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2日讯】 4.蒋介石背叛革命
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书目上，都印着“蒋介石背叛革命”这样一个赫然的标题。而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亦都在这个标题之下，称“中共领导北伐成功，大革命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便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这却是一个弥天大谎和欲加之罪。因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就没有失败。第二、如果国民革命失败，便没有中共领导北伐的成功。因为大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北伐就是国民革命的具体内容和胜利进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称国民革命失败，无非是要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革命为手段，妄称国民革命失败以掩饰共产革命的失败，由是它才需要制造一个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谎言，来充当自己失败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坏和背叛国民革命的败绩。
当我们对中共已经重复了千次万次的“历史性谎言”，在逻辑上稍加清理之后，我们对蒋介石究否背叛过革命， 和究竟有没有背叛过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论证得多了。
第一、从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历史来看，他投身的乃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他非但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一心相与的中国国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作成了她的领袖。所以，指蒋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参加和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桩赤裸裸的栽赃。
第二、蒋介石除参加由孙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 —— 中华革命党 —— 中国国民党以外，就不曾参加过其他任何党派，尤其是作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如前所说，蒋介石作为一个同盟会员，一个国民党人，他忠于信仰，坚于职守，功勋卓著，更无背叛之可言。蒋介石作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革命者，则同样是在忠于自身信仰、坚于自身职守的前提下，为坚持三民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为保卫国民革命而反对共产革命，为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是举世所知的反共先觉之一。由是可知，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敌人，却被共产党指为“背叛”，则“叛”从何来？
第三、中共指蒋介石“背叛”革命，还有一层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蒋介石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谓三大政策，乃为苏俄与中共所造。单就孙先生“联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孙先生亦向有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则。孙先生一再申明的“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的话，以及孙先生在实行“联俄容共”做法之后，曾一再坚持表明的“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坚持民权革命，反对阶级专政”和他“坚决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态度，便是“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下，苏俄若真心助我国民革命，则联俄；苏俄若违背了此一原则，要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国的共产革命，则必须抗俄。同样，中共若真心参加国民革命，则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参加国民革命，以行共产革命，直至公然反对和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则非但不能容，而且还要反对之，清除之。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苏俄与中共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为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已经从窃夺国民党党权、窃夺国民革命领导权走向了反对、利用、破坏、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蒋介石本孙先生的遗教，因苏俄和中共对孙先生的背叛而决心抗俄和清党，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蒋介石对“联俄容共”的态度而言，应该说，他从来就是“联俄容共”的反对者。但因他深知孙中山先生是为“俄援”而联俄，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却数度“托故假归”，消极待之。及至孙中山要派他这个最能干的人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他考察归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头上，又在书面上，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了他对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的看法，明言苏俄有对中国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揭露了中共党人在苏俄对三民主义以及孙中山本人的攻击和诬蔑，并明确认为俄人是要借中国的国民革命，来达到它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的目的。这既是他考察归来即“托故假归”的原因，更是他几度赴粤，又几度离粤，连黄埔军校校长也不想做的根本缘由所在。若不是孙中山对他的器重，和他对孙中山与国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个校长大约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后的蒋介石，一是于孙先生在世时，为忠于先生，而自行韬诲，努力办好军校，尽力培养党军，尽量使之不受苏俄的过度钳制和中共的过分操纵，从而使俄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视他为眼中之钉。二是在孙先生逝世之后，于苏俄僭权、中共篡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时，坚定地起而护党，捍卫国民革命，直至走向决心抗俄清党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像廖仲凯那样发作过“左派幼稚病”，更不像汪精卫那样发作过“左派权力病”。他无非是在无可奈何时，虚与委蛇；被迫还击时，则旗帜鲜明；事关国民革命大业时，乃义不肯让。由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语究从何来？而真正背叛了孙先生的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者，又为阿谁？ (本文选自辛灏年所着《谁是新中国》上卷第四章)
5．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所有中共编撰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中都写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中共建党之初，中国人中以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人居多，而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则很少。为了让中共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俄共根据自身的经验，指使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
而此时的孙中山因为建立新政府受挫，对于苏俄多次派人来寻求合作的意愿也未拒绝，但并不同意将国民党更名为共产党，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于是，苏俄一方面命令全体中共党员迅速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以此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而希望借助苏俄势力的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则就是“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但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却根本不遵从孙中山提出的原则，一方面，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界限，在国民党内部制造左派和右派之分，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另一方面，中共借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契机，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内部，特别是进入了国民党的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从而从内部控制了国民党；中共还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中共党员。
为了苏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将民族利益置之脑后。比如当1924年7月，苏俄煽动外蒙独立，国民党公开指责苏俄时，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人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援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不顾孙中山提出的“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原则，在中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等不断地登载批评国民党组织上的缺陷和缺点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员的不满。在国民党中处于上升势力的蒋介石为了护党，于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限制国民党内共产党的领导权，并进而提出继续北伐，在数月之内统一了中国南方。
为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壮大，苏俄与中共首先坚决反对北伐，当反对不成时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发动共产革命，继而破坏北伐。1927年4月，鉴于苏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种种行为，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已经无以为继，鉴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介石决心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
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已经表示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二是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1927年4月12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13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 —— 上海总工会。这就是中共恨之入骨的所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那么，这次事变是否如中共所言，是一次“反革命政变”呢？对此，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做了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他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反革命”究竟是谁？在共产党的教科书里,这个“反革命”就是国民党，而今天在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反革命”不是国民党，因为那个时候的反革命只有一个人是军阀，北伐打倒军阀，就是在打这个反革命，在打这个打反革命的过程当中，第一，全国人民都是非常赞成和支持的；第二，凡是打这个反革命军阀的，那他就是革命的，凡是不打这个军阀的，制造混乱的，那他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么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正在打这一伙军阀，你怎么能说他是反革命的呢？而恰恰在打军阀的过程当中，在史达林亲自命令之下，中共一次又一次地破坏北伐,甚至于要用武装暴动的办法提出“南伐”，要打回广东去，以阻止中国国民党打垮北洋军阀，统一全中国，你想到底谁是在逆革命而动呢？到底是谁在做着有利于北洋军阀的事情呢？那是共产党。”“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6．秋收起义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把1927在湖南发生的秋收暴动绘声绘色地描绘成了一次由他亲自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泽东是农民领袖的神话大半即源于此。但历史的真实却是另一回事。
根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记述，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史达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他亲自制定对华政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史达林早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史达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史达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1927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8月1日，在苏联顾问库马甯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史达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8月15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
18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暍，只好暍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着拼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8月20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 [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8月31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9月11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14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15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可见，秋收暴动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就连中共湖南省委当年给中共中央的检讨也承认：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还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
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本文选自张戎所着《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7.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在党外，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天下，曾杀人无数。不仅如此，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他对自己的“同志”也同样毫无留情，许多与他争权或敢于挑战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当时的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因各种原因趋于尖锐化，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为了制造整肃政敌的理由，以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中共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这场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8．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注：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 （原文题为《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作者丁抒）（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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