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5日讯】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是一篇发表在近五年前——可以说与在中国大陆称得上“最主流”媒体的人民日报几乎有同等地位的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的文章，没想到在近日的互联网上又火了，甚至到处疯传。这，估计连作者曹普也要感到意外。
疯传时，人们又重新拟了一个题目，即“邓小平的反问：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不要”。重拟的题目是取自文章中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即“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之所以要重拟这样一个题目，除了新颖之外，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邓小平被他的山大王一再“打倒”之后并下放到江西一家企业的那些岁月里肯定作过一些反思：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舍生赴死，难道就是为了建设这样一个“新中国”？肯定不是。是他自己那一班人尤其是那个领头的，为了权势、为了地位的巩固，再加上为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或者也不愿说清道明的东西，把革命先烈以及仁人志士们的愿望和遗志忘到九霄云外。
而文章发表近五年后人们重新提起，即表明，即使我们又所谓改革开放了三十几年，中国社会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经济总量上有了巨大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着的变化，但在包括政治、文化、精神等很多方面，可以说不仅仍然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且与资本主义相比也还差得老远，更不是革命先烈和无数仁人志士们所愿意看到的。
别的不说，先烈们会反对民主吗？先烈们会反对自由吗？先烈们会反对民间结社吗？先烈们会反对示威游行吗？先烈们会反对民间办报办刊吗？先烈们会反对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吗？我想，先烈们一定不会。如果他们也反对这些，那么他们当时还有啥理由去革命？
另外，仁人志士们会赞成官员先富起来吗？仁人志士们会赞成我们现在这种等级制吗？仁人志士们会赞成大半个世纪来一党专政吗？我想，他们也一定不会。如果他们赞成这些，他们还去合力推翻那个政权干什么？
二
其实，在曹普这篇文章中所引用邓小平讲的那些，还有很多都是真话，而有些真话，好像也只有邓小平敢说，也只有他公开说出来没事，换了别人，恐怕就要算大逆不道了。而邓小平当年复出那段时间之所以那么得人心，也正得益于他多说了一些包括别的高层领导在内的人不敢说也不能说的真话，没有这些真话，他的“总工程师”的份量及威信就会大打折扣。就是几十年过后，我们依然可以借助他的这些真话，把一些假社会主义者的面纱揭下，让他们露出可怕乃至狰狞的面目。
比如，做本文主题的这句话，也是由邓小平之口传出，然后通过曹普这篇文章被中国大多数人所知。原话是：邓小平“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虽然邓小平说这是外国人的“议论”，但显然他很重视这个议论。邓小平非常明白，不论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乃至一个民族，忍耐都是有时空限度的，不可能无穷尽地永远忍耐下去。这当然不是“宇宙真理”，但这是地球上的人类历史教训或叫经验，不论过去还是今天抑或将来，也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都是适用的。
不过，尽管邓小平非常重视外国人的这种议论，客观地讲，他还是有些“多虑”了。首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的奴役制度至少有两千多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中国人都忍耐了。1949年到1978年，区区不过30年，中国人完全能够忍耐得了。
你可能会说，那两千多年里可是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包括割据和占山为王的各种政权更替同样无数，这都表明，中国人即使对奴役很有忍耐性，但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民也一定会反。
