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5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毛的心路历程
从主体方面考虑问题，是毛泽东的老祖宗马克思的观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主体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论纲》）这就是说，应当把上面的历史的客观进程，当作毛泽东的主观的心路历程的对象化、当作主体来理解。
马克思还认为，人们“不仅引起自然物的一种形态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他的目的。他知道他的目的，并把这个目的当作规律来规定他的活动样式和方法，并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资本论》第一卷，页一二九）
毛自己也说过：“战争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论持久战》）
一句话，毛泽东一切行动及其后果，都是他的目的的物化。而到底，规定他使用阴谋诡计这种“活动样式和方法”，作为他“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在李慎之的文章《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中指出：“究其原因，抛开他自己好像洞若观火的空话大话，其实只是对一个‘权’字迷恋上。”我几乎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对此说法不持异议的。章立凡对毛的分析也是围着权力进行的。是啊！林彪说得更透底：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掉权就失掉一切。我说：这就抓住了毛的要害。按毛的说法：是抓住了他的“本质”；按马克思的说法是抓住了毛的活动“规律”。
为了权，他发动整风是处心积虑要反掉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大提出加强集体领导和发展经济的路线；要反掉周恩来、陈云反冒进的右倾保守主义。然而这是顺民心、得民意的。他的那一套个人独裁、阶级斗争、急躁冒进创造奇迹、大搞政绩工程，是为当世界革命导师扫清道路、奠定基础。但他打出的旗号，却声称整风是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云云，这当然完全不是出自他本人内心，而是投国人之所好，而且特别是由于抓住了整个知识分子的兴奋点。于是就在此处设下引蛇出洞的陷阱。
二则，他对斯大林原是不满的，认为苏共二十大是揭开了盖子、解放了思想。但它不要丢掉斯大林这刀子；这把刀子就是极权制度。所以他要维护斯大林，并据胡乔木说，他要以斯大林自居。（意思就是，斯大林不在了，以后我说了算。邓小平对毛的评价和毛对斯大林的评价如出一辙；正是继承了这个个人独裁的衣钵。他说：毛在毛说了算，现在我说了算。）
三则，一九五六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中表明，毛内心估计的形势是，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但他捡起刀子为什么不刺向修正主义，反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屡次大批教条主义呢？只是到反右以后，经过篡改后才改掉那些批教条主义的句子，暴露了毛的真心实意是反对修正主义（敌人）、居心保护教条主义（好人）。
四则，整风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后提出的。而毛总结匈牙利事件的“基本”教训是许多反革命没有搞掉。而且他对党内说，大学生、知识分子是希望中国出匈牙利事件的。毛泽东一贯反右，他清楚知道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右的。他怎能靠这些人来帮助整风呢？这些人是反个人迷信、反冒进的社会基础；是反对镇压匈牙利而主张民主改革的；是对反胡风怀着一肚子无名怒火的……事后证明，毛是要以“整风”为名，先把这些人“搞掉”，作为避免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当务之急。
五则，反右后的事实还证明，他声称要整“三害”，全是虚晃一枪，根本什么也没整。而凡是响应他的号召批评“三害”，批评教条主义的言论，统统都被打成右派言论。随后你就看见，“三害”之为害不仅有增无减，且加速度地越演越烈，竟而至于在中国大地成燎原之势，至毛死而不后已。
六则，我为什么要把历史的进程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完蛋之日起始？这是因为，毛虽然权力欲火光冲天，但他总不能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给他摔了老盆吧！他急不可耐，要当世界霸主的“司马昭之心”——就我所知，从哲学家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的第八章“谁将是国际共运的领袖”的论述，到我被监督劳动的所在公社一个妇女社员说：“苏联卖国了，毛主席要当世界人民领袖了。”便可说明——路人皆知！妇孺皆知！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由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副统帅，把毛泽东的狼子野心、主观愿望，一律宣布为客观事实：“毛主席是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这样，副统帅便把自己的正统帅宣布为世界革命导师了。
足证他整风、反右都是为此铺路。而之后的让人不可理解的三面红旗大疯狂，群魔乱舞、小丑跳梁，都是为了创造人间奇迹，好欺世盗名，为作世界霸主的登基而作丑态百出的彩排。司马璐在《中共的历史见证》一书的第一章《还中国共产党史的本来面目》里，指明：“中共党史，权力斗争是纲——以派系为核心，以路线为旗帜，以权力为目标。”（页四一七）这就是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的实质。毛煞有介事地，以指责苏共修正主义路线为幌子（旗帜），实则，他的居心（目标）是，国际共运领袖志在必得。不仅共产党史，而且所有人类历史都可以作证：任何一个人，当他不择手段地、无限贪婪地、以追求私权为目标时；而以阴谋为手段，几乎是自古华山一条路。
（八）金观涛的“延安模式说”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动投入大鸣大放，他们是在共产党再三动员下才向党提意见的。如果共产党把知识分子提意见看作向自己夺权，那么为什么要动员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除非我们把反右理解为共产党为了铲除知识分子异己的阴谋，不然这是不合逻辑的。由于阴谋论同一九五六年“八大”前后中国宽松活跃的党内外气氛不合，大多数学者都不同意这种过分简单化的看法。他们倾向于把鸣放起因归之于毛泽东对共产党的不满，即一九五六年后毛泽东认为党已经退化为一个保守、因循守旧的官僚机构，而恢复党的革命精神的办法是从外部对党挑战。这一任务首先落到了非党知识分子身上。（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
对这段话，我作几点分析：
一，“不然这是不合逻辑的。”就是说：“阴谋论”是合逻辑的。
二，难道“一九五六年‘八大’前后中国宽松活跃的党内外气氛不合”，“阴谋论”吗？要知道，毛泽东后来已经表明：“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毛泽东选集》五卷，页四七七）
