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3日讯】今年3月习近平访问俄国，在和普京会谈时，习近平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习近平讲这话，明显是自相矛盾。因为就在此前不久，习近平还批评包括普京这位前苏共党员在内的所有苏共党员们，在苏共宣布解散的时候都不站出来保卫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怎么现在又和这位不是男儿的普京套起近乎来了呢？
撇开这一矛盾不提，我要讲的是，习近平讲这话，不只是和普京套近乎，更重要的是，普京是政治强人，习近平讲这话是表明他想成为中国的普京，并且希望别人也把他看作中国的普京。
但问题是，习近平不是普京。因为普京不是列宁斯大林的继承者，普京的政府早就和苏共专制政权做了明确的切割，而习近平却是毛泽东的继承者，习近平的政府和中共专制政权没有切割，而是一脉相承。
今日俄国，在多大程度上是威权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人们是有争议的；今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威权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极权主义，人们也是有争议的。对于这个问题，眼下我不打算讨论；但有一点是明显，即便说今日俄国是威权主义，今日中国也是威权主义，那么，我必须强调，这两种威权主义有本质的差别。
最重要的差别就是，今日俄国的威权主义是在否定了先前的苏共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可以称作新威权主义，普京可以算作新威权主义者或新权威主义者，而今日中国的威权主义却是继承先前的中共专制，因此是老威权主义，习近平则是老威权主义者，或曰老权威主义者。
我们知道，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国内就有人鼓吹所谓新权威主义。六四屠杀后，新权威主义一度销声匿迹，但不久又死灰复燃。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主张新权威主义。
无独有偶，可能很多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都不知道，早先的苏联也有过新权威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前，有一位当时颇有名气的苏联学者克里亚姆金的学者就说，在从共产极权制度过渡到民主制时，一个“后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统治”将是不可避免的。
我把新权威主义的根据归纳为以下两条：一是对秩序的要求，二是经济改革本身的要求。由于在共产制度之下建设民主政治，借用沙哈洛夫的比喻，是“从天花板开始修房子”，也就是缺乏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作为基础，因此很容易产生社会动荡，乃至出现无政府状态。为了确立秩序，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便势在必行。其次，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改造为私有制市场经济，借用另一个著名的比喻，好比是“把鱼汤重新变回鱼”，不大可能采取纯粹的放任主义，政府的集中指导将是事半功倍。因此，新权威主义便应运而生。在新权威主义者看来，亚洲四小龙、智利等地的发展经验乃是新权威主义的成功榜样。
我从一开始就反对新权威主义。首先，我不认为，在从共产极权主义转变为自由民主之前必须要经历一段威权主义。我认为，从共产极权主义完全可以直接转变为自由民主。
其次，就算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现某种威权主义，那也必定是在共产极权主义崩溃，新的自由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后，由于新生的自由民主制度自身不稳定而使社会陷入某种混乱甚至动荡，新权威主义才可能产生。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权威主义，因为它早已和原来的共产极权主义彻底切割，因此才称得上新权威主义。
在俄国，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叶利钦时代到普京时代的演变大体上就是如此。因此，要说新权威主义，普京才是新权威主义。
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如前所说，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继承者，习近平政府和先前的中共极权专制没有切割。习近平为什么要维护毛泽东的地位？为什么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去否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因为他很清楚，如果前三十年被否定了，他现在的政权也就立不住了，如果毛泽东被否定了，中共也就立不住了。
由此可见，如果习近平成了政治强人，那只可能是老权威主义，不可能是新权威主义。如果你希望中共领导人启动政治改革推进民主转型，那么在当下，你就该希望中共领导人学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学普京，因为他们不可能是普京。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