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5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五 “变卦说”中众说纷纭
如果说，上面的条分缕析是从正面直接论证“阴谋”的客观存在，那么，“变卦说”还可以从反面，曲折地使“阴谋说”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一） 李维汉的“出轨说”
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出轨说”与预谋说中的“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互别苗头。也就是说, 他把毛泽东的“阳谋说”也同时予以否定了。他说: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惕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是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回忆与研究》下）
这里，一是更充分地暴露了毛的所谓“阳谋”，是极端虚伪的。直至后来，毛还给他私人医生李志绥说：“有人说，你这是搞阴谋，让我们大鸣大放，现在又来整我们。我说，我是搞阳谋……我们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们不听，硬照你们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办，怎么说我搞阴谋。”（《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一八九）还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同上，页一八八）如果真如毛所说“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那为什么作为“阳谋”主要实施人的中央统战部长都不知道会有歼灭出笼的牛鬼蛇神、出土的毒草，即反右派呢？当他觉察出毛的这一招时，赶紧让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黄才没有鸣放下去，免予中毛的招而划为右派。历史证明，他说的“男盗女娼”乃夫子自道也。这是指他政治上的流氓行为；至于他生活上的“男盗女娼”，这里暂且存而不论。
二是众多关于反右派的论著，都把李维汉的回忆录作为权威论据，认为是从五月十五日毛才开始变卦的，而变卦的原因乃是出轨论：“放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更具体说，是罗隆基的鸣放——“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外行领导内行”，才促使毛下定了反右的决心。李维汉“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时间在五月十一-十二。这时毛就把鸣放定性为“是敌我”。 而在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下达了“引蛇出洞”的文件。
所以，所有认为五月十五日毛才下决心反右的人，统统是自欺或欺人，起码是误会了毛泽东。因为，阴谋决不能只靠他自己孤军奋战，而要靠全党、全民去实施。他必须把所怀的鬼胎，有步骤地，一股儿一股儿地向人们去泄露天机。所以，五月十五日只是毛捕捉到手的时机之一，是流，不是源。
阴谋与阳谋最外在的表征在于，是偷偷摸摸地干还是正大光明地干。《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谋划，不仅没有告诉敌人，恐怕连部长先生当时都是被蒙在鼓里。因为毛在清样上批道：“刘、周、朱、陈、彭真阅。如认为可用，请尚昆印若干份，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退尚昆办。”在他们圈阅后，毛又批：“尚昆同志：此文请即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新疆、西藏不要发。北京及外地各发多少份为宜，请加酌定。”于六月十二日，毛在印发件上，又一次加上曾写在清样上的八个字：“内部文件，注意保存。”毛还加写了这样一行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在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为什么如此鬼鬼祟祟？这是在搞“阳谋”吗？
李维汉论述问题，语言是温和的，没有张牙舞爪的“猖狂进攻，杀气腾腾”的昏话。但把反右归罪于知识份子的咎由自取，这种撒谎乃党性本身应有之义，除非你不当党员。所以，对这类回忆录，不可全不信，更不可全信。
（二） 毛泽东的“猖狂进攻说”
这是毛泽东用来欺骗人民，作为反右派正当性的说词的。所谓“反右派”，就是“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毛泽东写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作为向中共最高层发出反右信号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中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
由于这个调子是毛泽东定的，所以不仅是甚嚣尘上，简直是一切媒体及所有公开场合的舆论全然一律。同时它又是毛泽东整个反右阴谋中关键性的一举，即为的是“出师有名”。所以对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从头细说。
能够就近和长期观察毛泽东的李志绥医生说：“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一一一）
这要从苏共二十大说起。在大会即将结束时，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谴责“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独裁者斯大林。 李志绥写道：“赫鲁晓夫突来的举动使朱德（中共代表团团长）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电报请示时，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毛十分震怒。毛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可见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 毛又说：“你们苏联反斯大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同上，页一七四）
毛用阴谋伎俩来骗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赫鲁晓夫的反应是，毛说这话是在“哄骗我们”，“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 《赫鲁晓夫回忆录》页六五九）
李志绥回忆道：“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
“跟随赫鲁晓夫起舞，颂扬‘集体领导制’的基调，特别令毛不安。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实施集体领导制，那表示领导人之间地位平等，所有重大决策将经集体裁决。毛的重要性便会锐减。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个人崇拜。”（ 同上，页一八五）
为此，毛精神忧郁，形体衰弱，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饭都在床上。他在处心极虑地酝酿一个巨大的阴谋。李志绥说：“毛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开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毛在此会上严厉批评党官僚体系，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上，页一八六）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向来是一个体系严密、力量强大的排他性组织，非共产党人士一向不允许向其建言。敢这样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所以，“虽然毛大力号召给党提意见，知识份子仍一再沉默。”于是，毛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六-十三日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重复了二月讲话的重点，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拿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解除一切思想顾虑。四月底，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民主党派人士终于 展开了热烈的争鸣运动。”（同上, 页187）
这个过程是人所周知的，并且后来还更多地获知毛为诱敌深入而布置的陷阱，为钓鱼而准备的香饵。不过，李志绥这个时期进修去了。“五月十五日回一组后没几天，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并在党内高级干部间秘密传阅。整风运动的本质必须立刻改变。毛准备给那些发表猖狂议论的右派分子大大反击。”（ 同上，页一八八）
所以他的立论根据，是“林克的看法，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他万万没料到批评的箭头会转而指向他本人。例如：‘共产党念的这本经，因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会念……等等，形成了一个时期毛所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同上，页一九零）
但是，他所指的“猖狂议论”，当时并没有发生。右派议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理论：储安平批评大和尚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以及多次为邓小平指责为“杀气腾腾”的葛佩琦的“杀共产党”等议论，统统都是发生在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两个星期之后。
所以，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决不会袒护右派的）黎澍，遂秉笔直书：“这个讲话（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未完成的回忆》，《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第一七一页）这是与事实相对照的历史结论。
中共党史专家许全兴教授在他的专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说: “从整个报道看，很难得出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结论。毛泽东根据什么材料讲‘猖狂进攻’就不得而知了。”（页九十）
一个著名的右派，他写的文章《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曾被说成“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信号弹”。他就是费孝通，改正错划后当上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记得大约是一九九七年，他在中央电视台明确否认“进攻”。他说他就不知道什么叫“进攻”。这该算作是右派向毛泽东的“反攻倒算”或“秋后算账”吧！
毛泽东总爱把“说话”骂成是“放屁”，好象是嗜痂有癖。这回他说“猖狂进攻”，连他党内的人都说“毛泽东根据什么材料讲‘猖狂进攻’就不得而知了”；可见足以证明，他这回不是放屁，而是没屁吹风。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