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0日讯】中共在中国大陆执政六十余年，期间，制造了数位惊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可谓罄竹难书，恶行累累。自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至今60余年，近4亿5千万人死于中共的暴政和迫害。
一，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就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国共产党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
据199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份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份子被迫害。
三，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位显示，人口急剧下降。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位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国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国共产党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资料。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被迫害人数达 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 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很多第一手资料：河南信阳地区，因饥荒而发生严重的人吃人现象。在饿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杨继绳采访到的很多人都说，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要么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安徽亳县，全县超过20万人饿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资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资料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
从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国共产党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导中引述的数字∶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国共产党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建政第五期（198x年及之后）
计划生育—–滔天三十年：
强制一胎化法西斯计划生育灭族政策，是中供魔头毛腊肉、伍豪首创，邓矮子发扬光大的彻头彻尾的反人权、反人类、种族灭绝、种族迫害政策。
毋庸讳言，计划生育是共党最大的恶政，没有之一，如同一个铁桶牢牢的禁锢着中国的人性、道德，以及伦理。
计生反映了这个政权极其低下的执政能力和邪恶的执政理念。反映了这个政权对我们中国人的最根本态度：无尽的藐视和仇恨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和践踏。把纳税养活它们的中国人当作负担和累赘，把消灭我们当作政绩和“基本国策”！
如果共党认为中国绝对人口多，那大家分家，分成十个二十个国家是不是就不需要计生了？中国排名世界三十几位，人口密度大的国家比中国发达的比比皆是！华人地区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哪个不比大陆人口密度大，哪个不比大陆发达？问题的症结在于你们低下的执政能力，49年以后连年政治运动把中国推到了社会、经济、政治总崩溃的边缘！
为了你们的苟延残喘不惜透支国家民族的未来，不惜践踏全中国老百姓的最基本人权实行反人类的计生制度！没有比支持一个指着你的鼻子说你是这个世界所不需要的，要消灭你的政权更愚蠢的了！
非民主国家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必然立即产生权力利益。计划生育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还是“大力”的政策。自然而然的，计划生育的实施过程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利益敛收，以及血腥，丑陋，肮脏。
在本质上，计划生育是反人类的。人和天地间的万物一样会有繁衍生长的需要，这是自然现象。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那些攻击反计生者为繁殖狂的人，自己大可 以选择不生或少生，却没有权利禁止别人去生。丁克的死去或儿孙绕膝的落幕都是个人选择的权力，不能因为你要茕茕孑立，就必须要别人也形影相吊。这种谴责还 只是道德上的辩驳。当牵扯到权力介入的时候，就变得血腥和残忍。
30年来4亿妇女累计流产12亿次，打胎10亿次，妊娠结束14亿次，强制结扎5000万人次，自愿节育6000万人次，30年来400万童被拐卖，1000万妇女沦为性工作者，5000万光棍成为黄赌毒的受害者，1500万个家庭由于车祸等意外事故没了孩子。1000万人绝后。30年来共捣毁了中国妇女（不含台湾、香港、澳门）4亿个子宫，切割1.1亿根输卵管和输精管，拆迁房屋1500万套，牵牛、猪大牲畜1000万头次，2亿人没有了舅舅姑姑哥哥姐姐妹妹，3亿人无缘无故的没了亲戚。
强制引产、强制结扎、强行开除，强行罚款。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2009年9月，国家人口计杀委主任女魔头李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得意洋洋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称“30年少生4亿，中国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计杀委副主任赵白鸽再次引用了“30年少生4亿人”的说法，并由此提出，中国的计划生育为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引起国际社会一阵喧哗。
“1991年，山东冠县、莘县等地开展“百日无孩”运动，冠县县委书记曾昭起下令全县在5月1日至8月10日之间要无小孩出生。”
三十年来，自上而下的计生利益群体已经牢牢的寄生在中国人民的躯体上，疯狂的吸血，疯狂的嗜血，而且变本加厉。
计生之罪罄竹难书，以下仅仅是简单收集的计划生育罪恶的一小部分，冰山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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