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3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 施行内外原则的要求：
研究问题时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
所以需要“入乎其内”，是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例如，我书中提到的作家黄秋耘，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家得知一个政治信息——邵放下电话，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由此，他便对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阴谋得出判断：“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五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五月中旬稍晚一些时候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五月十八日）晚上就暗示给我。”今天看来，他作出的判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准确的。难道他是未卜先知的事前诸葛吗？他用切身的体验回答了这一问题：“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 哪怕我是个‘小诸葛’，五月十八日晚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风雨年华》）
足够多的例证，都说明了“入乎其内”的必要性。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后，上海市委得到毛泽东已撰《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点名《文汇报》编辑部是“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而且帅上有帅，即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即“能干女将”浦熙修。罗隆基——浦熙修——确定谁为《文汇报》之帅的“现实问题”。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与当时分管宣传的副部长张春桥同车去见市委书记柯庆施。途中，张春桥问石西民：“你看此帅应是谁？”浦熙修乃《文汇报》副总编兼驻京办主任，能够领导她的只能是总编徐铸成与党委书记兼副总编钦本立，两者之中必选其一。
石西民对张春桥说：“徐铸成三月二十七日就出国访苏了，这几个月《文汇报》由钦本立主持工作。徐出国前，毛主席曾亲自接见，并对徐和《文汇报》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闹资产阶级方向的帅应该是钦本立。”张春桥答曰：“你说得不错，但是老人家（指毛）的心思谁也吃不透，哪天他又要揪钦本立的后台，岂不揪到你我身上来了吗？还是定徐铸成，再要揪徐铸成的后台，往章罗联盟身上一挂不就了事了吗！”石西民觉得有理，随后柯庆施也同意了“定徐”。如此这般，徐铸成的“右派”尚未经群众揭发批判，早早内定了。而且，为了彻底撇清上海市委，不留任何后患，《文汇报》中的党员一个都不划右，连原定要划的钦本立与唐海反被塑造成“反右英雄”，藉以说明《文汇报》党组织在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与徐铸成为首的民盟支部一直在做坚决斗争。
后来，事情还真让张春桥说着了，毛泽东真要揪《文汇报》后台，即揪徐铸成的后台，徐铸成顺杆子“挂靠”上章罗联盟，违心承认接受了章罗的“思想领导”，算是检讨过关，了结“右”差。此后，石西民与徐铸成再无任何接触。一九八一年，徐铸成增补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也饱受磨难的石西民当面向徐道歉，并说出徐之“划右”的这段秘史。可见，张春桥确有相当敏感的政治前瞻性，当时就看透了“老人家”，其日后窥机爬竿应时发迹，自在情理之中。
可知，如果不是石西民告诉他，徐铸成本人还一直以为“划右”是自己发言惹的祸，深责自己“祸从口出”，自己不好。他怎能想到“划右”另有秘情呢？（裴毅然：《徐铸成“划右”秘闻》）
还有，我在下面“半阴半阳说”中，介绍郭道晖对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中清华大学对潘光旦教授扭住不放，大惑不解。后来市委统战部长对他交底，说这事由中央掌握，是有意对民盟右翼敲打敲打，整潘光旦是要敲打罗隆基，警告民盟。因为民盟唯一有政治资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使他领悟到，此乃一九五七年反右“阳谋”的序幕。如果他不是摸到这个底细，怎能把《“阳谋”背后的权谋——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中的“阳谋”剖析得那样准确和深刻！
但是，如果仅仅入乎其内而没能出乎其外，那就会“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李志绥之所以太离谱地认为，毛发动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是想借知识分子的刀，杀向那班“反冒进”的“党内的敌手”，而不是预谋反右。结果他说，毛感到上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当。对此原由，我在书中已对他不了解外情，作过详细的分析。
我和许多右派对于反右派斗争，也可以说是“入乎其内”的，但我们“入”的“内”太小，只知道挨斗争的过程和感受：很需要知道人家左派怎样策划对我们的斗争；对全国的总形势也只限于读到的报纸和听到的报告；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后，和劳教、劳改的右派互通信息，扩大了我的“内”的范围；及至粉碎四人帮来，我才读到几部反映反右派的作品，那也多半是作者看着共产党的脸色写的，充其量是打个擦边球以哗众取宠，并不敢真正正视历史和现实。在我到海外之后，才接触到一些右派朋友的，和当年是反右积极分子现在良心发现了的朋友的回忆录；也读到一些这方面的国内外学者的论述和论著，其中《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鸿》、《晚年周恩来》、《阳谋》和徐平华的文章《九死一生二十年》等给予了我较深的印象。我们右派所需要的“出乎其外”是，不要沉溺于悲情，要通晓“一九五七年学”的研究成果，不能“出乎其外”的“入乎其内”是“陷乎其内”。下面，许良英对李志绥的批评就是说他“陷乎其内”。
林昭经历了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过程。林昭青少年时期，受到来自母亲的革命教育，及早追求革命，把毛泽东比父亲，把党比母亲，参加过土改和新闻工作，直到在北大求学，看到同学被划右派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批判，才恍然大悟，才从“入乎其内”中，认识到深受其骗而“出乎其外”，因而，才能置身、心于体制之外，比人们更早地、彻底地认清中共这个极权暴政的罪恶性质及其“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毛泽东的丑恶而伪善的真面目。
