象的数字，对运动采取宁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胆怀疑的办法，等等，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不相符合，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历次政治运动还产生一些副作用，如人为地制造了“墙”和 “沟”；把人分为“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报别人的问题而获得这个称号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说，他们是“靠运动吃饭”。另外，在运动中也有的人养成看行情办事。有人这样说过，在运动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这些人简直是败坏社会道德。
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右派言论选 集》中，载有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言论 ：
总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伟大个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赶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的；徐懋庸（党委书记）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
我们历次运动中常常捕风捉影，就去搜家，结果只道个歉。但有教条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有创伤是不能一下子磨灭的。
法规定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没有公布，人民无权，宪法没有保证，这是肯定的违法，是不能保障宪法的实现的。
知识分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改造，改造，什么时候才信任我们。
（毛整人的阴谋为什么总能得逞？除了应用毛吃人哲学《矛盾论》加以解答外；被整的对象包括后来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等，都是要把祸水引入别人田。我们尊敬的教授也未能免俗；难道民族资产阶级就应该永享“改造，改造”吗？他们遭遇的灾难还不够沉重吗？同是天下受害者，应同声谴责害人虫！）
刘真（徐懋庸的继任）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 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都是指定的，这民主么？三反时xxx 教授被叫做x 犯xx，随便把人关起来，这自由么？
《长江日报》七月三日载杨展时致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中说：“我承认，我们党执政七年，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可是，在知识分子政策这个个别问题上，如果我不照公式说话，那我就不能不说，缺点是主要的。不！更恰当点说，是失败的。”“也由于缺乏了解，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当然也就不能恰如其分。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出现了或冷或热，不知究竟如何措手的情况。有时（这是主要的），感到知识分子思想落后，历史复杂，政治态度‘不明朗’，心里一烦躁就扎扎实实整他们一家伙；有时（这不是主要的），感到他们还有点知识，有点技术，对社会主义还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则又不免宝贝长、宝贝短的对他们‘统战’一番。知识分子们被我们一时放在火里，一时放在水里，一时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时又捧上三十三天。入地时， 满肚子委屈牢骚，深悔当时自作聪明，‘没听朋友的劝告到国外去看看风色’，痴心妄想跟着共产党跑了一场，还是不免顶着一个‘反革命分子’的下场。不但自己死了不清白，连妻子儿女也抬不起头。上天时，心惊胆战，不知何年何月‘龙颜大怒’又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七年以来，他们像童养媳妇在阿婆手下过日子一样，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说起来是‘一家人’，实际上却不得不小声小气，轻手轻脚，处处看颜色行事，凭这样还惟恐自己出差错，惟恐被家里人抓住小辫子。”“按照我们党的估计，知识分子似乎只是一个爱国者。他们爱祖国，可是留恋自己在旧社会的地位，向往着资产阶级民主，而对我们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并不热心，有距离，甚至反对。”“这个估计是很不正确的。”“正是因为这个估计错了，才使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全部都错误了。”
“在一种强烈的、莫名其妙的、十十足足的宗派情绪的支配下讨厌他们，冷落他们，处处用怀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们，甚至一足踢开他们。而尚以为未足，并通过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一次、加次、三次残酷地打击他们，惟恐斩杀不绝，千方百计地从精神上加以折磨：农民所不忍施之于地主的，我们悍然施之于知识分子；工人所不忍施之于资本家的，我们悍然施之于知识分子。在这些运动中，知识分子因不胜精神摧残，不胜斗争之辱，不胜我们的‘董超薛霸式的帮’，跳楼、赴水、仰药、刎颈、投环、切腹而死的，擢发难数！耄耋无逃，孕病不免（华南师范学院在肃反运动中有五尸六命的事），天神共愤，道途咨嗟！把我们这种屠杀的方式和法西斯强盗奥斯威辛的方式相比，我以为奥斯威辛的不但显得拙劣幼稚（无论如何，总还得刽子手亲自动手），且倒还干脆仁慈！如果说，斯大林同志不免因为他对同志残酷屠杀而逃不过历史的斥责，我看，我们党也很难不因对已经‘归顺’了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屠杀而受到历史的斥责。我党之屠和暴秦之坑终将同成为历史上两大无法湔涤的污点，不能不使人万分痛心！（于此，我们却听见台湾的热烈的掌声！）”“可是，我们还居然心安自得地说：成绩是主要的！”
范朴斋说：“有人说：‘一系列的运动、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这岂是我们改造的目的？ 但他们不敢分辩，说道理也说不通，只好忍受。许多人由此逐渐产生了消极情绪，这也错，那也错，感到人性丧失，见人低头，还有什么生活意趣呢？”（《光明日报》六月五日）
大连工学院讲师彭声汉在中共旅大市委宣传会议小组会上说，民主的实质在于思想应绝对自由（表现在我宪法上就是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组织上则少数应服从多数（投票选举政府）。有人说：“过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并不是不民主。”又说：“今后应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寻求一个适的比例”——这是在玩弄名词，在耍花样。过去不民主，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错误。肃反是对自己人专政。所谓“肃反走的是群众路线”，群众是谁呢？我把它大致分为四种：打手；走上风的；走下风的；被斗的。如果硬把它说成是群众路线，那亦不过是“打手”路线而已。肃反斗争拆散了多少个幸福的家庭，摧毁了多少坚固的友谊。在和平时期发生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辽宁日报》六月八日）
北大俄语系教授魏荒弩批评道：“中央决定肃反对象有百分之五，这是太主观了……这样就产生了超额完全任务的现象……许多人被迫自杀，但还被扣上畏罪自杀之名……肃反是集反宪法之大成。”“肃反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北大哲学系李华荣同学在大字报《重新估价肃反》中说：“肃反有如下缺点：一、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斗错了人，关错了人，迫害了人，迫死了人；二、破坏了法制，损害了宪法，损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讯自由、人身自由、无根据的搜查、看禁和逮捕。三、 促使了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墙更高、沟更深，少数党员在肃反后，在人民头上高视阔步。四、摧残了人们应有的感情，破坏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鸳鸯，损害了多少友谊……”
有人揭发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跟他说过：“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业惨遭破坏，许多民间藏书几乎被烧光，这等于始皇焚书坑儒政策。龙泉拆塔事件后，说这是共产党破坏文物作风的沿袭。他还对我讲过：肃反中出了许多乱子，到处逼死人命，在温州我的一个朋友被逼自杀了！”（《浙江日报》六月二十七日）
钻屁股蚰蜒郭沫若，无孔不入，连宋云彬也不放过。他发言的效应应是刺激别人的呕吐神经：“革命的破坏在在所难免的。经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古书文物哪能没有一点损失！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墙，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镇也有城寨。除了必须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夸大起来，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问题是不合逻辑的。”（《人民日报》九月三十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历史事实，但却不合郭氏“逻辑”。反倒郭的谈话合乎了毛泽东夫子自道的逻辑：“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六七七页）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