刘宾雁更是一语破的：“一九五六年的宽松，显然又是毛泽东在那里搞他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一手定乾坤》）
三，关于“阴谋论”是“过分简单化的看法”的问题。
金先生看问题和说问题，都很尖锐、明快，比之章立凡、朱正把反右归因于“阴谋论”，说成是“简单化”，他则说成是“过分简单化”；李慎之说毛泽东迷恋一个“权”字，他则浓墨重彩地说，毛泽东迷恋的是“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是“意识形态最高权威”，是“霸权”。但他却没有揭示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言论、行动，“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的 “根据”、“本质”、“规律”。反而结合反右，说：从鼓励鸣放到反右，“为什么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我们认为，离开延安整风模式就很难理解这一点。一九五七年鸣放突然变成反右，只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中大民主转向批判王实味之重演。”你要用延安整风模式来理解反右，当然可以。但是，用哪一点来理解他为什么要采用“延安整风模式”，即那样的“活动样式和方法”呢？从事实上和逻辑上都证明，毛泽东完全是为了达到他所迷恋的那个“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意识形态最高权威”、“霸权”！至于手段么，就正如今天他回答反右说的：“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当年他回答关于“延安整风模式”，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 钱伯城：《郑振铎一九五七年日记纪事》）可以再清楚不过地明示出：它们本质的一致在于目的和手段，目的的卑鄙性决定手段的阴谋性，从而不是否定，而是确证了“阴谋论”（即毛自己说的“阳谋”）。离开目的和手段，还会有所谓“模式”吗？所以我认为“阴谋论”不是“简单化”，更不是“过分简单化”，相反，倒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深刻化”；而 “模式说”虽然也对，但“模式”毕竟是表层的东西，所以这样看问题难免会有“过分表层化”之嫌。再说，从实质看问题，难道你还真的把“双百方针”当成是个什么正经完艺儿吗？邓拓早已揭穿：“是假的”。更何况我刚刚指出，文革旗手江青对此曾作过一杆子插到底的剥皮露骨的解说呢？——“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老娘的。”这里有一句潜台词，到法庭上才明白说出：老娘只是老爹的一条狗！
四，更何况，由于我们察觉到，毛泽东在对待与处理胡风与王实味问题上的同质性，这样一来，是否反胡风运动也可以用“延安模式”来解释呢？又及，此后的庐山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是否也然？“延安模式”是否成了一个筐，很多运动都可以往里装？
五，事实昭然，毛泽东八百辈子也不可能把整党的“这一任务”，“首先落到了非党知识分子身上。” 而倒是把最沉重的，蛮不讲理的打击，“首先落到了非党知识分子身上。”这便是历史给出的结论。
（九） 中外都有的“党内压力说”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甚至于流传到国外。现在首先就着国外的说法，来进行研究讨论。一般地说，是两种情况：一是国内搞的“出口转内销”；一是外国人搞的“进口——加工——返销”。
英国记者，后任哈佛大学教授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属于后一种情况。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中指出：“无疑，一部分电报出自省一级领导人之手，谈担心批评的迸发，会使自己的下属官员们威信扫地。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九个省的第一书记反对毛。这九个省拥有两亿五千万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在这些省份形成的反对派，业已成为毛在政治局里的反对者的后盾……”
我总是觉得，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外国人谈中国问题太隔膜；甚至于隔着不仅一层膜，而是一层靴，简直是隔靴搔痒；更甚而至于是海外奇谈。无怪乎外国学者终于发现，他们国家所了解的中国是“编造的中国”。
中国人论述此事，就不可能出现这道风景线：“在这些省份形成的反对派，业已成为毛在政治局里的反对者的后盾。”——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海外奇谈！是真正不了解共产党。请你落实一下：这些省份反对派的成员都是谁？他们是政治局里哪个反对者的后盾？恐怕没有一个人敢承认。远的不说近处看：作为党的总书记，前后两任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只是跟太上皇邓小平没有保持一致，就得下台，就是“分裂党”！难道在毛的淫威下，还会让什么“反对派”存在吗? 何况毛提出整风是要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是绝对名正言顺的呢！我们都知道，当他的错误已到天怒人怨的时候，彭德怀等只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了点意见，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反对派，仅此，就给他们捏了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罪名，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共词典里，有的是“反党集团”，没有西方所谓的“反对派”。一时想不通的绝对会有，不同意见也绝对会有，但都形不成反对派，而只能“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如果要想和能够保存下来自己的异见，除了善于伪装，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无他途。毛泽东也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如造反派和保守派，看的是两派，实际上都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如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后者和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是一个性质，基本上是毛为打倒他们而扣的帽子，包括右派。总之，即便有“派”，也跟西方所谓的“反对派”根本不一道劲, 别有一番滋味。这是共产党的“党粹”。
再说，“这九个省拥有两亿五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从语感上可以觉出作者非常在乎，诚然，如果是在西方，有两亿五千万张选票反对你，那就不仅仅是形成压力的问题，而是政治上完蛋的问题。可在中国,在毛泽东眼里, 却是250,000,000×0=0。你没听毛说过搞世界革命, 一开口就是死他三亿人吗? 当然在大跃进中饿死四千多万人, 他更可以轻忽地说:“埋了做肥料!”
