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05月29日讯】【禁闻】5月28日完整版
提要
学者建议从宪法中移除“三个代表”
诡异!中投董事长位置至今悬空
中共党内“立法” 党法国法 谁高?
“王岐山令高官子女留学后回国”遭急删
5月28号,大陆众多媒体都在转载一则消息,消息说,中共中纪委的王岐山将宣布中共高官之女留学毕业一年内必须回国,否则父母的职位将被调整。不过这条消息不到一天,就从大陆各大网站消失,令外界觉得诡异。
当天中午12点多,上海的网友(火堂害)披露,“各大网站都接到命令,火速把此文删除了”。
果然,到下午,大陆网络上的相关消息基本都被删除,就连刊登原始消息的中共海外喉舌《凤凰网》上,也一并消失。
微博上有关:“王岐山要求高官子女留学后回国”,同样被禁止搜索。
广州“六四”游行申请正式被拒
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广州公民申请“六四”纪念游行,已经被广州市公安局正式拒绝。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广州警方5月27号已经给出书面答复,反对申请。申请人徐向荣表示,准备提请行政覆议。
目前,三名申请人已分别被警方传唤和拘留,涉及事件的多位民主人士,也分别被传唤或限制自由。
5月22号,广州公民徐向荣、李惠国及李文生,向越秀区公安分局提交“六四”纪念游行的申请,非常罕见的获得警方受理,警方并约定6月2号,给予答复。
“天安门母亲” 捐六四遗物遭报复
另外,“六四”遇难者遗属组织——“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两星期前将儿子王楠遇害时所戴的红色头盔,捐赠给香港支联会“六四纪念馆”。
随后,张先玲连同她的丈夫遭到当局报复,被限制前往香港参加公益活动。
香港支联会认为中共当局报复张先玲的目地,是要恐吓民众,不要拿出当年的罪证。
传万宁幼女“开房案”再起波澜
海南万宁幼女“开房案”又生新的波折,原本委托7名律师代理案件的受害家长,全部取消委托。
5月27号,网友“@愚-言”微博爆料说,广东七律师以公民身份去海南省检察院,控告万宁警方在“校长开房”案中作伪证和徇私枉法,引起强烈反响,广东《南方电视台》打算28号下午在广州采访全体律师,但是,突然半夜紧急通知取消。
28号,“@愚-言”再次发贴说,上午又得到消息,“开房案”的幼女家长全部取消了对广东七律师的委托,中午和一家长核实,说家庭压力很大。网友评论说,这是一个强奸犯的天堂。
很多人跟帖表示,这是二次强奸。
编辑/周玉林
学者建议从宪法中移除“三个代表”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曾就职于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他表示,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所谓“三个代表”加入《宪法》,是一种“倒退”,应当从《宪法》中挖掉。那么,《宪法》的精神和制度的设立,用意是什么﹖“三个代表”与《宪法》的内容是否相关﹖接下来请看专家的解析: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大谈共产党代表生产力、文化、和人民利益。此后,中共当局不但号召各级党组织学习所谓“三个代表”,并在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的所谓精神的热潮。在江泽民退休时,江的“三个代表”被写进了中共的《宪法》和《党章》。
日前,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建议,“三个代表”应从《宪法》中挖掉。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宪法》呀,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确立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规范公仆的权力,《宪法》性质上不涉及到所谓‘三个代表’,与《宪法》无关的内容不应该写到《宪法》里去。”
曹思源还表示,“三个代表”应该由人民授权,不能由中共一厢情愿的说“代表”就代表了。
曹思源:“不能够强迫代表﹗严格的讲这个代表,是必须经过选举授权的,现在所说的代表是你不让代表,我也要代表,我代表你说话,你就闭嘴吧﹗你就不要说话,那不行的。我们的言论自由是公民的直接人权,每个人,他都有权利说话,代表,本来是一个很显见的概念。”
这“三个代表”的理论是怎么出来的﹖在《真实的江泽民》一书中介绍,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席特别助理的王沪宁透露,自己是原作者。而书中表示,江泽民着急为自己立碑,想方设法与毛、邓理论并列,为塑造“第三代理论权威”的形象,让王沪宁“贡献”了“三个代表”理论。
时事评论员司马泰:“本身就不重视《宪法》,不把《宪法》当回事,当成一个自己玩弄的东西,好像自己现在的权力已经坐稳了。他的一套理论,发明一套什么东西,弄几句话放到《宪法》里去,好像成了共产党一个传统。就是看你能不能把你的几句话写到《宪法》里去。关于是什么样的话,他们自己并不在乎。”
今年1月28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明确表示,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份子中发展党员,优化党员队伍结构。观察人士认为,这是第一次从中央的角度抛弃了精英和财阀,等于否定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美国中文媒体《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曾表示,中国社会到江泽民下台的时候,权贵私有化已经是积重难返。在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贫富差距,官民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一直到胡锦涛时代,都在进一步深化。而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才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采访编辑/常春 后制/薛莉
诡异!中投董事长位置至今悬空
中国主权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从原董事长楼继伟,在今年人士换届中晋升为财政部长之后,正式的中投董事长的人选至今仍然呈现空缺,外界感到有些诡异,说法不一。香港媒体报导,“中投公司”董事长没有新的人选,是因为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投的问题太严重,没有人愿意去收拾那个烂摊子。
“中投公司”2007年在北京成立,它是经中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有大型投资公司。公司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楼继伟当时出任董事长。
