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6日讯】一、“中国梦”与“指导思想”
共产党有一个传统：党魁冒充思想家。此中缘由，或源于党史启示。中共历史上凡曾在任上隆重推出“指导思想”的党魁均顺风顺水、前程无忧，在权力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新“指导思想”又可细分为党魁冠名版和不冠名版两种，冠名版适用于最高领袖一人独裁，不冠名版适用于常委共同独裁之“集体总统制”），而凡是未能在“指导思想”封神榜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党魁，则全都中途出局、黯然退场，且下场难堪。在毛泽东之前，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这些人在党内头把交椅的位子上都没有坐稳（注：李立三、王明未曾担任过中共最高职务，但二人均曾在共产国际遥控下短暂掌握中共实权，并为此扛起所谓“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之罪责），官修党史对这些人的“思想水平”极尽贬低之能事，但事实上，这几人的思想素质、理论修养大都高于毛泽东，陈独秀不用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领风气之先的思想领袖，王明、博古、张闻天也都是熟读马列原典、“言必称希腊”（此为毛泽东讥讽语）的中共理论尖子。论权谋，毛泽东或许出类拔萃，比理论，毛明显不是人家的对手，令人称奇的是，毛泽东恰恰是在别人最擅长的领域把他们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这也没什么秘诀，因为毛所倚仗的并不是理论家、思想家的真功夫，而是将“毛泽东思想”定于一尊所攫取的理论裁判权和思想垄断权。在毛泽东之后，不懂理论似乎也不太在乎理论的邓小平率先建立意识形态新坐标，抢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地，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虽相继成为名义党魁，但均无力与邓氏抗衡，在权争、政争中纷纷中枪落马，受气挨整，不在话下。
先于对手获得“指导思想”的版权份额，这是中共党魁在党内斗争中获胜的“葵花宝典”，因为共产党虽然号称政党，却一向具有宗教极端主义（或曰“邪教”）的组织特征：掌握“真理”的人最有权，有权的人最能代表“真理”，故政治须与意识形态合一，党魁须与教主合一。党史殷鉴不远，后生敢不效尤？是故，胡锦涛、习近平甫一上台就“理论勇气”大爆发，拚命扮演思想理论家。只可惜，时代背景已然大变，从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到了胡锦涛，落伍的中共思想库里只剩下支离破碎一堆破烂货色，已经实在拼凑不出成套成型的“思想体系”，只好拿了个“观点”——所谓“科学发展观”——出来应景；如今习近平更是勉为其难，一没有像样的“思想”、“理论”，二没有可以滥竽充数的“观点”，结果要拿“梦想”——所谓“中国梦”——出来招摇过市，包打天下。呜呼！党魁冒充思想家的老传统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快要无路可走了。
二、“中国梦”与中宣部
习近平上台热炒“中国梦”，不知不觉已有小半年之久。中宣部获得阿谀取容、颂圣邀宠的良机，自然是一如既往，不知羞耻地大献殷勤。一时间官媒总动员，齐做“中国梦”，大张旗鼓，没完没了，大有从此一梦不醒的架势。可刘云山先生仍嫌不过瘾，还要去折腾学生娃娃，“要让中国梦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这未免有些过分了。佞臣要表忠，山都挡不住，何不请个纹身匠把那三字圣旨刻在自己脑门上？眼见得“中国梦”被供上党国香堂，受宵小顶礼，供佞臣膜拜，“梦主”大概是很喜欢、很享受这种丑恶氛围，不然为什么不适可而止，反而怡然自得呢？
毫无疑问，“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共换届之后中宣部新的主旋律、主打曲，也将成为习李十年任期的关键词之一。然而，什么是“中国梦”？习近平提出这个概念有什么玄机？有没有相对于毛邓江胡而言具有突破性、开创性的特殊用意？它与当前中国的现实状况，与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与未来十年的政策走向，与中共可能发生的政局变化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有多大关系？目前似乎还无人能够说清楚。
“中国梦”是个中性词，且这个词本身没什么意义，除非给它输入某种意义；它可左可右，可偏可正，可大可小，可高可低；可以是美梦，也可以是噩梦；对于政界人士，“中国梦”可能是共产梦、专政梦、威权梦，可能是升官梦、贪污梦、淫秽梦，也可能是民主梦、自由梦、宪政梦。中国有十三亿人民，穷人富人各有所需，左派右派各有所好，夫妻尚且同床异梦，十三亿人实在很难梦到一块儿去——雷政富与赵红霞的梦不同，薄熙来与温家宝的梦不同，当今政治局7个常委、25个委员，恐怕也不大可能按同一个版本、同一个步调做“高度一致”的习版春秋大梦。再者，谁也没有资格强迫别人做相同的梦，中宣部也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连人家的梦都要管？
三、“中国梦”与“美国梦”
