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8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考
“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现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 河间献王传》，讲的是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本是西汉古文经学派提出的一个考据学的实证命题，是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原则和方法。后来成了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座右铭。唐代学者颜师古在对《汉书》作注时，把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他把它分作两层意思来解说：先说“实事”，即务必要弄清楚真情实况，“实其事”。次说“求是”，是要“求真是”即真理。“每”是每每，有反反复复、万变而不离“求真是”之宗旨的意思。“也”者，表明是一种完成式时态，意味着要一竿子到底。实事求是这个成语的语法结构跟它的反义词“弄虚作假”一样，都是“动宾+ 动宾”——双动宾构成联合关系。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这样一个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卢志丹在《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国学溯源》一文中，对毛的实事求是观作了所有中共意识形态宣传者众口一词的鼓吹，下面是我建立在对卢文（黑体部分）评析的基础上所作的立论：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既继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改造传统的“实事求是”命题，从以下几方面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
第一，毛泽东科学地界定了“实事”的内涵，肯定了客观存在的“实事”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和出发点。毛泽东把“实事”明确地界定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这里的“实事”不仅是指与意识相对而存在的物质，而且主要是指与主体相对而存在的客体。“实事”作为人们认识的出发点，是与人们的实践紧密相连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实事”就是人类活动的一切客观条件，也就是“实际”。这就为“实事求是”奠定了牢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
驳论之一：毛彻底摧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
“实事”的“实”原本是个动词，是核实、证实、落实、求真的意思，就是“实其事”。毛舍此意，而在认识论领域把它曲解为天然地明摆着的、不分青红皂白、真假善恶而唾手可得的“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这样对“实事”的“实”进行了阉割，只留下了“事”，解做“事物”，或把“实”当作定语，解为“客观存在的”；诸如此般，就都破坏了原来的动宾结构而使人在“事物”面前省去做核实、证实、落实、求真的功夫了，在“实”字上无所作为了。奇怪的是，卢文竟说：“这里的‘实事’不仅是指与意识相对而存在的物质，而且主要是指与主体相对而存在的客体。”简直令人莫名其妙！到底这么说有何凭据呢？这是一句话毫无根据的彻头彻尾的空话、假话。要知道，与人无关涉、而仅仅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在认识论领域就是“无”。只有采取“实其事或不实其实”的态度和做法，才算是使二者建立起了主、客体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毛比费尔巴哈离马克思还远。费还是让人在场的，把对象作为客体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句话中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看来《实践论》的作者在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时候，正是在更差的水平上重蹈“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而面对“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认为应该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的唐代颜师古，他说的“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话，倒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有点暗通款曲。
我所以坚持要回归“实事求是”的本真，决不是一味地在抠字眼，而是有其绝对的必要性的。因为“实其事”太重要了，是“求其是”不可或缺的大前提。无此前提，就会彻底地摧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可以绝对地认定：无前者而能求到后者者，未之有也。
再则，“实事”也并不是如毛泽东轻佻地解说的那样，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物”；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得到。相反，人类在扑朔迷离的世事面前，欲达“实其事”的目的，谈何容易？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运用最先进的设备、使用最精密的科学仪器，终生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感天地而泣鬼神，所求者何？就是在求出事实的真相——宏观或微观的、定性或定量的真凭实据。从另一方面说，像对“实其事”，这么重大、艰巨而无可逾越的一步，如果故意加以玩忽，让人视若无睹，而却在下一步——“求是”上，装腔作势地大做文章，这样“舍本”，怎么能“求”到“是”呢？除非此人是毫无“求是”之意，全然一片玩权售奸之心。林副统帅在日记里记载有，他的正统帅总是把不是他的意见强加给他，然后再来批判他；这算是信手拈来的供你思索、供你触类旁通的一条线索吧！这是对人，对所有人“欲加之罪”而惯用的险恶做法。
邓小平不仅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而且宣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二零九页）那么，他这个系统、完整解释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究竟是怎样地“实事求是”的呢？他能求到“是”吗？他对反右运动定性说：“反右是正确的，问题是扩大化。”试问反右运动划的右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都错划了，难道还能说“是正确的”吗？怎么会发生这种显而易见、性质十分严重的错误呢？就是因为他在“实事”上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打马虎眼的态度，首先不能对反右运动认真地“实其事”，这当然就“求”不到什么“是”了。有鉴于此，我们就决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再也不能走他们毛、邓这一条通过假相求歪理的的认识路线，而是要本着不走样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的本意，首先是严格地“实其事”，即先弄清真相；在此基础上再“求其是”，即再来求出真理。只有两个“真”合二而一，才能、也才是做到了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所解说的那样：“务得事实, 每求真是也”。在假相的基础上，你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也是求不出真理的。
