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31日讯】每年的“六四”都离不开关于“母亲”的话题。“六四”24周年纪念日到了，人们又会想起24年来为在“六四”屠杀中死难的孩子讨取公道、每天在悲愤中度日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同时也会关注“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数百名政治异议人士的母亲。亲子间的死别与生离，是人间的两大悲情：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经受了24年的死别之痛，而海外政治流亡者的母亲经受着看不到尽头的生离之苦——政治流亡者的母亲，也是“天安门母亲”，虽然她们经受的生离之苦，不能与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承受的死别之苦相比。
这样说来，我也有一位“天安门母亲”。1990年初我流亡海外时，已经人到中年，如今从中年步入了老年。流亡生涯，使我对人间情感跌宕的承受力已到极点，只是每当想起自己的老母亲，我仍会流泪。
我从初中开始，便离开母亲独自生活，母亲爱我，我却未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一直依偎在母亲身旁。母亲希望我长大后成为医生或者工程师，治病救人或者造机器、盖房子。当我选择当一名记者，她虽然未曾表示过反对，但我从地方报纸的记者当上《人民日报》的记者，从一名普通记者当上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她却从来没有对我的“长进”给予正面的评价，我知道母亲对我从事的工作的正义性抱有怀疑态度。而母亲终于毫不含糊地支持和赞扬我的人生选择、我的职业操守，那是在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
“六四”后，我被中共海南省委指主持《海南日报》工作时在北京的“动乱”期间犯了严重的舆论导向错误，撤销了我党内外一切职务，继而开除党籍。我是全国唯一被撤职的省委机关报总编辑，新华社在我被撤职那天发了通稿。当天我的母亲从她订阅的一份晚报中得知我被撤职的消息。我母亲是一位老革命，她历经过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她清楚我在“六四”后被撤职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那一天我被软禁在居所里，不再有人来看我一眼，不再有人给我打个电话。我感到孤独和绝望，那时哪怕有人在我面前划一根火柴，我也会感到敞亮和温暖。
傍晚，一天来唯一的一声电话铃声响了，我拿起听筒，是母亲的声音。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用告诉我什么，我什么事情都知道了。你做得对，妈妈为你感到骄傲。妈妈知道你人生遇到劫难了，一定要挺住。妈妈要儿子，妈妈不要你那个官。儿子记住，妈妈什么时候都和你在一起。”
此时，我的心敞亮了、温暖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失去了所有，我还有妈妈。妈妈才是与我最亲、感情最深的人。将来我如果获得自由，决不再远游了，一定回到妈妈身边，好好地孝敬妈妈，尽情享受妈妈的爱。
但是，随着整肃的升级，我不但失去自由而且失去了安全，我随时可能被捕，我不得不辞国远走，流亡海外，我不能实现不再远游陪伴母亲的誓愿了。当我离开国境的那一刻，我回头望一望身后漆黑一片的祖国，想到黑暗中我的母亲，“六四”以来一直遵照母亲的嘱咐保持坚强的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谁能想到一去20多年，我们对中共的无道、无情从来估计不足。中共政权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人数众多、时间最长的政治异议人士流亡事件。我们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我们的母亲日夜盼望儿子归来，儿子却不能回到母亲的身旁。我们的母亲原本都是普通的母亲，自从她们的儿女因“六四”天安门屠杀成为政治流亡者，普通的母亲也成了与“六四”屠杀者不共戴天的“天安门母亲”。
20多年来，母亲没有对我讲过她的遭遇，但我至少知道我离国之初她的一次勇敢表现：她痛斥海南省委派来的气势汹汹试图要胁她而逼迫我的官员，她指着这几位官员说：“回去告诉你们的省委书记，我好端端的儿子现在到哪里去了？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20多年来，母亲灰白的头发变成了满头银丝，健步行走变成了轮椅代步。初时我每次与母亲通电话，她都要向我倾诉对我的思念，但近几年来，她不再讲了，而是滔滔不绝地讲她的生活如何好，她的心情如何愉快。我明白母亲的心思，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国是遥不可及的事，母亲已不对中共政权平反“六四”寄予期望，也许直到她生命终结，母子都不能再见上一面。母亲宁愿自己把对儿子的思念之苦压抑在心底，也不要让这思念之情再折磨我。母亲的刻意回避，使我觉得与母亲的通话已不再真实，我知道母亲比过去更加绝望、更加悲伤了。
我的母亲是数百名政治流亡者的“天安门母亲”中的一位，每位母亲与儿子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母亲对流亡在外20多年不能见面的儿子的思念则是共同的。“六四”流亡学生封从德说他的母亲八十大寿，他不能回家给母亲磕一个头，与母亲通话，母亲在电话那头有流不尽的泪。
“六四”流亡学生熊焱几次申请回国探望母亲不获准许，他的母亲记忆衰退，快要不认得他了，熊焱有难以言状的焦虑感。流亡知识份子吴仁华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潜回中国，只是为了回家陪在母亲身旁几天。有一些无法回国的政治流亡者，只能设法让父母到香港、台湾、东京、泰国见上一面。67岁的中国著名政治异议人士万润南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90岁，风烛之年的父母人生的最后愿望就是儿子回到自己身边。万润南呼吁习李政权善待政治异议人士，释放国内被关押的政治犯、良心犯，让流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自由回国。他说流亡者想回家看一看自己年迈的父母，是非常卑微的愿望。
上个世纪80年代，我担任《人民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我了解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如何关心民间疾苦，如何宣导建立深圳经济特区，我对这位老人充满敬佩之情。习仲勋退休后与妻子齐心在深圳定居，我知道习近平非常孝顺父母，在外地工作路途再远，也常来深圳陪父母住上几天。习仲勋去世后，齐心受到深圳市领导无微不至的照顾。习近平一获得中国党政军最高职位，便前往深圳，宣示他的新政，同时探望母亲，叙天伦之乐，给母亲一场高兴。那时，全国人大刚刚结束，“天安门母亲”第15年写信给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求调查“六四”屠杀真相，要求还她们死难的孩子一个公道，但习近平与他的前任一样冷酷对待“天安门母亲”；习近平上位至今，不断有人呼吁中共允许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父母身旁，但没有任何声音能够打动习近平的心。人们从习近平身上看不到习仲勋的影子。习近平懂得孝敬自己的父母，却不知道别人也有父母，这连一个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不讲人道，没有人性，难道这也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秉性？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时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在“六四”24周年到来之际指出：“六四”屠杀是反人类罪。这是对“六四”最准确的定性：血腥屠杀母亲们的孩子，又将另一群母亲的孩子赶出国门使母亲与儿女不得相见，这不是反人类罪是什么？！罪恶持续了24年，不仅一次犯罪，而且持续犯罪，希特勒犯下的反人类罪也未必有中共这样深重。
看一个党的党性是人性还是兽性，看一个政权是现代的、文明的、人民的政权，还是原始的、野蛮的、反人类的政权，只要看这个党、这个政权如何对待母亲就足以判定。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和海外政治流亡者的“天安门母亲”，是和正遭受中共政权折磨、摧残、凌辱的千千万万中国母亲连结在一起的——她们中，有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被施以酷刑的母亲；有在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而被烧死的孩子们的母亲；有吃毒奶粉长成了大头娃娃们的母亲；有被拐卖的、没饭吃没衣穿没学上的、下黑煤窑做奴工的、被奸淫的、被汽车碾压的、在垃圾箱里闷死的男孩子、女孩子们的母亲。其中绝没有官二代、官三代们的母亲，也不包括在深圳安享幸福晚年的习近平的母亲。
2013年“六四”24周年纪念日前夕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