今年3月中旬,楼继伟出任财政部部长。而,“中投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到现在已经空缺了3个月,仍然没有新的人选。有消息说,还要再等几个月后才有新的任命。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颇认为,“中投”的问题太严重,亏损与盈利都是暗箱操作,所以,都怕在自己的任内引爆这颗定时炸弹,因此,也没人敢坐这个位置。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颇:“竞争是很激烈的,因为里边黑幕重重,有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因为怕别的利益集团的人掌管之后,会揭露出某些内幕,也存在这个问题。”
媒体披露,“中投公司”投资亏损的案例很多,2007年以来,中共对海外金融资产的投资频频失利。握有2000亿美元的“中投公司”,截至2008年底,因投资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团而损失60亿美元。除此之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公司持有的很多外界不知道的物业和私人股权投资也损失惨重,但具体数字外界难以得知。
香港《南华早报》,27号,以“北京权力斗争致使中投领导出缺”为题,发表文章说,了解情况的人士指出,中共国务院部分内阁希望“中投”目前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能够接任楼继伟的空缺,但由于高西庆曾经在外国留学,这段经历可能阻碍他更上一层楼。
华颇表示,这个原因太勉强,因为中共好多领导人都出国留过学。
华颇:“中共高层想换个外人来管理,因为里边想打破他们既有的利益格局,还有关系网,我想高层有这个人选,也有想把中投内部的一个毒瘤给切除掉的这个意思,所以不让原来副董事长继任。”
中国“唯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姜力钧表示,这个烂摊子,他们接手了,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谁也不愿意干。
中国唯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姜力钧:“像这样的国企,所谓的国企,将来都是没人接盘的,很快包括大型银行和所谓的投资公司都是这个结果,中国的经济现在几乎要达到全部崩盘的这么个局面,一步一步往坏的,这是必然。”
在此之前,多家媒体曾经报导,上海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将出任“中投公司”董事长。但是,《新浪》财经网24号报导说,从多个信息得知,屠光绍将留任上海,不会出任“中投公司”董事长一职。
有媒体指出,屠光绍是继“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拒绝出任以来,又一位不愿意出任“中投公司”董事长职位的候选人。
采访编辑/唐睿 后制/王明宇
中共党内“立法” 党法国法 谁高?
中共当局公布最新的两部党内法规,其中《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让中共有权立法,这是中共首次拥有正式党内“立法法”。条例一公布马上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法律学者担忧,以党纪代替国法,让党高于国,未来要如何依法治国。
27号,中共中央公布《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
《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党内法规的制定权限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备案规定》则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的原则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中共《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被称为中共党内的“立法法”。
对此,“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执行会长范忠信,在个人微博上表示,中共制定党内法规“立法法”有待商榷,因党只能有党纪,而“法只能是国家的”。
按中共的“国家立法法”,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能行使国家立法权,而法规只有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两种,并没有提及“党内法规”。
网友说,“党内法规”仅为党内“文件”的形象说法,不应称为法规。
大陆宪政学者陈永苗:“如果从法律上术语说,一个社团不应该是国家,他没有立法的法权,他可能能制定一些对他们自己内部有约束力的党纪、党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要立法这个就比较古怪了。”
陈永苗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本身的破坏力和党内腐败程度,早已达到需要整治的时候,所谓党内立法,可能是想通过法律技术层面,对中共几千万的共产党员来进行约束,强化对政权的控制。
陈永苗:“没有听说一个政党、一个社团是可以立法的。哪有一个政党能立法的,那相当于这个政党就是个国家,拥有国家法权。不要说习近平,就毛泽东,对当时的共产党员,可能有一千万或几百万都无可奈何,发动10年文革也没搞好,党内的内部整治是没法救党的。”
有评论分析,所谓党内“立法法”该由谁制定,约束对像是谁,最后由谁来执行?这些都是须要确立的问题,因此,也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利益共同体。
时事评论员李善鉴:“这个其实没什么意义了,自己约束自己,这是个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党很大程度上它不像一个正常社会的政党,实质上更像一个黑帮,无论怎样,只不过从原来的一个流氓的黑帮,标榜成现代化的黑帮,但是不管怎样还是个黑帮。”
针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李善鉴认为,一个政党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则无法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
李善鉴:“中国现在问题就是法律本身不受尊重,无论它的政府机关,特别是凌驾国家之上的党,根本不去尊重它,那么自己给自己定了个法,就会尊重其他的法吗?不会的。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会有任何影响。”
中国《河南商报》时事评论部主编王攀在微博上说,以后不叫“党纪国法”,而叫“党法国法”。王攀写道﹕“干脆8000万人独立成国得了。世界上不到8000万人规模的国家多了去了。一个政党可以有立法法,凌乱。我的疑问是,国法大、还是党法大?冲突了,又是党法领导国法吗?”
