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0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八） 三个战场，一个陷阱
毛泽东既然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在哪里歼灭敌人呢？那就要部署战场，设置陷阱，予敌人以葬身之地：召开帮助党整风的上上下下、各种各样的座谈会，有目共睹，这是一个大战场。我还要指明另外两个战场。
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中说：在一九五七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三月十日。（紫丹按: 此前一直是 “好”，并且事实又将证明：此后又永远是“好”；为什么单单“此时”说“ 不好”呢？这里边有什么鬼呢？今天水落石出，事情已一目了然：是把“阴谋”说成“阳谋”的鬼，是“引蛇出洞”的鬼。下面，戴晴女士又揭穿他“明知故问”的险恶用心。）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份从未公开的CP；第二，早在九个月前，在他《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中宣部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活动着，为《光明日报》物色总编辑。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一年后的局面：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 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 我们都接受。
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那时还没有《世界经济导报》，也没有《现代人报》，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原注: 后来，又想到何不让《文汇报》复刊？于是《文汇报》一九五六年十月复刊。这两份报纸，在一九五七年春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夏天以后，则作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受到首当其冲的批判。】而且是非共产党员办的《光明日报》，于是开始物色主角。（后来物色到的主角储安平，是想这样利用这块地盘的：“《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如果说，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则是想从民主党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试毛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
一九五六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都，在与柳湜、叶圣陶（这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著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么样？”这位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问。
“很好，很惬意。你瞧，住在乡下，有一部小车，没事就到处玩玩。”
“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得了心？”
“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
姚溱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党派，章伯钧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总编辑。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也以实言相告：
“做事总要有一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脚戏。现在我的人马都在《教师报》，让我光身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
“好，那就不勉强了。”姚溱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
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这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英国派头的他不认“班底”说，也不以“上无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战”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有政协吗？有宪法吗？他只认Fairy Play。他不用拉拢谁，也不用提防谁，包括，比如说，常芝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真，令人心恻。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
虽然出自Prf．Laschi 之门， 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一九四九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十年之后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他去了，并在海滨写作，直到秋天。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四十年历史，类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虽然这已成的局面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文汇报》牵出以罗隆基、徐铸成、蒲熙修等一大群右派，《光明日报》牵出章伯钧、储安平等一大群右派。毛泽东着意给知识分子的 “说话地盘”，便是一个让他们葬身的陷阱。——紫丹）
一九五七年初，按照乔木“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从他后来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
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热。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 但也有不少疑虑。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十年前之嫌，反复切磋这八个字的含义。此时正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则“冒”得多了。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鸣？”
读者在前面已经知道储安平办《观察》的劲头，对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说定觉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三十年后，在一九八六年一次软科学的闭幕式上，当一位开明的中共高级干部将此观点再度明确提出时，与会群众竟欣喜若狂，于是引出郑重的否定与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当时，储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传开，原光华同学决定聚会作东请他。据赵家璧回忆：晚饭约在七点，大家左等右等，等到九点这位老学友才匆匆赶到。坐定之后，没吃几样菜，就被一部小车接走了——其红火与煞有介事至此。
几乎与此同时，在一九五七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的“亲莅巡说”，也正在紧张运行中……
先是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言论自由”：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
“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么！”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 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外，还有：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参加会。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
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如“为放而拿”），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朝见毛泽东时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次会见。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与邓拓都在场，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乌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
当时徐铸成正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
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了。他只是向中共党中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共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的心愿在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徐还不放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他在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你的意见很对、很好。”照此办理，把布袋的口张得大大的，让知识分子们蜂拥而入！这便是毛泽东潜藏于心的妙算——后来命名为 “阳谋”。——紫丹）
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了：
“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铸成还能说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伟大的战略布署中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
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中共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他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
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过节，伴着巨大的红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我们主人公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行：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短暂的寂静。
至此，战场已部署好，陷阱已设置好，香饵已投放好……总之是万事具备，只待“尽入我彀”， 机关一拉；滚水泼老鼠，一个跑不掉！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