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9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四）阴阳脸
我们再来看一组同一时空、同一场景的镜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副古代讽刺漫画《阴阳脸》，或如川剧中于瞬息之间的“变脸”。
毛泽东看过冒广生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后，派车接他到中南海。
“老先生讲得好啊！”毛显得神采奕奕，“你讲，如果说共产党没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冒广生自称行年八十又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吧？
毛不住颔首倾听。
冒称对主席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各人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无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可，叫“和鸣”也可。
毛以坚定的的语气郑重宣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当毛泽东信誓旦旦表态的时候，冒先生那个陪他前来的儿子舒湮，却无意中望见邻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纸上有着毛批改的的密密麻麻的墨迹，但见露出的标题竟然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你看玄乎不玄乎？
告别时，毛握着冒先生的手说：“我过几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来北京。”又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老先生推心置腹，以诚相告……
“讲得好呀！”毛赶上一步，用严肃的表情，右手搭着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上。”（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要知后事如何，现在已是事后，故早已水落石出：“九旬老人冒广生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次谈话后的几个月，他就被‘扩大’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队伍中去了。”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页二三零。）但见《阳谋》一书说：“历史上空前的灾难落到中国知识分子头上时，冒老先生已经作古，无从知道自己被毛耍弄了，而他随他晋见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以记者身份访问延安时曾被毛宴请过的儿子、剧作家冒舒湮则没有逃过那场浩劫, 成了百万右派大军的一员。”（页一九九）。据我查证，此处有误。冒老先生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作古于上海。至于他被划右派一事, 我后来在洛杉矶举行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又曾亲自向叶先生做了对证，确证事实无误。
毛的所作所为，本属最准确定义下的“阴谋”，他却胡搅蛮缠，说成是“阳谋”。无怪乎作家丛维熙放语问苍天：“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张沪（他那自杀未遂的妻子）和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之中呢！”（《走向混沌》页十八-八十七）
（五）陈其通杞人忧天与邓拓“死人办报”
如果说冒老先生曾担心“双百”方针政策会不会把思想搞乱，是出于对党的自作多情的话，那么，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却反映出党内大部分人忧国忧党的心态。毛泽东一面称赞四人是“忠心耿耿，为党为民”，却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批评了《人民日报》刊载这篇文章，并且明确表态：“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他后来批评邓拓：“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直到今天，才有一篇社论，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一个态。”
这篇社论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在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在文章中对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副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
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歪曲…… 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
毛泽东肯定了这篇社论，并向社论作者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这篇后来证明是十足的“香花”的文章，以及后来被封为大左派的陈其通等作者大张挞伐，而对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又大动肝火呢？为什么你正起劲鼓励鸣放的时候，偏偏要打击左派的的鸣放呢？何况你还承认人家是“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呢？可怜的作者之一马寒冰为捍卫毛泽东文艺路线，却被毛泽东给逼得“自杀”了。这该叫做什么名堂？曰：“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韩信所以将樊脍撤职，是后者干扰、破坏了前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谋略。
如果事实要象毛泽东说的是“阳谋”的话，他们四人还会“杞人忧天”吗？可惜他“阴谋”耍得过深，不仅蒙骗了“敌人”，而且连自己人也坑蒙拐骗了。天下有先见之明者，唯邓拓，他看透了毛泽东这个人，看穿了他耍的阴谋诡计。这使毛泽东起了曹操要杀杨修之心。
（六）毛泽东的心中之鬼与邓拓的先见之明
“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毛泽东问。
为了表示对第一手资料的珍惜和尊重，我将当事人邓拓的副手胡绩伟先生的《自述》，照抄几节如下：
毛主席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指《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拿去我们的旗帜整我们。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赶快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主席的措词尖锐而严厉的批评所打断。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主席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工作会议不发消息是错误的。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参加的，不只是党的会议，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随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毛泽东怒批我们四小时》，《争鸣》二零零一• 二）
以上摘自《毛泽东怒批我们四小时》，以下摘自《伴君如伴虎》：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记得邓拓曾经对我说过：“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邓拓说：“《人民日报》如果也象那样的鸣放，也被打成右派报纸，党中央也会陷于被动，《人民日报》社内部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右派分子。”以后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汇报》都被打成“右派”报纸，两家报社的总编辑都成了大右派。因“鸣放”得好而受到毛泽东赞扬的《中国青年报》，四个正副总编辑，三个当了右派，一个被撤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中青报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了。可见，毛主席批评说：“人民日报按兵不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面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看起来邓拓就看出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鬼”，有个能把“阴谋”说成“阳谋”的鬼，这个鬼就在毛泽东的心里。（《争鸣》二零零一•四）
