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1日讯】一、反宪政的官媒逆流和学者的回应
最近中国大陆官方媒体连续发表文章谈论“宪政”。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在《红旗文稿》发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署名“郑志学”的作者（据爆料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陈红太的笔名）在《党建》发表《认清“宪政”的本质》，胡锡进在《环球时报》发表《“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几乎众口一辞，认为“宪政”触及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中国特色”，万万要不得。他们一致将“宪政”定义为“本身有着独特的西方内涵和制度属性”，“反映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理论与实践”，“要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断不可接受”。因为国内知识界和民间对“习李新政”一度寄予了很多期待，也曾对“中国梦”是否“宪政梦”发生过争论，官方媒体的动静是否意味着中共官方在政策走向上将采取某种动作，就成了让很多人十分敏感的话题。这几篇文章发表之后，顿时在网路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它们流露出的“文革”腔调、霸权姿态、荒谬学理和倒退气息，也有人将其与最近网路盛传的“高校七不讲”、“高青十六条”联系起来，严厉批评中共当局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高压管制的愚蠢举措。也许有一股势力在借这几个人的文章投石问路，不过它应该已经感到了人们对逆流的愤怒。
在这一讨论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和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的发声。何光沪是神学学者，发言角度自不一般。他说：“所谓宪政，不过是说当官的要守规矩，现今中国最大最多的祸害就是当官不守规矩，社会没有了基本规矩，就变成弱肉强食的野兽森林；现代国家宪法就是基本规矩，所以主张不要宪政，实质上是主张弱肉强食，主张中国人不要宪政，实际上是主张中国人都变成野兽，如此而已，岂有它哉。”何光沪教授的讲法通俗易懂，以“基本规矩”为主题词，既清楚解释了大陆社会失序的真实原因，又揭示了“宪政”意在规范公权力的本质特征。“当官的要守规矩”，天经地义，自古皆然。贺卫方是研究法律史的学者，他发表微博说：“【比争论更重要的】我是法律史出身，深知宪政的形成有比理论研究更重要的起因，那就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宪政化：各种社会组织的自治，包括封建主义构造起来的契约关系，不同阶级阶层之间为利益的斗争与妥协，为这种争斗需要而形成的论坛及其议会化，还有独立于世俗权威的精神权威的实体化。”针对网友对“精神权威实体化”的质疑，他又进一步说明：“恰恰相反，是政教分离，精神权威本身具有独立于世俗政府的组织结构与运行资源。与此同时，这种宗教本身有合理的世俗关怀，塑造信徒追求自由与博爱的精神品格。”贺卫方教授的主题词是“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以及宗教信徒的“精神品格”。换句话说，好的Master，好的信仰，好的修行，与好的President，好的政府，好的治理，并行而不悖，共同构成好的社会。其实只要翻翻历史，看看中国古代的盛世、治世，社会组织的自治已达到何种程度，不同阶层之间彼此的妥协相安已达到何种程度，精神权威的独立运行和宗教信徒的关怀追求是怎样塑造了社会的品格，你就会知道：宪政不是个生硬的西洋词汇，好社会需要一个稳定、合理的社会结构。反倒是中共的原始信仰，是彻头彻尾西来的幽灵学说，难怪他们不懂也无法接受一些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二、反宪政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自杀
毛泽东当年热衷于大谈“宪政”，把它当作批评蒋介石政府的精神武器。但那不过是权宜之计。1949年建政之后，他立即撕毁了原来的所有“宪政”说辞。1954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从中可以看到今日普遍“当官不守规矩”的来源。中共是有其完备信仰的，而且在中共权力结构中，“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之间高度合一，中共的组织成员和信徒也是一人兼两种身份，对于其教义直接去执行，去操作，罔顾“社会的基本规矩”和“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破除迷信，无法无天”。
