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5日讯】 【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三害”应向毛泽东那里挖
《人民日报》转载《陕西日报》六月十二日刊登的陕西师院讲师王尊一的文章，题目是《“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开宗明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哪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展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
（三） 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说到有职无权，此乃“党天下”题中之义。别说副职，有一位正科长，有些政策文件科员（党员）已经知道了，可对他仍在保密。试想，这怎会有职有权呢？无怪乎——
章伯钧说：“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
民盟中委彭文应说：“民主党派是电话总机，客人，眉毛，尾巴，包打听，拍马屁。”他认为中共的干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优材劣用，劣材优用，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用非所愿，有才无德，有德无才，德才俱无，有罚无赏，赏罚颠倒。”（《人民日报》，八月二十五日）
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日报》五月二十一日）
八月六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全体大会，揭露和批判文学家黄药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有人揭发他在中文系整风会议上的反动言论：
“药眠说他当系主任是有职无权，是被人当玩具玩，并说这与党的整个领导和制度有关。他说有职无权的根源在于党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资产阶级。他认为不能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像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分子就对他们有对抗情绪，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八月七日，《光明日报》）
民盟中委，河南省副省长王毅斋说：“有职无权使你等于是个花瓶，招牌，牌位；这是党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河南日报》，五月十八日）
投靠中共的民盟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张性初揭发民盟中常委，陕西省副省长韩兆鹗：“他造谣说‘有职无权’，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作副职是给人拾遗补缺的’，是‘点缀品’！”（《陕西日报》，八月二十日）
时轮已滚动进二十一世纪，我插问一句：如今中国政坛上的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如工会等）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否仍是眉毛、点缀品、纸花、花瓶、招牌、位牌、玩具、泥菩萨、电话总机、客人、尾巴、包打听、马屁精、狗腿子、应声虫、留声机、助纣为虐、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出卖灵魂者？
有另一种人物，如李慎之等，作了难能可贵的坚持，秉持良心说话、办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应该说是我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载体，卓越的传人，树一代风范，在右派中也属凤毛麟角。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发生时，他任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毛泽东派秘书林克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结合中国的情况，他认为“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应当成立宪法法院”，“我们应当搞大民主”。
只有让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免蹈苏联覆辙。这可惹火了民主死敌毛泽东，划右派自然是没有跑的了。毛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曾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李先生终生与专制主义所打的遭遇战荦荦大端之一。之二是与邓二世在血洗天安门所遇，他愤而挂冠：“决不在刺刀下做官。”之三是，他一篇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给小人得志的江三世举办的国庆盛典大泼冷水：“就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指责他们是一样的小丑，一样的跳梁。而且为中共掌权五十年的历史定论为：“历史剩下的竟是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文章引用了苏共二十大以后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一个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制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制）。”
实在是，英雄所见略同。据《光明日报》七月一日所载，罗隆基私下曾对浦熙修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个人独裁政治。个人崇拜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知识分子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总比社会主义制度好些。”
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武兆发说：“在抗战时搞统一战线曾骂国民党一党专政，然而今天又把各民主党派放在什么位置上呢？民主党派在工作中能起什么作用呢？起的是木偶作用。结合我们学校也是一样，过去系里一切由谁决定的？如留苏，进修，留助教，教授的去留等等，说是由人事科决定，其实连系主任都不知道，都是由几个年轻党员决定的。可以不客气的说，这些年轻党员在业务上是没有条件决定的，然而在高等教育机关竟然这样。”他还说：“对待民主党派该让它有一定的地位，不应使人感到自己是牌位，是傀儡。” （《师大教学》一二四期）
（四）对“党天下”掺沙子
六月十日的《沈阳日报》刊出了沈阳师院张百生，黄振旅七千余字的长文《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主题是挖掉“三害”的根子。它用了二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肃反运动扩大化是在主观主义思想指导下，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从理论上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肃反干部只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所以，“根子在北京”。他们质问：“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什么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错了就马上开释，并恢复其名誉。”
文章还具体批判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对于“党天下”，他们认为中共使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党虽拥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这仅是占全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弱而已……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张，当这百分二人的“顺民”么！
党所以丧失威信，党员腐化，是由于“有了特权，渐渐忘记了革命的真义，喜欢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后很有些人看到入党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权有势，官高禄厚，步步高升。于是蜂拥而至，‘争取’入党，在党员和党组织面前，极尽其拍马的能事，伪装积极，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歪曲事实，欺上压下……以博取党员和党组织的欢心，达到入党之目的。”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的民主的，有的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裁。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议。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拿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破坏法制，必须改变。”“应该实行直接，普遍的竞选，让代表们能够真正代表本选区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对本区选民负责。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监督政府……”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实际上，‘ 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一些无关疼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人大’和‘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任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 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 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一定要选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党派‘政治分赃’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设立各种专门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各种专家参加工作。‘人大’常委会应该是专职的。人民代表不应兼任政府之职务。应该创办‘人大’的有关刊物，向人民宣传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论的重大问题，监督政府工作等等。至于党对‘人大’怎样起领导作用？我们认为这就要靠党员代表的作用。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党员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选他进去。”
共产党把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求民主，都归结为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对资产阶级民主又长期地加以诋毁、丑化。从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看，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还是向往的。马哲民说得很形象：共产党对青年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好，其实这好有一比：过去有个大和尚同小和尚上山，小和尚看见一位姑娘，问大和尚这是什么，大和尚说这是老虎。大和尚问小和尚爱什么，小和尚说我爱老虎。共产党和青年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老虎，其实青年还是爱它的。（《长江日报》六月二十六日）
《天津日报》，五月二十七日报道了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学教师座谈会，会上第三女子中学的民盟盟员、历史教师黄心平提出了一个根除“一党专政”的政治主张。他说，“我有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只要不杀头，我就提出来。是什么意见呢？我认为，现在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各个党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一党执政有害处，像共产党已经整过三次风了，但如今仍然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通过这次整风是不是能够彻底消灭这些缺点，还使人怀疑。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我本来打算将这意见写成文章投给报社的，只怕不给刊登。”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