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大陆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政问题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中，除了极少数极左派知识分子以所谓历史、国情、特色等托辞为中共的极权专制辩护外，绝大多数都认同宪政的普世价值。这说明宪政作为一种价值已经被中国知识界普遍接受，成为了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在关于中国宪政的路径问题上，中国大陆的宪政派大多认为宪政和社会主义是可以兼容的，中共是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主导力量，中国宪政民主的实现依赖于中共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完成。最近，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又提出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并不必然导致制度失控”，主张“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的政改路线论。俞可平虽然回避了宪政的概念，但在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兼容以及中国自上而下的宪政民主实现路径问题上，与前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宪政派可谓一脉相承、遥相呼应。我们姑且统称其为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派。
毫无疑问，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改使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当然是一个最优选择，秩序可控，代价最小，稳步推进。问题是：这可能吗？中共会自上而下推动政改吗？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派对此均没有做出回答（中共也绝不会允许公开讨论这一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却至为关键。如果具有这种可能性，那么，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派的观点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帮助中共理清了宪政民主的认识，提供政改可供选择的方案。如果不具有这种可能性，他们的观点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不仅如此，还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它使人民无限期陷入对中共推行政改的幻想和期待当中，间接地为中共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做了隐蔽的论证，从而阻碍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
本人以为，中共自上而下进行一些边缘性的政改是有可能的，例如中共所谓的行政改革即是如此。但是，期待中共推动实质性的政改，如实质性限制权力特别是中共自身的权力，或者真正落实民主选举（包括中共内部的民主选举），或者真正落实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则不具有任何可能性。期待中共自上而下推动实质性政改，无异于与虎谋皮。
第一，专制和极权是中共的基因，中共一脉相承的反宪政、反民主理论教义决定了它不可能自上而下推行宪政民主。从中共奉为教父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再到中共的历任党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尽管中共的理论教义千变万化，但“专政”是中共一直坚持的根本。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为共产党独裁专制提供合法性论证的理论，都是与时俱进地维护中共一党独裁的理论。中共可以在夺权时期，策略性地鼓吹宪政民主以收买人心，也可以为了维持其政权在宪政民主之前加上诸如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等修饰词以欺骗民众，但中共从来没有改变其一党独裁专政的理论内容。今天，中共也使用民主、法治的概念，但中共所说的民主和法治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的民主和法治。中共所谓的辩证法实质上是变戏法，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民主沦为了民意测评，法治沦为了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治民。
历史上，专制的政党自上而下推动政改以实现宪政民主的先例并不鲜见，中国国民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壮士断腕般地自上而下推动宪政民主，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在理论教义上是赞同宪政民主的。国民党的理论教义中，军政、训政只是临时性、过渡性阶段，宪政是其最终目标。所以，在国民党施行一党专政时期，其内部或者外部有人批判一党专政、提倡宪政民主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至多被冠上不合时宜或者急躁冒进之名而已。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则不同，一旦有人批判一党专政或者提倡、推动宪政、民主，马上就会触动共产党最为敏感的神经，就会受到中共的残酷打压和迫害，即使其党内高层也不能幸免。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可以说，专政独裁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基因，除非发生基因突变，共产党自上而下的宪政民主改革没有任何可能性。
第二，中共对自身的上帝党自我定位及其政教合一的政权模式，决定了中共不可能自上而下推动宪政民主。中共名义上是政党，实质上是宗教。中共不仅公开声称自己是一种信仰，而且中共符合宗教的一切特征。宗教的神化教主、真理化教义、玄设天国世界、教徒对教主及其教义的顶礼膜拜、组织体系、宗教仪式六个特征在中共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马恩列斯毛邓等都被赋予了教主的地位，其理论也被视为颠覆不破的普遍真理，党员如同教徒，对教主敬仰崇拜，党徒对教义只能领悟学习不能置疑批判，玄设天国般的共产主义，自上而下的党委组织体系，各级党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教职人员，入党宣誓等仪式。试看古今中外，有哪一个政党将其自身坚持的一套理论体系作为普世的真理写入宪法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强制性通过教育、媒体等方式向国民灌输。透过现像看本质，中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宗教组织，中共政权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垄断政治、经济、思想等一切权力的政教合一政权。
