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消灭了童工现象。但是，最近一二十年里，中国农村外出打工大潮中却夹杂了少许童工，童工现象死灰复燃。5月20号，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公司的工人夜间突然猝死，死后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位年仅14岁的童工。怎样才能避免这样令人痛心的悲剧不再重演？
广东省化州市14岁的刘付宗今年3月份开始到东莞锦川电子有限公司打工，当一个电子线路板组装生产线的流水工。5月21日早晨，在该公司的男工宿舍，刘付宗的工友发现，别人都起床了，他仍然没有起床。医务人员确认，刘付宗是5月20日凌晨猝死在床上的。刘付宗在这家公司工作用的是一个名字叫“苏龙达”、年龄为18岁的人的身份证。现在刘付宗死了，大家才知道他用的是假身份工作，实际年龄只有14岁。
深圳民间组织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创办人刘开明先生注意到，由于政府严厉打击，现在中国使用童工的企业已经比过去少了，但童工现象还是并没有完全杜绝。刘开明先生说，东莞这位少年打工者猝死肯定是偶然的，但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童工现象和劳工权益问题却是严重的：
“有很多小孩用假身份证进入工厂。这些小孩没有得到合适的培训，工厂可能也没有提供很好的保护。”
据中国《南方日报》报道，为刘付宗改身份和年龄的是东莞市万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他是在这个公司的介绍下，到锦川电子公司打工的。记者星期五通过互联网查到东莞市万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联系人马化军和锦川电子公司法人王继贤的电话，通过越洋电话与他们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
刘开明先生表示：
“这个事情令人感到悲痛，我们在工人权益保护上是不够的。”
年仅14岁就出来打工、猝死于工厂宿舍的刘付宗家庭贫困，父母都是广东化州的农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实际上，刘付宗12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在化州建筑工地干零活了。刘付宗死前工作的东莞锦川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台资企业。据中国媒体报道，刘付宗所在的大车间有300人作业，管理严格，平均每天晚上加班2个小时，双休日加班10个小时。刘付宗的底薪每月是1300元人民币，加上加班费就接近3000元。东莞当地人力资源政府部门表示，这家公司确实存在超时加班现象。刘开明先生认为，中国的打工者要提高自身权益保护意识：
“政府不可能查到每个企业，所以工人自身的意识非常重要。工人要有法律、权利、安全健康的意识。工会应该起到保护他们的主导作用。”
在广东这起童工猝死案例中，14岁的刘付宗离开家乡化州，到400公里以外的东莞打工是经过父亲同意了的。刘付宗上班一个月后，曾给家里寄过一次500元人民币的钱。现在孩子出了事，当父亲的后悔莫及，面对媒体撕心痛哭。广东独立分析人士张津郡先生认为，由于“六一”儿童节到了，中国媒体这几天集中报道一些跟儿童有关的问题，包括童工以及一些学校女生被教师性侵案件。张津郡先生表示：
“这个事情能曝光，证明大陆还是有正义的力量的。但这方面监管缺位，劳动者自己认识模糊，对权益认识不到位。东莞这位少年，他的父母和亲人也有责任。”
广东是中国著名的“打工之都”，因工人劳动强度大、权益缺乏保护也有“血汗工厂”之称。广东来自外省和本省的进城打工者总数超过两千六百万。在张津郡先生看来，中国缺乏为劳动者服务的独立社团组织，如果允许打工者成立一些同乡会，也会起到帮助打工者提高权利意识的作用。张津郡先生认为，中国不应该打击这类民间组织，而是应该支持这类组织发展：
“没有真正的独立社团组织，包括真正意义的工会，个体是很弱小的。”
据中国媒体报道，现在刘付宗的父亲希望东莞锦川电子公司赔偿12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