这里举一个例子：中共“红军长征”时期的领导人之一方志敏，1935年在江西被捕并被处死刑，临刑时发表名言：“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他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罪名是“谋杀来华传教士师达能牧师夫妇”。这是一起普通刑事犯罪，经过了军事法庭的审理。1934年12月6日，红军方志敏“北上先遣队”下属的寻淮洲“红七军团”占领旌德县城，绑架了在此传道的师达能夫妇，以及他们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爱伦。红军为补充给养，提出由教会方面支付赎金贰万元，被师达能夫妇拒绝后，红军于12月8日将师达能夫妇斩首“撕票”。（据《旌德县志》215页）这一事件中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红军士兵曾建议杀了小爱伦，因为她只会“碍手碍脚”。这时一个刚被红军释放的农民囚犯问：“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红军士兵转向他，问他是否情愿为一个外国婴儿而死。这个农民没有丝毫犹豫地作出肯定回答，并在师达能夫妇眼前被红军士兵砍成碎片。寻淮州杀戮无辜的牧师和农民，他的上级方志敏则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地主叔父，他们手起刀落之时哪里顾及了“社会的基本规矩”？不过这却符合中共自己的教义纲领。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说：“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中共的所谓“宪法”把社会凭空撕裂成两类，又拒绝准确定义这两类的内涵外延，只能任由被撕裂的人群彼此杀戮，这正是毛泽东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统治者坐收渔翁之利。这正是何光沪教授所说中国社会“变成弱肉强食的野兽森林”的原因。方志敏、寻淮州的残忍背后，是中共政教高度一元化的基因。嗜血杀人，以斗为乐，如果也能算得上一种信仰，至少“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一宣示，对所有人、所有事物都存在于其中的广大宇宙来说，绝对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亵渎。古老的中国文明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保合太和”，这都写在《易传》里面。古老的中国思想如果称得上古典宪法原则，那绝对不是可怖的死、也不是残忍的斗，而是温暖和煦的“生”与“太和”。
转眼八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共意识形态仍然在拒绝接受让所有人、所有阶层和平共生的“宪政”，而热衷于维护和捍卫自己那一堆丑陋不堪的“特色”。而在此思想之下的官场，官员不守规矩，权力任意胡为，百姓朝夕濡染，早已经司空见惯。但问题是：官方媒体《解放军报》重提“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是否意识到：信仰“斗”，信仰嗜血杀人的“往死里斗”，其实是一种噬尾疗饥的自杀行为？倘若所有人的末日到来，施暴者会独享未来吗？最近有两则新闻耐人寻味：其一：中共“开国少将”胥治中的遗孀李静、女儿胥晓琦，因为房子将被逼强拆，屡次遭殴打谩骂，不仅数次上访无效，而且还遭到信访人员训斥：“你们不该来这里！”胥晓琦说：“我都被他们欺压成这样，更可见老百姓受的是什么样欺压了！”这算不算是一个迟来的觉悟？其二：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记者张治龙在陕西延安的家人因车祸遭遇当地交警部门的不公正对待，该记者希望当地媒体《华商报》能帮忙维权。《华商报》记者王歪问明对方是《环球时报》记者后，怒喝：“不管！”张治龙无奈地回应说：“希望王记者摒弃意识形态斗争，谨慎消费他人痛苦。”此事在网路上引起热议。“摒弃意识形态斗争”难道不是惯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环球时报》最该做的事？微博“@章文的文章”说：“环球时报记者在圈内基本上是被孤立的。原因很简单，大家瞧不起为了一碗饭而昧良心的人！”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斗争”到底有多恐怖：它是飞去来器，到最后，所有发出的暴力都会回落到自己头上。
三、法轮功修炼者与中国社会的质变
不过，中国社会并不见得一定会走上“往死里斗”的末日之路。何光沪教授忧患地指出：“主张中国人不要宪政，实际上是主张中国人都变成野兽。”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被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洗脑，变成了野兽。恰恰相反，有一群人在“真善忍”信仰的指引下修炼自己的身心，变成了传播光明价值的天使，这就是令世界瞩目的法轮功修炼者群体。从1992年到1999年，是法轮功精神信仰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并饱受民众欢迎的时期；从1999年开始，是中共江氏集团以虐杀、关押、凌辱、煽动仇恨等方式残酷镇压法轮功修炼者群体的“红色恐怖”时期。