所谓“内外”，从定性说，是指面子和里子；从空间说，以国分，有中国与外国，以党分有中共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派分有左、中、右。如果没能入乎其内，那就会“不是个中人，不解此中情”。比如，都承认斯诺这个洋大人是个中国通，先别说他对共产党的隐情（毛总是故意布置迷魂阵，骗他）通晓得怎样，光是他把毛泽东说成是打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就可想而知这个“中国通”是多么可怜了。天知道他在世界上散布了多少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扭曲事实的故事？所以作为郑重的学者，一个局外人，一个外国人，既要认清自己具有出乎其外，“旁观者清”的优势，又要认清自己具有“洋鬼子看戏”的劣势。总之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太过洋洋得意。仍以“和尚打伞”为例，就算洋大人知道了这个歇后语的意思是“无法无天”，但因你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环境中，这就使你很难能领略到浸泡在帝王术中的毛泽东说的“无法无天”的语意方面的皇权无边、老子天下第一和语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什么？”的原汁原味。这和毛泽东不解地问基辛格：“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有点儿异曲同工。无独有偶，英国记者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六-一九五七》，说什么毛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自由化政策”；说什么吴晗揭发批判“章罗同盟”的发言是反毛的；以及对毛和刘、周等之间关系的描写，我读后认为，简直纯属一派“海外奇谈”。在这一点上，许良英先生是最权威的见证人。他说：
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英国记者（后任哈佛大学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八十年代已出了两个中译本。由于作者被认为是英美中国问题研究权威，他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又曾作为哈佛大学的基础课，我不得不认真去读这本书。可是读后，不仅十分失望，而且有被愚弄的感觉。请听他在《引言》中所说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里有辩论，主席也可能被击败，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刘少奇“对机遇和个人使得党的领导权落入毛的手中的情况有些忿忿不平。”他把“双百”方针和鸣放说成是“自由化政策”，在《结束语》中说：“毛的自由化政策试验的失败，是对他领袖威信和权威的沉重打击。”“毛不现实地设想通过整风的形式就可实现党员品行上面的任何长期性的转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于一九五七年的“不和”，其主要证据竟出于我的口。他引用了一九五七 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上我的右派言论：“中央分裂了，刘少奇、彭真压制毛主席。”事实上，这句话并非我说的，而是清华大学一位朋友对我说的，我并不相信，只是向哲学所党支部汇报过，想不到他们把它捅给《人民日报》，变成是我最严重的右派言论，“美联社”也当作新闻报道了。这纯属误会，麦克法夸尔却把它当真，作为“毛刘不和”的主要根据。这种效法所谓“克里姆林宫学”写出来的中国历史，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九十年代初，我曾给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了解中国内情，对报上宣传的都信以为真，难免上当。我告诉他，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足以说明“鸣放”绝非自由化，不过是一种“引蛇出洞”的计谋，他无法理解。中国帝王的权术谋略太“深奥”了，头脑简单的西洋人确实难以理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十七年之后才恍然大悟的。
这个内外法的道理，余英时教授在写给《当代中国研究》的出版祝词中，说得清楚明白：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中英文刊物之所以在西方能别树一格，主要的原因是它们的作者群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大陆，但同时又在西方受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较长期的训练。他们是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因此有来自生活经验中的内在知识；他们已熟悉西方学术界的操作方式，因此又能超越主观的限制，对中国大陆的最近演变做客观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这种主客交融、能所两忘的境界正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他们竟能自然的结合了起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一九八九年以后，许多过去亲自参加过中国大陆开放改革的知识分子也大批地来到了西方。他们和八十年代起先后进入西方学术主流的中国留学生汇合在一起，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他们将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作出特殊重要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我个人尤其高兴看到他们今后能通过《当代中国研究》，将研究成果直接传布给海内外的中国读者。
本刊的作者并不是“隔岸观火”式的所谓“中国观察家”（ChinaWatchers），他们都有为中国大陆的继续开放和改革贡献一份力量的悲愿。历史已一再证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暂时寄居海外，往往能发挥意想不到的学术和思想上的效用，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今天已不是传统的时代，世界已缩小为一个“地球村”了，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会再兴“远托异国，昔人所悲”的慨叹。相反的，他们大可以把“异国”当作为中国储才之地，潜心研究，一起在更长远的意义上报效中国。
余教授反复强调这个内外法的运用，他为阮铭《邓小平帝国》一书作序，写道：“从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献而言，《邓小平帝国》显然和一般置身事外者的客观研究并无不同，但是我们通读全文，便会发现作者本人最初也曾参与了这个帝国的创建。作为一个参与者，他是身在庐山之中的，然而作为这部帝国兴衰史的撰写人，他却能跳出庐山之外，因而看清了庐山的真面目。这样主客统一的著作确是不多见的。这是此书最能吸引读者的所在。”
许良英说：不少人，包括李维汉和陆定一，以及邓小平定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鸣放、反右历史时，都重复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以后那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为“自由化分子”的阮铭，直至八十年代还持这种观点。甚至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竟也附和这种颠倒是非的说法，说什么毛泽东“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李医生显然不了解外界实情，轻信了毛泽东自编的由头。”其实，何止阮铭！王若水说是“极拐弯”；赵紫阳说“阳谋”是“托词”；胡耀邦说“引蛇出洞只是短时间。”在识破这一阴谋上，有先见之明的，刘宾雁说，只有邓拓一人，我认为吴宓教授也该算一个；有后见之明的，有李慎之、许良英、刘宾雁、王若望……就多了。
作为方法，总分法和内外法，是相互为用的。要想能够做到从总体上、本质上把握人和事物，就必须用内外法；而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在一个人身上，在某一方面往往不能双全其美，就会产生偏差，而纠偏就要借助于总分法。这是我在本篇中用来还原历史和总结历史教训的主要方法。这个方法在本书某些章节，如在《毛泽东引蛇出洞考》一节中，就是用总分法说明毛在反右前后一贯是施展这一阴谋诡计的，阴谋已形成阴谋家的本质特征。同时，也还运用了我下面要讲的属于追踪前、后原则的“逆推法”。一般说，不可能只单用某一方法。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