我这一分析，毛泽东推行整风受到过大的压力才转而反右的说法，自然便无法成立。试想，毛泽东在乎什么压力吗？就不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遇到的压力，从广泛性到激烈的程度，比这回何止大百倍！单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失败后，上自刘邓，中间邓子恢等多数省部级的干部，直到最底层广大农民社员，都要求实行“三自一包”。毛泽东力排众议，大批单干风，统统打了回去，连中央农村工作部都给撤消了，并对田家英说，在“三自一包”上，不能实行群众路线。如果说刚才的数字两亿五千万，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以上，现在的数字绝对肯定，占两个百分之四十以上！往事历历在目，已经反复证明，说毛泽东屈服于某种压力，实在是不了解他一意孤行，一头碰到南墙上，能够头硬到何种程度！
同理，该书说的“他制造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信用差距……一方面他作为能洞察一切的中国革命舵手的声望，由于整风运动，在党员中间受到了严重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反右运动，党外人士对他的真诚，至少是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权威，产生了怀疑。”这只是作者替“古人”担忧。毛泽东只用一抹拉脸，说声“阳谋”，便万事大吉。
我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是，那些“三害”分子受到尖锐的批评，只是对批评者怀恨，对整风即便反对也只敢腹非。而一旦毛泽东发起反右，看“三害”分子怀着阶级仇恨在反右前线冲锋陷阵吧！而这也正是毛的预谋。碧眼高鼻的洋专家，是无法领略到共产党权术文化的深邃的！
不仅他们的判断有些是想当然的，而且据以立论的材料，有时侯也是不大靠得住的。例如，毛泽东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时，刘少奇不在场，我想这肯定是毛泽东安排他去干其他工作，他不可能，也不敢如麦氏所说：“刘这种态度显然是做给全国看的。毛在发表共产党政权产生以来他或其他人关于政治问题最重要的讲话时，刘却不打算在这个场合出现在他的身边。没有一位《人民日报》的读者不会得出结论，这是因为刘不同意毛所说的意见。”并且，麦氏把这时候他所谓的“刘毛不和”当作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也是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我曾读到揭发许良英先生的右派言论，他说刘少奇、彭真一线向毛主席施加压力……后来我到农场劳动教养时，把此事说给一位从区长岗位上下来的右派，他大不以为然地回说：“他敢！”我才第一次惊奇地发现，竟然毛、刘的政治地位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是君臣式的！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当事人许先生是怎样说的吧:
请听他（即麦氏）在《引言》中所说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里有辩论，主席也可能被击败，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刘少奇“对机遇和个性使得党的领导权落入毛的手中的情况有些忿忿不平。”他把“双百”方针和鸣放说成是“自由化政策”，在《结束语》中说：“毛的自由化政策试验的失败，是对他领袖威信和权威的沉重打击。”“毛不现实地设想通过整风的形式就可以实现党员品行上面的任何长期性的转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于一九五七年的“不和”，其主要证据竟出于我的口。他引用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上我的右派言论：“中央分裂了，刘少奇、彭真压制毛主席。”事实上，这句话并非我说的，是清华大学一位朋友对我说的，我并不相信，只是向哲学所党支部汇报过，想不到他们把它捅给《人民日报》，变成是我最严重的右派言论，“美联社”也当作新闻报道了。这纯属误会，麦克法夸尔却把它当真，作为“毛刘不和”的主要根据。这本效法所谓“克里姆林宫学”写出来的中国历史，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九十年代初，我曾给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了解中国内情，对报上宣传的都信以为真，难免上当。我告诉他，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足以说明“鸣放”决非自由化，不过是一种“引蛇出洞”的计谋，他无法理解。中国帝王的权术谋略太“深奥”了，头脑简单的西洋人确实难以理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十七年之后才恍然大悟的。（《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八月号）
在国内有代表性的，是王若水先生曾把毛泽东发动反右的原因，归之于，毛为了应付党内反制整风的强大压力。对此，我另作安排，另作辨析。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