话是不错，可那两千多年都是冷冰器时代，民们的队伍很容易发展壮大，而官府围剿却相对困难。而20世纪中期，早已结束了那种时代。1949年后的前30年里就没听说过发生一起严格意义上所说的“农民起义”。而况中国百姓无论多么穷苦，即使穷得没裤子穿，穷得揭不开锅，最后直至全家饿死，人民也还是热爱着自己的“伟大领袖”，也还是要高唱“东方红，太阳升”。
这里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据说《歌唱祖国》这首歌曲的歌词，正是在那一班人打下江山十周年时一个中国普通人创作的。可我们今天知道，1959年10月到1960这个时期，当时的中国大陆，正是大面积饿死人的时间段，实在不应该还去“歌唱”，而是需要批评乃至批判，不然，顾准也不会说他这一辈子绝不会踏进北京那座人民大会堂，他认为这个建筑物是在百姓的尸骨上建成的。因为这座号称人民的大会堂，正是这一年十月一日前建成，是向十周年敬献的一份“厚礼”。
回过头说，饿死那么多百姓，《歌唱祖国》的词作者作为一个普通百姓，难道一点都没听说一点都没感受到吗？绝不可能。可如果听说了且还感受到了，怎么还能作出这样一首歌词呢？中国人的人性，在很多时候都不能不让人觉得，其中不是善多于恶，而是恶多于善。还有，就是口是心非，说谎成瘾，奸诈成性。
那位词作者好像至今仍健在，并且至少在一次“逢十”的“大庆”期间有媒体请他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仍然不失自豪地回忆这首歌词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自己常常想不通：这叫什么？叫痛并快乐着，还是叫痛却愿意热爱着？我当然指的不单是这位词作者，还有1949年后的很多中国人，更包括那些没有裤子穿、揭不开锅还要唱东方红的百姓们。
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政权对国民的充分洗脑后又成功地瞒和骗：让人民在谎言中生活，在幻想中死去。这让我忽然又通感似地想到了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就是在美好的幻想中连饿带冻痛苦地死去的（这个句子中用词虽有矛盾，可一时半会儿我只能这样表达，乞读者原谅）。可是我们谁都知道，安徒生作这篇童话，是在讽刺，在批判。可我们那位词作者呢，即使不能说他要阿谀奉承，即使说他是在真诚地歌唱，可面对残酷现实，面对惨烈现状，还能“真诚地歌唱”，岂不是更可怕，更应该发人深省吗？
三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原本已成为西方的一个“警句”，可我总觉得把它送给我们中国好像更合适。
虽然不能说中国的百姓都是“最听话”的百姓，更不能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民，但我愿意相信（虽然这种相信很痛苦），中国的百姓是最有忍耐性的，特别是在忍受痛苦和奴役方面：不是“忍无可忍”，他们都会忍了；不是“太不像话”，他们就会“认”了。这些，或许正是这些，成就了中国无数的统治者，让中国的专制制度苟延残喘两千多年，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两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们，只要给—线生机，有条活路，至少不横竖都是个死，这些奴隶们就决不会拼着性命造反，华夏也就没有这被后来认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当时的统治者实在“太不像话”，才成全了这些奴隶们留下万世英名。
这是奴隶主们怎么也想不到的。
两千多年过去，期间有太多太多的“太不像话”，因而也才有大大小小的上百次“农民起义”，才留下一句“逼上梁山”的成语。几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去借鉴这“历史教训”。就是到了今天，不论大小官员，不是仍然在那说着“太不像话”的话，做着“太不像话”的事，以至于不时地招致民怨，引起民愤吗？
晚上睡在床上，不知怎么，有时竟替那些与我丝毫不沾边的各路“好汉”着想起来：假若卖官的不是卖得太不像话，贪污的不是贪污得太不像话，受贿的不是受贿得太不像话，欺压百姓的不是欺压得太不像话，在我们这里，都能理解都能原谅也都会宽容的。可惜各路“好汉”们竟不懂如此简单明了的道理，常常要走到太不像话的地步，最终由于政权要维护起码的稳定而不能不对这种人下手，真是糊涂到极点。
当然，“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清。哲学上不是说了嘛，必然寓于偶然。就算我们的百姓再有忍耐性，再好说话，倘若这个社会到了太不像话的地步，那么也就是中国百姓忍耐到头的时候。记得自己先前在一篇文章的末尾就告诫过我们有些人，说中国其实已经坐在无数大小不一的火山口上了。难道我们真的不在乎这些火山中的岩浆喷涌而出吗？
这里再重复一遍，请不要嫌我啰嗦。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