以上说法，正合我意。区别仅在于，邓拓有了不起的一点，先知先觉是也。“先”的时间跨度应在说“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之先。说这话表明，他过去就相信毛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于今尤甚（“更”）而已。
阳谋乎？阴谋乎？现已剥茧见蛹。毛泽东成竹在胸，是反右派斗争的始作“蛹”者。但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为官、为民的，在过去和现在，认为毛泽东原先并没有打算要反右派的却大有人在，为他涂脂抹粉的也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人们给阴谋弄花了眼睛。最迷惑人的说法，竟然说“毛反右是被右派逼上梁山”的。
（七）刘宾雁、许良英、李慎之的后见之明
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刘宾雁先生，深为敬佩邓拓先生的先见之明，他怀着感恩之情，说：
直到三十年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未能识被这个骗局，以为毛的“引蛇出洞”的阴谋是在鸣放开始后意外地发现竟有那么多人攻击和否定他的政绩以后才改变主意，决定反击的。
有一个人（就我所知，也只有这一个人）是从一开始就识破了毛泽东这个阴谋，并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同毛作了斗争的，那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先生。他自然不能去揭破那阴谋，而是用了一种令毛泽东都难以问罪的巧妙办法：当毛泽东四处“点火”时，他按兵不动。（一九五七年一月，陈其通等人那篇令毛泽东十分恼火的文章，邓拓一拿到，就把它发排到头版头条）。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保守，对于文教界的自由化不以为然。这就是“左”派的“忠心耿耿”，其实大错了，而实际上他却是在向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警告，警戒他们不要上毛泽东的当。而毛泽东却只能骂他麻木，不善于领会他的意图（岂料是领会得太深了），先说是“书生办报”，后来又骂“死人办报”，反右后终于将他调出《人民日报》。有一件令我感恩的事，也能看出邓对毛的抵制。一九五七年五月我在上海采访时，“左叶事件”出来了。我有感于中国记者的使命同他们的地位之不谐调，在一个兴奋得不能入寐（鸣放高潮，夜夜如此）的夜里，一口气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题为《记者这一行》，寄给邓拓先生，再无下文。六月底，反右开始后的第一次首都新闻界“座谈会’（实为对右派的讨伐会，第二次就轮到我了）上，邓拓先生在休息时间把我拉到主席台后，悄悄把那篇文章的原稿交到我手里，以目示意，一言未发。那也就成了我们的诀别。我成了右派以后，再也不能见他了。（为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一书作序：《毛泽东一手定乾坤》）
还有许良英先生和李慎之先生，同样也力持此议。许先生说:
要了解反右运动的历史真相，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反右究竟是“阳谋”，还是阴谋？所谓“阳谋”是指：毛泽东提出整风鸣放是真心诚意的，右派却趁机向共产党猖狂进攻，毛泽东不得不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予以反击。这是毛泽东自己的一贯说法，当时我也信以为真。可是，在文革初期，我读到红卫兵印发的毛泽东讲话文集中他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发现那时毛泽东就已向党内高级干部布置了反右运动，一个月后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和三个月后的整风鸣放，都不过是一种歼敌的计谋（即阴谋）。请听听他的原话：“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同时，他还泄露了“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九十九家，永远只能充当顺从的被统治者，如此“百家争鸣”，无异于双簧滑稽剧。可惜我不知就里，把他的所谓百家争鸣当真，以为中国将再现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古代希腊和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学术繁荣局面。可是，在毛泽东的愚弄下，它所带来的却是对学术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和知识分子的无尽劫难。
真实反映“毛泽东思想”的这篇重要讲话，收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但没有引起人们应有重视。不少人，包括李维汉和陆定一，以及由邓小平定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在论述鸣放、反右历史时，都重复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以后那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为“自由化分子”的阮铭，直至八十年代还持这种观点。甚至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竟也附和这种颠倒是非的说法，说什么毛泽东“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李医生显然不了解外界实情，轻信了毛泽东自编的由头。但瑕不掩瑜，这本回忆录仍不失为了解毛泽东人品的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段回忆和思考》《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二月号）
其实，岂止阮铭先生，连王若水先生也持这种认识，最近得知，赵紫阳也认为毛是真心诚意要整风，听到右派的意见“真受不了”，才反右，说毛说“阳谋”是“托词”。
对李维汉说的毛听了罗隆基有关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与马列主义小知识分子以及轮流坐庄等等的言论后，才决定反右。李慎之先生却认为大谬不然:
六月八日可以算是转折点了，对这一点，史家是不会有异议的。但是，引人寻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说是几十上百次地号召人家鸣放，鼓励人家鸣放，而且一再批评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思想不通，为什么会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这是“简在帝心、乾纲独断”的事情，除他本人以外，也许不会有第二个人能确切地知道这个最高机密。
当代史家对此多有探讨，甚至有人说，这是毛主席四月三十日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没有料到鸣放如此放肆，忍无可忍，才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讯，这才是形势真正的转折点。然而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
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其数。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是从《内部参考》和《参考消息》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性还更大些。（《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现在情况逐渐澄清了：说毛真心要整风的人，“大多数”不是居心骗人，而是受到蒙骗。中共官方的说法，包括冠冕堂皇的决议和道貌岸然的衮衮诸公，皆属于不在“大多数”之列，李维汉部长也未能例外。对他说的毛那个五月十五日的“反右决心书”——《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根据，李慎之先生已作了合情合理的驳斥，我再来补充一个细节：部长说的“轮流坐庄”，是《天津日报》五月二十七日才报道的消息，提出此论的，是第三女子中学教师黄心平先生。不知部长怎样在十五日之前就能未卜先知，作此汇报呢？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