在坐天下的日子里，你若不“实其事”，却仍然可以“求”到带引号的“是”（“规律性”）。何故？因为“是”是由着你的权力规定的。你说“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就是客观规律。你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你说“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你说大跃进成绩是“九个指头”，刘少奇不认账，你眉头一皱，立马就“求”到了“是”。这个“是”就是一句潜台词：“我看你刘少奇是活腻歪了！”
如果在打天下的日子里你要不“实其事”，敌人的机枪、大炮就会不客气地指点给你：让你“每战必败”！这样“求”到的“是”，是由累累尸骨、堆积而成。触景生情，让我节外生枝地附带一句：组成毛泽东思想路线内涵之一的“群众路线”，“实其事”则为炮灰主义矣。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一八二页）这句话的实质就是“实其事”。毛在这里提醒道：“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叫人做到“知己知彼”、对己对彼都要尽力“实其事”。只对一方“实其事”行不行呢？毛泽东坚决认为：“不行！”“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同上）
他在战争问题上要重视而“不要看轻”、“实其事”的态度是严肃的、郑重的、科学的、顽强的。为什么还需要“顽强的”态度？因为，即使在和平时期，要想做到“实其事”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而在战争中，要想做到完全的“知己知彼”就更是难乎其难了。正如毛说的：“《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则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四九零页）
按原意推论，“求其是”（百战不殆）仍是“实其事”，是下一步的“实其事”。如坚持完全地“实其事”（知己知彼），不期然而然地就会达到“求其是”（百战不殆）。因为，如能坚持做到“知己知彼”，就必然能做到“百战不殆”。反之，例如他毛泽东，不首先弄清社会主主义是什么，就要大搞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邓小平后来承认了：“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一三七页）所以，不限于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凡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国体的、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搞社会主义的政权，从诞生那一天起、到寿终正寝，无一不是以大量的杀、关、管，制造冤假错案，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而贯穿始终的。因为不需要“实其事”，对一个人的定罪是无需查证、核实，找出证据、证人，而只需按着政治目的随心所欲地伪造一切。如此这般，刘少奇便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原本一对冤家对头的章伯钧、罗隆基，毛泽东硬叫他们结成“章罗同盟”，后人称之为“古今奇冤”；既可笑、又可悲。凡此种种都是不首先“实其事”而“求”到的、他心随心所欲的“是”。反过来说，如果真的“实其事”，结果反而会“是”与“愿”违，即：“求”不到他心目中追求的“是”，而会“求”到“真是”，即：“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而求到“真是”就会引火烧身，这是犯大忌讳的。例如以弄虚作假、扯谎撩炮为能事的大跃进，毛泽东却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说：“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彭德怀在肯定成绩（作假）的基础上，说了点真话，这就犯了忌讳，这就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弄虚作假到倡假打真，党的思想路线是越来越挂着引号“实事求实”了。
如此说来，难道当年毛泽东那样解释“实事求是”，是居心为自己留下撒谎的后路吗？不管是居心还是本能，大凡撒谎总是要露马脚的。因为任谁都不能撒谎“一以贯之”，保证句句是假话，而是，总会有说真话的场合。这样，真话与假话前后对照，就会弄得假话无地自容。如毛泽东谈论战争时就说了“不能轻视‘实其事’”意思的话。但当他谈到哲学的功能的时候，就照搬马克思的话说，不在于了解世界、因而能解释世界，而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就还是把轻重颠倒了，不首先着重“实其事”，而是着重在“改造”，如他搞的“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改造”好吗？矛盾就发生在这里。这是撒谎者一方的规律。受骗者一方的规律则是：受骗者中至死不悟者毕竟是少数；决不可能大多数人都受骗而且至死不悟。这两条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导致今天的大多数（包括铁杆毛派）都觉悟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口中纯属鬼话、谎言，而且是共产党所有的谎言的总包装。例如那本由江泽民题写书名的《辞海》，修订本在《毛泽东》条目下删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词。有读者提出异议，总编辑夏征农回答说：“辞书应保持科学性和稳定性。对这个原则，我们是请示了中央的。”为什么他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实践证明了他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嘛！”他为什么会胆怯气软呢？难道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或“实事求是”，而是“中央”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题，我将在下面加以展开）这块金字招牌，难道不是童叟无欺、而是愚弄顾客的挂羊头卖狗肉吗？实践派和凡是派分工合作、殊途同归：一个揭破“羊头”，一个坐实“狗肉”。总之是，大家都在假戏真做，没有哪一个傻瓜会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超过相信“毛说了算”、“邓说了算”、“中央说了算”、“党说了算”、“顶头上司说了算”的。说“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的柯庆施，之所以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是因为柯认准了毛最大的需要是让人人都对他盲从、人人都对他迷信；从而不盲、或信而不迷，皆有违于他的“认识论”的真谛。林副统帅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是他对共产党所宣称的思想路线活学活用，落到实处，所作的简明扼要而透底的概括。这个概括说明毛泽东首先在“实事”（实其事）上弄虚作假，就使中国成为一个谎言帝国在世界崛起。这个概括虽在定性上堪称透底，但在定量上还不够彻底，还需要派加以补充。著名的右派林希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反右五十年纪念会上说：“在中国，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连小事也办不成。”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