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9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王造时由周恩来而死
引蛇出洞的伎俩，屙脓尿血的人格，卖国的嘴脸，鳄鱼的眼泪。说的是，周恩来不杀王造时，王造时却由周恩来而死。
时是政治学博士，二十九岁的大学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为罗隆基、彭文应）之称，长有“爱国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邹韬奋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天真烂漫，笃实敦厚”。
所谓“七君子”，都是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沈钧儒、沙千里、李公仆、章乃器、史良。在周恩来操控下，以抗日为名，大事反蒋。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们以“危害民国罪”被关进苏州高等法院监牢。他们虽被利用，但确是出于爱国热忱，故获释后，得到“爱国七君子”美名。我谓“利用”；你不相信吗？试看，“爱国七君子”若真的爱起国来，中共又是何种态度？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新华日报》头版：“塔斯社莫斯科十三日电”
条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与日本天皇陛下，愿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兹特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因此双方任命各自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长维拉彻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冈洋右及特命驻苏全权大使建川美次陆军中将，为各自代表。双方代表互阅国书，均属完好妥善，当即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现行条约用俄文及日文缮写两份，由上述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于莫斯科。莫洛托夫（签署）；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宣言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于莫斯科。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岗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消息传开，舆论哗然，各界人士反应强烈。中华民国政府郑重声明，对条约涉及中国的部分宣布无效，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
亲苏亲共但又自认是中国人的人士，不仅无法面对别人的质问，也无法面对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义愤填膺。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四月七日二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也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黄炎培等，他们的救国会经过讨论，表明态度，由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内称：“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州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这一下可大大地触怒了中共，同时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卖国嘴脸。
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在她写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二辑，第八十页）中回忆道：
一九四一年，苏联因战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的地方，国民党报纸即借此攻击苏联。救国会也发表宣言对苏联提出抗议。周恩来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沈蘅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章乃器退出救国会时，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没有接受。
半年后，他们夫妻离婚。这事我们不管，我们关心的是如不离婚，则会出现卖国与爱国同床异梦的黑色幽默。
共产党对王造时记仇在心，“解放”后先让他失业，再给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当上了中央大官。而且，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去苏联给斯大林祝贺七十大寿时作为献礼，就在民主党派中唯一地宣布解散了救国会，以谢罪于斯大林大元帅。（当然中共一贯是不强迫，而让其 “自动”。）
在《沉重的一九五七》中载有王造时的有关此事的遗稿：一九五七年写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的交代》，其中写道：
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的结果，认为救国会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苏联虽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地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是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指“七君子”——紫丹注），除邹韬奋同志生活书店被迫已迁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渔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在史良家签字。签名的有沉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仆、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九人……（第一零六页）
这封公开信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斯大林。为缩小打击面，造谣说是王造时一人干的。
当时党的个别领导人按照《真理报》的调子，说成是斯大林的一种策略：让日本的矛头向南（专门侵略中国——紫丹注，下同）不向北（不打苏联），免使苏联腹背受敌，便于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国。因此，那条约及宣言是正确的。（第一零七页）
王造时政治上受冷遇，经济上处困境，心理上陷苦闷，采取了少说话，不写作，免是非的消极态度。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一派万紫千红！中共中央统战部消除对他的误会。三月二十七日傍晚，周总理接见了他，晚宴上，一边给他夹菜，一边聊天，回忆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岁月。后来又谈到让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复救国会的问题。实在可以说是枯木逢春。王造时舒心之情，可以从他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早晨写给周总理的信中看出：
周总理：
二月下旬我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三月间与统战部两度谈话结果，得将一九四一年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所引起对我的误会及其间的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运的是您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请我作一恳谈。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您提出我来北京工作及恢复救国会各节，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同时，请您接受我至诚向往之忱，随时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无负盛意……