不过，中共作为宗教又和一般宗教不同。一般宗教的教义往往教人清心寡欲、慈悲善良、提升道德境界。共产党恰恰相反，无论从理论到实践，其都是一个反宗教、反道德、反人性的力量，具有浓厚的邪教色彩。教义上，崇拜物质和权力的功利主义、阶级斗争、道德虚无主义，充斥于共产党教义体系的字里行间。实践中，中共从其成立到现在，包括内部清洗和外部绞杀，导致总计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共如此反人性、反道德、反人类，不是邪教又是什么？邪教终归是邪教，邪教统治国家就会不可避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共邪教治国导致生灵涂炭自不必说，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共号称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也造成了天安门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严重的人权事件。 80年代以后，中共邪教面临人心尽失、经济崩溃的困局，为了自救开始给国人在经济领域松绑，中国人民凭借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由于中共的邪教型政教合一体制的延续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造成了贫富悬殊、腐败横行、道德沦丧、税赋沉重、文化没落、环境破坏等严重问题。中共邪教，罪莫大焉。只要中共邪教统治中国一天，中国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当然，如果中共能够幡然悔悟，洗心革面，主动推动宪政民主的改革，还权于民，当然是一件好事。不仅中共自身历史上的罪恶能够得到救赎，其邪教之名得到洗刷，而且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也会理性渐进进行，平稳过渡。但是，邪教就是邪教，中共这样一个邪教型政党推行宪政民主，就像毒蛇不再放毒而是开始酿蜜一样，那是万不可能的事情。俞可平所说的“推进民主并不必然导致秩序失控”，对于如此简单之理，中共及中共的高层何尝不知？对中共而言，宪政民主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愿为，绝不为。社会主义宪政派所谓一党专政可以和宪政兼容之说，俞可平提出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招牌之下“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的政改路线之论，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案，但中共断不会采纳和施行。中共十六大提出所谓“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一方面是掩人耳目，另一方面是中共内部权斗的措施而已。如果以为中共真正把“一人一票多数人决定”为核心内涵的民主当回事情，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在上世纪40年代就大谈特谈宪政民主而今天的中国大陆却离宪政民主越来越远，中共在十六大就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响亮口号而今天却没有丝毫进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实，宪政民主之路千千万，又何尝必须从党内民主以及基层民主开始？放松网络管制、放松新闻出版管制、大学的自治等等，这些推进宪政民主的方法都不必然导致秩序失控。抑或将大学的思想政治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都可以实质性推进宪政民主，这也谈不上什么影响中国的秩序问题。这些秩序可控而又行之有效的推动宪政民主之策，中共为什么不去推行？那是因为，任何一种实质性推进宪政民主的办法都必然会导致中共权力的削弱甚至丧失，这对视政权为其最高利益、视执政为其制度底线的中共邪教党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第三，中共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集团化、家族化决定了中共整体上缺乏自上而下推行宪政民主的意愿和动力，相反会死守一党独裁的专政体制。中共经过60多年的独裁统治，铸造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由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权贵家族所组成。这一集团是中共独裁统治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垄断着国家的政治权力，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既得利益集团依赖中共独裁体制而生，靠中共独裁体制而维持，与中共独裁体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他们不遗余力地去维护这一体制。尽管这一集团内部也会产生各类利益争夺和矛盾，但在维护中共独裁体制上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80年代的经济改革，普通民众会从中受益，中共当权者更会受益，甚至受益更大。因而，这一改革能够畅行无阻。然而，宪政民主改革实质上限制公共权力、还权于民的改革，受益的是民众，受损者是既得利益集团。公共权力掌控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自上而下的宪政民主改革无异于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革命。这如何可能？我们不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良知尚存者俱有舍弃自身的利益、推动宪政民主的意愿，但其能舍弃家族利益吗？其家族能同意吗？其他既得利益集团成员能同意吗？显然很难得出肯定的答案。所以，我们看到中共的政治文件及高层领导频频提及政改，但真正实质性政改却从未推行，要么是空喊口号愚弄民众，要么就是避开实质修修补补。
中国知识分子寄希望于中共自上而下推行宪政民主，意愿可谓无比善良，用心可谓万般良苦，但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忽视并回避了这一路径是否可能这一根本性问题，更没有深入去思考中共到底是什么这一重要前提。中共反宪政、反民主的基因、中共反人性、反道德的邪教本质及其政教合一的政权模式、中共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碍决定了中共不可能自上而下去推行宪政民主。
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派的善良愿望最终成为中共利用的对象，他们对中共一党专政、政教合一的继续存在提供了理论注脚，使国人陷入对"中共会变好"这一无限期的幻想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派是好心办了一件坏事。中国知识分子应当自觉担起社会良心这一角色，抛却个人的一点点私利，理性冷静地认识中共的本质，看清中共的真面目，从内心真正丢弃中共，清醒而又智慧地传播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和知识、揭露中共的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宪政民主做出贡献的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