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31日讯】一心指望考上大学有条出路的中国城乡众多大学生，在就业形势愈加严峻，加之“拼爹”浪潮的冲击下，心理压力逐步上升，趋向“亚历山大”状态。目前，这种态势正逐步蔓延，以至于影响到一些中学生的高考欲望。
5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赵永平的一篇题为：《农村孩子为何不愿跃“龙门”》的文章，披露了农村孩子放弃高考，造成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将给经济转型带来冲突和风险。
该文说，高考临近，堂兄的女儿突然决定放弃高考，弄得家人坐卧不安，于是找人劝侄女。与此相反，侄女倒很平静：“上四年大学，一年得花两万多，到头来工作还是不好找，不如现在出去打工。”，“除非你考上一线名校，否则念书的路也不平坦。”过去的10多年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大，但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逐年下降。不少农村学子放弃高考，其他的向上通道越来越窄。
赵永平所描述的只是中国农村方面的问题，其实城市里也无非如此。那种在中国大陆人们思想中早已形成的“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在90后这代人的眼里开始淡化，原因极其简单，文凭仅仅是个“本本”，这个“敲门砖”已经越来越不管用，而在7、80年代一度流行的话语：“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倒是与当今“拼爹”这个词对号入座，并驾齐驱，“丰富”了中国语言文化。
中共的人事部门在考虑招用人才上，首先是有利可图的权贵阶层，而对“红二代”则是惟命是从，岂敢怠慢。有评论称，特权政治在中国已经形成“城堡政治”，中共当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双输游戏，如果这种特权制度不改革，其后果不堪设想。
近几年来，大陆有的城市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喊出了极其响亮的口号：“不挑不捡，24小时安排工作！”。所谓“不挑不捡”都是些劳动强度高、技术含量低、工资少、几乎无人问津的脏活、累活。中共当局以此欺骗社会，其潜台词是：党和人民政府不是不给你安排工作，是你好高骛远，要求太高了！
试想，四年大学，至少8、9万元人民币的投资，所学专业无用武之地，非得去争抢那份只要有身体优势的人就能胜任的工作，才算是务实、切合实际？试问，哪一位“红二代”，“官三代”，抑或是权贵子弟愿意不挑不捡做个表率？
赵永平在文中说，农村孩子不愿跃“龙门”，症结在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竞争不公平。农村孩子从幼稚园、小学到初中，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
对此，时事评论员林子旭指出，这篇文章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底层上升通道受阻是城乡差别造成的，好像城市里的孩子就能顺利接受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出人头地一样？其实，很多城里的孩子比农村孩子也好不了多少。
经济时政评论家草庵居士认为，整个中国的经济蛋糕都被中共及其子女瓜分掉了。现在中共子女从上到下，几乎是垄断了整个中国大陆的各个重要的行业。而这些行业都往往以国有企业、或是国家利益进行政府垄断，这些方式造成了这些权贵的子弟们进行这种个人式的、家族式的行业垄断。最明显的是，李鹏家族对电力的垄断、 江泽民家族对通讯行业的垄断、还有周永康家族对石油业的垄断。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揭示：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
林子旭：“现在中国底层民众的贫穷，城市农村都差不多，这些人的孩子要想成就一些事业在今天简直太难了。不是有报导说今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极低，几百万学生找不到工作吗？中国社会现在非常的不平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都被控制在中共官员手里，这些人的亲朋好友几乎抢占了中国社会的所有机会，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拿什么和这些人争？要说底层上升通道受阻，那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中共权贵阶层。”
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建认为，《人民日报》在这个时候刊登这样的文章，是绝非偶然的一种情况，首先判断这是中共权利斗争的一个产物。
进入5月以来，中国媒体先后披露，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28岁独孙邓卓棣担任广西百色市苹果县副县长；已故中共元老叶剑英的曾孙叶仲豪被选为广东团省委委员及团中央17大代表。叶仲豪也是广东云浮市团委书记；5月13日，新华社报导，刚刚卸任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幼子36岁吴磊将担任上海经济和资讯化委员会副主任。5月24日，《嘉兴日报》透露，前中共党魁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已经出任嘉兴市市委副书记。
香港《苹果日报》评论说，中共领导人子孙在政坛集体接班的疯狂势头方兴未艾，并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舆论护航，没有地方高干子女火速窜升被线民轰下台之虞；二是打通政商学通道，随时可官可商、亦官亦商，没有考公务员之虑；三是不同代领导人的子女，世袭的分级清晰，没有分赃不均之忧。在显示这股权力世袭潮，不是个别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是有 共识、有计划的集体行动。
据大陆门户网站编辑透露，5月14号，各网站接到据信是来自中宣部的禁令。该指令要求，立即清理质疑一些干部子女出任地方领导职务的所谓“红二代”、“官三代”的资讯（包括新闻，博文，贴文，图片，视频等），并将简要工作情况上报。这明显是中共做贼心虚，不想让老百姓看到真相。行此勾当，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新唐人时事评论员赵培明示：中共红一代也好、红二代也好，其实没人相信共产主义，他们只相信权力和金钱，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后代 能够继续享福下去，就是抓住这二样东西的。还有一批人，就是江泽民血债派，因为他们现在手里有血债，为了避免自己被清算，他们一定要把住权力不放，他们从 来从来不会管任何人的利益，他只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力。
在政治、经济特权一手垄断之下，红色贵族的贪腐程度令人触目惊心。除了世人皆知的“中国第一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外，《苹果日报》报导，周永康长期与薄熙来存在利益交换关系，其儿子周斌凭贪腐积聚了至少200亿。《财经》杂志揭露，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一次性侵吞9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在整个资源蛋糕被中共权贵阶层瓜分后，也就所剩无几了，即使农村孩子手中攥着大学文凭，也难以拾到散落的蛋糕渣。因此，阻碍他们上升通道的绝不是什么“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竞争不公平”，而是中共权贵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