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死于中共戒严军人枪下的第一人

【新唐人2013年6月2日讯】(新唐人记者李剑综合报导)“六四”24周年前夕,北京摄影师、作家、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杜斌主编的《天安门屠杀》一书,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参与者、目击者等各方回忆,披露了死于戒严军人枪下的第一个六四遇难者是谁。杜斌说: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天安门屠杀的核心事实,是中共当年在天安门一带以坦克车和机关枪,屠杀赤手空拳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和普通老百姓。

杜斌主编了《天安门屠杀》一书出版。大事件选载了部分内容。书中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参与者、目击者等各方回忆。杜斌说: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共产党在天安门屠杀赤手空拳和平请 愿的青年学生和普通老百姓,这是全世界的人当时在电视上亲眼目睹的惨剧。

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张伯笠

1989年6月3日晚10点,在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26岁的张伯笠,兼任刚开始宣布成立即告终结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天安门民主大学办学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数名知识分子赶来祝贺,并对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作了致辞。

张伯笠在其著作《逃亡者》中写着:“他们感性的演说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在一片掌声中,北京的天空变得又红又亮”,“我发现,那是带感光的枪弹和地下的火光的辉映形成的。”张伯笠“在雷鸣般的掌声和远处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开始了他的短暂演说。“天安门广场是我们的课堂,”他说,“天安门民主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同学们静静的等待牺牲

与此同时,军队边以装甲车、坦克强行开进边开枪射杀拦阻的市民和学生的噩耗不断传来。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祝贺民主大学开学。并告诫广场上的同学们:“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最高的原则就是牺牲。”

同学们就这样静静坐在那儿,躺着等待牺牲……

外面有几个喇叭的篷子里面,放着《龙的传人》歌曲,同学们和着歌声唱着,眼里含着泪水。大家互相拥抱着、握手着,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最后一刻到来了。柴玲在忆述屠杀经历的《悲壮的民运》一书中写道,为这个民族牺牲的时候到了。

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军区陆军第65集团军戒严士兵陈光,此时正在待命。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大会堂的一至三层都住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

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膛,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

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呼声一浪接一浪。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了,大会堂里面更没有可吃的。

偶而能看到几个女服务员推着餐车往军长住的地方去,军长住在东边的楼梯口拐角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个临时帐篷,往上就通到三层大会堂的露台了。

军长吃饱了饭,挺着大肚子,带着墨镜,身后跟着5个1.9米身高、胸前挂着微型冲锋枪的护卫。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兵紧跟在后面,在大会堂里走来走去的。

陈光在《原戒严部队士兵1989年广场日记中写道,广场上沸腾了。学生们四处奔跑着。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口号。

北京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紧急通告”

这时候,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的“第一号令”在广场上空播放:“广大市民和学生们,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小撮破坏分子煽动学生疯狂地攻击我人民大会堂,向我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致使我多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受伤!现在请学生和市民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在北京新华通讯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写道:晚十时,中共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回年来到社长穆青办公室,说:“最高层已下命令:鸣枪示警,镇压暴徒。”随后,前线记者来电话说:在军事博物馆路口,防暴队大放催泪弹,一片火光冲天,吓退了人潮,伤了不少人,大部队乘势向木樨地推进了一步。

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中忆述:紧接着,第二份“紧急通告”中说:……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抢分子乘机扩大事态……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愤慨,强烈要求采取强有力措施,绝不能让他们认为政府软弱可欺,对极少数暴徒绝不能手软。

第一个死于戒严部队军人枪下的人

《目击实录》一文中写道,屠杀见证人王晓明站在距西长安街约3公里处的一栋十五层的楼上。由于从此楼到西长安街之间没有高层建筑物,所以,他“可以一直看到军事博物馆的顶盖”。他看到从公主坟环型交叉口至军事博物馆前腾起了一串烟雾。

后来,他知道是解放军在发射催泪瓦斯弹攻击阻挡前进的人群。“此时从西长安街方向传来众人的呐喊声,”他写道,“从声音中听得出西长安街上挤满了人。”

杜斌指出,根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显示,第一个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枪口下的六四遇难者是宋晓明,死亡的时间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死亡的地点在五棵松路口附近。……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中说,宋晓明是中国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厂的技术工人,遇难时年仅32岁。中国航天部当时总共拥有三个研究院,第二研究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五棵松附近,主要研究的是火箭的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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