“中国梦”究竟有什么意思呢？“梦”而冠以国籍，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美国梦”可作参照，然而，二者显然缺乏可比性。其一，“美国梦”并非出自某位总统的郑重号召，亦非出自政府文告或主流媒体的宣传推广，而是人们对美国人民之中某种共同心理现象的总结性事后描述；其二，“美国梦”所描述的并非国家崛起、民族强盛之类的宏大叙事，而主要是美国移民——尤其是新移民——对各自未来生活的各不相同的向往、追求和期待。
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而建成的大国，那些去国离乡、抛家舍业去到美国的人，不管是因何种原因去美国，当他们初识美国之时，总是怀揣着某些特别的愿望，某些在自己的祖国、故乡无法实现的愿望——这些愿望可能是吃饱肚子，是挣钱养家，是求学，是成名成家，是创业，是发财致富，或者仅仅是躲避私仇或寻求政治庇护，而他们认为在美国将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可能去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这些愿望，从而做成在自己的祖国暂时做不成、乃至永远做不成、做梦都做不成的事业。这就是所谓“美国梦”的缘起。是故，“美国梦”虽冠以国名，却不是国家梦、民族梦，不是政治梦、军事梦，也不是宏观经济梦；不是华盛顿、杰斐逊的梦，不是林肯、马丁•路德•金的梦，不是任何一个伟人、英雄替芸芸众生所做的梦，而只是每一个对美国式生活有所期待的普通美国人自己的梦。
显然，习近平的“中国梦”与“美国梦”没有什么逻辑联系，也没有什么亲缘关系。习奥庄园会上习所谓“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云云，如果不是为了迷惑美国人，大概还是为了迷惑中国人。当然那不是真的。以“美国梦”为尺度，衡量习氏“中国梦”，我觉得，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知趣一点。“伟大复兴”当然好，“强国、强军”也不错，但这样的春秋大梦只配习总这样的大人物去做，一般小老百姓是做不了的。如果我们搞什么要受“五不搞”的束缚，讲什么要受“七不讲”的限制，梦什么还要受“中国梦”的桎梏，做梦的自由尚不可得，这样的生活，即使明天就能“伟大复兴”，又有什么意思！
四、“中国梦”与“宪政梦”
《南方周末》春节特刊试图“述旨”、“代圣人立言”，要将“中国梦”定位为“宪政梦”，结果受阻于省宣部，碰了一鼻子灰。现在看起来，庹震部长背后有人，而且级别不低。
五月份，代表中共中央理论风向标的《红旗文稿》和《党建》杂志接连组织发表了多篇姚文元式文风的 “理论”文章。“理论”而不必讲理，直截了当粗暴否定宪政。不光否定了成熟的西方式宪政，连八字没一撇的所谓“社会主义宪政”也一并否定掉了。据说宪政不是好东西，姓资不姓社，姓西不姓中，反党又反华，可恨之极，可怕之极。还有《人民网》和《环球时报》跟着起哄，认为讲宪政者全都居心不良、不是好人，嘴上讲的是宪政，心里却在骂共产党，无非是拐弯抹角反对党的领导、否定“中国道路”。
看中共理论家们的架势，似乎是要掀起一场大张旗鼓的反宪政运动，甚至是要以“中国梦”别忠奸，以“宪政梦”划敌我，把潜伏在党内、体制内的宪政派搞得再也抬不起头来，最好一棍子打死了事，一了百了，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专心致志地搞一党专政，搞“人民民主制度”。他们可不是“质疑”或“商榷”宪政，而是斩钉截铁给宪政下达死刑判决书。意思很清楚，“宪政梦”不仅不属于“中国梦”，简直就是“中国梦”的对立面，是“中国梦”的破坏者和敌人，甚至就是“汉奸梦”、“卖国梦”。
我并不赞成以“宪政梦”解读所谓“中国梦”，但更不赞成以莫名其妙的“中国梦”否定真知灼见的“宪政梦”。问题在于，如果“中国梦”连宪政都要拒绝，这个梦还剩下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正面价值可言？它究竟是谁的梦、是什么梦呢？
近代中国从戊戌变法以来，仁人志士就以“立宪法，开国会”为明确的政治目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人们更普遍抛弃了洋务强国的“发展道路”，立意改走宪政强国之新路。晚清时节，不仅改良派、立宪派高谈宪政，幽囚中的光绪皇帝心仪宪政，革命派也大讲宪政，高官大僚、王公贵族纷纷表态支持宪政，就连慈禧老佛爷也受不了群情催逼，不得不点头答应“仿行宪政”。清末立宪派发动了三次全国性大请愿运动，许多人割股剜肉、断指明志，向清廷表白“不立宪，毋宁死”的决绝姿态。毛润之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就干过断指血书请愿宪政之事。
如果说近代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曾经有过什么“百年梦想”，真正当得起这个名词的，大概唯有“宪政”二字而已。想当年，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宪政，曾有斗争；是即行宪政，还是先行训政，曾有分歧；是联西法美，还是尊俄投苏，曾有冲突；但关于未来政体是否以宪政为目标，则自晚清以降，几为全国全民共识，即使是搞阶级斗争、一党专政搞昏了头的共产党，在成功夺权之前也是口口声声拥护宪政的。习近平如今满世界宣讲“中国梦”，却连宪政也不承认，甚至要明明白白否定掉，这样的“自信”令人惊诧。这等于把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政治梦想和热血奋斗一概抹杀，如此数典忘祖，又有何面目擅称“中国梦”？还不如老老实实就叫“一党梦”、“专政梦”好了。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