关于“恢复救国会”，遗稿记载：
三月二十七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总理召见。在谈话中周总理曾经问我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的问题（既然恢复，何必解散？——紫丹注，下同）我答复说要问沈钧儒，史良和其他与救国会有关系的朋友（为什么不问他们，单单问你？）。周总理说，当初解散救国会是一个错误。毛主席看见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没有救国会的名字，认为是一种损失（装迷！那是谁叫解散的？）。周总理说我当初反对解散是对的。（那就是说，第一，当初你是反对解散的，这一点先肯定下来；第二，你是对的，党是错误的，别人不反对也是错误的。）我答复说，我当初也不是绝对反对解散，我当初的意见是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解散，救国会也就应当解散；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还有历史任务，救国会也就考虑不解散……（第一零九-一一零页）（真是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初为什么单单提出解散救国会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党派？现在又为什么单单问你是否考虑恢复的问题，而不问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现在都是比你更具分量的呀！现在你是最人微言轻的了，你呀你！王博士。人家卖了你，你还要老实巴脚地替人家数身价）。
王造时误以为报国有门了，积极性也上来了，热情地投入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之中。他这条本来是冻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气给哈出了洞。结果，“自投罗网”，给共产党划了右派。
不仅仅斗他现行的右派言论，还挖他反苏、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帅的历史罪恶以及要“恢复救国会”的阴谋活动。七斗八斗，他受不了了，就又向总理发出求援信：
恩来总理：
六月十二日晨缄上一函，并附呈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市政协的发言两纸，想蒙鉴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学会（我忝为该会副会长）及市政协政法组（我忝为该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谈会，主要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及《新闻日报》座谈会的发言，作尖锐的批评，我得到了很好的启发和教育。但在批评之中及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来，由于家庭叠遭不幸事故，加以自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本年三月间在京得有机缘同统战部及救国会诸友畅谈之后，相与澄清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复蒙我公召见恳谈，猥承勉励，精神为之一奋，私衷自矢，今后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应竭忠尽虑，以图报答。适值党大力号召放鸣，广开言路，我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激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殊不料由于对政策的体会不够，对社会的观察不周，所发生的客观效果徒加了党和政府的困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此虽非始愿所及，但后果责任理应由我来负。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我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作一书面检查，以冀弥补损失于万一。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无裨益也。
承您关怀备至，我当此疑难，心怀又不免向往您处。诚知您正在开人民代表大会，原无暇晷处理琐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刘述周部长，由此间负责同志约我面谈，指示对我的要求，使我能够认识问题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书面检查，纠正不良影响，同时不强我作言不由衷之论。如果您认为我当面聆教更为妥当，我也可随时入京趋谒。
我的长儿长期患精神病于上海医院，幼儿初患精神病于南京医院，长女神经曾受刺激在家修养，而爱人则于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个人也有血压嫌高及风湿痛之病，自顾孑然一身，原无所求。如能以残余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诚衷心所祝，殊不愿抑郁困死，徒负您临别相期的至意。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诸希谅察。谨致
最敬仰的敬礼！
王造时上
就象我们可以“预报”准确昨天的天气一样，我们充当事后诸葛亮可以判断周恩来决不会给他回信，相反，倒会去问一问他信上所说的“刘述周部长”：“王造时这棵大毒草锄得怎么了？”
可怜的著作等身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成了被人奚落为“检讨”等身的王博士。最终死于上海第一看守所。
当七君子住国民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去解救他们，神气十足地斥责庭长道：“我们有事要找院长，他为什么不见？就是蒋，我要见，他也不敢不见。你们的院长为什么不出来？”
王造时被释放出狱时，带着他在狱中翻译出的他老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一书。
当他住共产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哑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释放，死时还带着手铐一副。
倒是周恩来总理“有情有义”，《沉重的一九五七》写道：
一份关于王造时病危的报告，终于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人民的好总理马上打来了长途电话，要求尽力抢救王造时先生。王造时被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抢救……
然而，王造时此刻已危在旦夕，气息奄奄，带着手铐躺在病床上。听说周总理打来电话，他胡须邋遢的嘴角漾起笑意。（第七十九-八十页）
三天后他死了。
他的小女儿王海容，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也划了右派，刚在医院动了乳房癌大手术，现拖着沉重病体边哭边奔，赶往上海龙华火葬场。
说了半天，还没说王造时的右派言论是什么呢！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载有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放毒”，题目是《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还配发了他发言时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说：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徵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象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象魏徵的倒嫌其少。
这作为他右派言论的根据，就使他获得了“自比魏徵，向党进攻”的罪名。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