1999年之前，法轮功修炼者群体秉持“真善忍”信仰，在道德规则严重失范的社会中，以自身善良、健康、阳光的言行感染著身边的人，社会风气在客观上得到明显改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做的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治安状况也就变好了，说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修炼者注重心性的升华，其努力方向在于向内去改变自身，而不是向外去关注社会，但因法轮功修炼者并不脱离社会离群索居，反而将正常的社会交往视为个人提升的必要环境，这一人数逾亿的庞大群体，在无意中令整个社会风尚随之而升华。1999年之后，由于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公开的虐杀、关押、凌辱、煽动仇恨，这一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人间惨剧令世人为之震惊。在现代文明价值已经深入人心的年代，普通民众甚至被迫在极权恐怖下接受洗脑，违心表态，胁迫检举，诱导歧视，“文革”重演使得社会文明迅速退化至少二、三十年。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将如何面对长期的迫害，会不会被迫选择走向极端的暴力反抗？这一问题一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贺卫方教授在2005年的天则所双周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宪政路上的绊脚石与推动力》的学术演讲。其中谈到“去晒太阳没有危害任何人”，“我不太理解如果一个老太太把两个手举向天空的这个事实怎么会危害别人呢？”现场对话中有人提出：“（去晒太阳）在有些条件下就可能造成很多家庭的离散。……（老太太）如果她要带上小孙女呢？小孙女如果这样，他的父母就会不同意，因为会影响高考。”贺卫方所说，正是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在1999年之后无辜受难的遭遇，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气氛下，“晒太阳”、“把两个手举向天空”是对法轮功修炼者正常的晨炼行为的一种心照不宣的描述。他以学者的良知和勇气仗义执言，令人钦敬。提问者沿袭中共迫害的逻辑，将执政者的犯罪行为（“家庭的离散”和“影响高考”）归咎于法轮功修炼者对自身信仰的坚持，自是荒谬又冷血。但这个问题实际触及到中共统治的要害：“没有一种基本的政教分离的传统来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贺卫方语），他们很难像一个正常社会那样，“世俗的政治不可以倡导一种宗教、保护一种宗教而反对、迫害另外的宗教”（贺卫方语）。因为他们推行其西来幽灵信仰的直接统治，共产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崇尚仇恨、暴力、渎神的宗教政治。所以，在共产政治社会中，社会结构高度的“反宪政化”，体现为松散的原子化，缺乏善意与信任，行为和思想缺乏稳定的连贯性，彼此警觉而仇视，人与人之间既没有合理的界限，也没有有效的连结。由于不同群体和阶层没有有效沟通的对话平台，在社会冲突中只有两种选择：被动的麻木服从和残酷的同归于尽。世俗权威完全取代了精神权威，也导致人们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没有尊严。但是，“精神权威”出现于世间，正信的传播，信仰者的群体的形成，人们秉持正信参与社会生活，必然令共产社会结构随之而发生变化。1999年的大规模镇压法轮功修炼者的做法，表示共产政治无法容忍这种“反宪政化”的社会结构的改变，无法容忍共产党的权威之外的“独立的精神权威”及其信徒的出现，无法容忍人们在摒弃洗脑之后选择精神自治的人生。共产政治将一切自由的、健康的、有生命力的事物都视为它的敌人。
从1999年到现在，十四年之间，法轮功修炼者克服了内心恐惧，战胜了暴力逼迫，始终坚持和平善良的信仰，没有屈服和退却，也没有改变以“真、善、忍”信仰面对一切的初衷。这是一群完全对人间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但是，正是他们以丧失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对精神自治的坚持，让共产政治为之而震动甚至趋于瓦解。他们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共产权威”强大无敌的笃信，也帮助其他备感压抑的善良民众消除了深重的恐惧感。“退党”精神运动，旨在拒绝共产信仰的丑恶价值对无辜民众的绑架裹挟，鼓励人们回归精神自治的正常世界；“讲真相，救世人”，旨在消除被迫洗脑、煽动仇恨给无辜民众造成的精神伤害，帮助人们形成不受操纵的独立判断和清醒认知。不同阶层、群体、个人正在各自的友善、文明的坚持之中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社会结构的“反宪政化”正gai在逆转。在这一群体对其他阶层、群体、个人的持续不断、友善开放的沟通的过程中，他们所坚持的“真善忍”的精神品格已慢慢地转换、积淀，已在濡染和启迪更多的人，并将最终成就未来社会的品格。让所有人都守规矩，让社会不再“变成弱肉强食的野兽森林”，这正是好的Master、好的信仰、好的修行带给一个好社会的最重要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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