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9日讯】 埃及政变让世界深感不安，这种不安缘于军人干政打碎了刚刚建立的脆弱民主制度。在过去两年半内，埃及军队通过两次罢免国家的文职领导人，显示了其超强的力量。尽管有论者为这次政变辩护，认为这次埃及军人集团再次干政，是结束政治伊斯兰化，但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来看，军人干政其实是民主的毒药。
*军人政治曾主宰拉美、东南亚政治*
二战后，在亚非拉三大洲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兴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后，有很多又陷入了“独立英雄”的独裁统治：亚洲有南越吴庭艳、印尼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南韩朴正熙；非洲有乌干达阿明、中非博卡萨、刚果蒙博托、利比亚卡扎菲等。其中拉美的军人独裁则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最著名的有智利皮诺切特、海地杜瓦利埃父子，巴西则经历过布兰科，席尔瓦，梅迪西，盖泽尔，菲格雷多等数个军人独裁时期。
第三世界国家经历军人独裁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早的改革都是从军事改革起步，军队因此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技术文化的特殊集团，他们得风气之先，组织性强，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柔弱的文官政府根本无力约束这些军事集团。
这些军人政权有几个普遍特点：
第一，大都通过军事政变上台。
例如1955年10月，吴庭艳通过公民投票作弊，成功的废除了保大皇帝，让自己成为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71年1月，乌干达阿明趁奥伯特出访新加坡的机会发动政变，推翻奥伯特政府，建立军人独裁政权。1973年9月11日，时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的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第二，建立基于裙带关系的独裁统治，家族成员贪赃枉法，中饱私囊。
吴庭艳当总统后，其家族成员全部担任南越政府的重要职位，在经济领域内到处伸手，走私大米、鸦片、进入房地产、利用彩票舞弊；操纵流通领域，向商界敲诈勒索、利用国家情报从事外汇投机。菲律宾马科斯夫妇更是腐败，无论是日本支付的5 亿多美元战争赔款，还是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50 亿美元援助，以及世界银行向菲律宾提供的数十亿美元贷款，都成了马科斯夫妇通往私人银行户头的滚滚财源。马科斯在位20 年，使菲律宾这个本无债务的国家欠外债高达265亿美元；5500 万菲律宾人当中，高达70%的人贫困潦倒，谋生艰难，大批菲律宾姑娘不是卖身为娼，就是当了国际邮购新娘。而马科斯夫妇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大批财富。马科斯就任总统前，仅拥有财产3 万美元。到1986 年倒台时，拥有财产估计不下百亿美元（其中贪污金额就达30 亿美元），数额之巨实属罕见。
《福布斯》杂志曾于2011年11月发表“非洲富豪都是独裁者”，其中列举了尼日利亚的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与易卜拉欣•巴班吉达，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刚果独裁者蒙博托、赤道几内亚总统特奥多林•奥比昂。该文未提及的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其家族成员掌控着该国政府所有重要部门，利比亚的整个国家资源成为卡扎菲家族尽情挥霍的奢侈品。据报导，卡扎菲手中拥有的资产或超过两千亿美元，卡扎菲本人及其子女过着豪华奢侈的挥霍生活。
三，在镇压异己方面，军人独裁比文官政府更为残酷。统治乌干达长达八年之久的阿明，不仅被透明国际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还有多达30万人被杀或者失踪，还有很多人被迫逃往国外，传闻说他还有吃人肉的嗜好，特别将那些视为仇敌的人吃掉，与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并列为非洲三大食人恶魔之一；皮诺切特统治的军政府时期，不仅对前 政府的残余支持者和左翼反对者进行了残酷镇压，有数千人遭监禁和拷打，超过3000人遇害。其执政中的人权问题包括大量的失踪人口，大量侵犯人权的案件，很多至今仍为“悬案”。
*军人独裁抑制民主的发展*
军人干政是一国政治出现重大危机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确有实用性，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紧急状态法”。
军人占据政治舞台后一般有几种趋向：一是军人将接管政权视为一种政治过渡，在国内局势恢复稳定后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二是在舞台上继续执政，并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和推行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吸纳某政治力量参政。这方面的杰出典范有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1923－1938年），他成功地引领了土耳其全面走向现代化。有些独裁者统治残酷，但成功地促进了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智利皮诺切特有较高文化修养，重视国务，任内进行了不少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口号是“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放松经济放松，开创了私有化道路，创造了“智利奇迹”（1960～1980年）。朴正熙担任南韩总统18年，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带领人民埋头苦干，在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及朝鲜战争之劫后，促进了韩国的经济增长的典范，还举办了奥运会和世界杯，创造了“汉江奇迹”。
但更多的军事独裁者将国家权力视为军人的战利品，军人通过垄断国家权力、排斥其他政治力量来维持和扩展军人集团的特殊利益，带有浓厚的军事独裁色彩，这类军事独裁会抑制了民主的发展，卡扎菲及非洲独裁者多属于此类。
20世纪80年代是民主体制的巩固时期，以巴西1988年宪法和1989年皮诺切特正式向文人交出政权为标志，拉美的民主体制基本确立，实现了文人执政、三权监督、党禁开放、普遍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化转型。但由于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激进，尤其是一些国家在国内经济发展、民众政治素养、政治力量发育等要素尚未全面成熟时快速全盘转型，为此后的政治动荡埋下隐患，导致20世纪90年代军人干政的周期性反复。在一些民主化进程缓慢、政党和选举制度脆弱的国家，军人干政不断重演：海地、委内瑞拉、危地马拉都曾发生军事政变，但这些事件并没有逆转民主化进程，更没有出现军政府重新登台执政，危机最后都在法制范围内得以解决，这说明军人干政在拉美已日渐衰微。
埃及形成了独特的军方利益集团，势力庞大，触角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除了政治上把持权力以外，还垄断了埃及的经济命脉。从纳赛尔、萨达特直到穆巴拉克均是军人出身。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背后的支持力量就是军队。这次埃及军队将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称干预政治为了体现人民的意志，但埃及军队从来不是拥护民主的力量，60年只有一个首要目标：维护国家稳定，并保证军队在埃及体制内的特权不受侵犯。
可以说，军人干政是民主的毒药，它与社会进步呈反向发展：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进步越大，军队的角色就会变得日益保守和反动。一个国家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如果不彻底，民主体制运行就会不顺畅，该国的政治变迁就会在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之间交替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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