采访/田净 编辑/黄亿美 后制/郭敬
赵紫阳口述﹕李先念倒赵 荐江泽民
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接班人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学潮运动期间,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当时的中共元老们邓小平、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赵紫阳因此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5年。赵紫阳的口述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说,李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非常卖力,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李先念也是首先发言推荐江泽民为总书记人选的人。
1989年5月19号,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于凌晨4点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谈话。
已经知道自己将要失去政治权力的赵紫阳,仍然在做最后的努力。
他当时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喊出﹕“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似乎,他已经隐约听见了六四的枪声响起。
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说,“李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
《改革历程》是根据赵紫阳生前口述,并秘密录制的30盘录音带整理而成。
赵紫阳认为﹕李先念是中共元老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一个代表。他之所以对赵紫阳仇视,主要是因为赵紫阳执行改革开放。而李先念当时不便公开反对邓小平,所以集中目标在赵紫阳身上。
“六四”人士郑存柱﹕“我认为当时反对赵紫阳的是老一代的,他们认为改革的最终目地就是共产党要放弃一党专政,要走向民主政治,那么,这一点他们肯定是反对的,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执政就是所谓无产阶级要永远执政下去的,所以当然他们会反对赵紫阳、反对胡耀邦,走向民主的政治改革。我觉得他们跟邓小平一样。”
《大纪元》新闻网引述《改革历程》中赵紫阳的话说,李先念是从1953、1954年调到北京来以后一直管财经工作的,包括文化大革命。所有中国的经济成就和经济问题,都和李先念分不开。而现在的任何改革就是改革过去的体制、制度的问题,也就是否定李先念过去的功劳。所以他一直是思想上有抵触。所以他就对赵紫阳的改革措施反对,因此老骂赵紫阳说﹕你改就是改我的成绩,你批判就是批判我的成绩。所以李先念比较恨赵紫阳。
原“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吴仁华﹕“一般都把李先念看做是保守力量的代表性人物,然后把赵紫阳看成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所以说,在倒赵的问题上,李先念是非常积极,包括李鹏在六四日记里头,都明确提到这一点,就在89学运起来之前,李先念就专门找邓小平谈过,就是希望把赵紫阳给换下去。所以在89学运之前,李先念已经在做这个工作就是了。”
1989年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吴仁华,写下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及《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本书。吴仁华表示,中共高层在决定六四镇压之前,李先念作为政协主席,在主持全国政协会议时,应该是带头表态,拥护中央的镇压决策。
吴仁华﹕“六四事件以后,赵紫阳下台,然后在推荐新的中共总书记的人选上,那陈云跟李先念两个人是积极推荐江泽民,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招待所谓中共元老方面,他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所以跟他们的私人关系很好。江泽民能够出任中共总书记,李先念是出了很大的力气的。”
《大纪元》报导,1986年,江泽民曾在雪中站立四小时,给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二奶送生日蛋糕,因此获得李先念的赏识。而江后来替代赵紫阳成为中共总书记。
报导说,江泽民作为新任总书记,从5月底就已经开始批阅文件了。
采访/朱智善 编辑/周平 后制/钟元
发改委官员主张 用保命地建楼
5月2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规划司司长徐林等人,撰写的课题报告说,应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从保证耕地总量红线,转向保证以产量加权的土地当红线,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等等。文章出来后,在网上招来骂声一片。专家认为,这种思维的土地改革,是对农民新一轮的抢夺,而发行地方债券,是对农民下一代进行的双重抢夺。
这篇题为《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报告,对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提出八条建议,包括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以及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归中央等等。
大陆《农产品市场周刊》网站负责人黄良天指出,大陆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现在已经变成谁在当地执政,土地就是谁的﹗地方官可以随意买卖土地,给自己升官发财创造机会。
大陆《农产品市场周刊》网站负责人黄良天:“现在我们的GDP大部分就是从卖地来的,现在体制内有两个寻租的地方,一个就是卖官,第二个就是卖地。如果这个真的成为一种政策的话,那么新一轮对农民的抢夺又开始了。”
《九评共产党》指出,当年共产党为了利用农民为它抢夺地主,许诺农民耕者有其田,怂恿农民血腥打倒地主。共产党执政后,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把土地又归为共产党所有。
黄良天认为,当今的中国,基本上抢夺完毕,唯有改革开放后承包给农民的土地,成了权贵们谁都可以切割的蛋糕。
黄良天还指出,发改委官员提出的发行地方债券,实际上是企图对农民进行双重抢劫。
黄良天:“发债就是双重抢夺,把你手里头的现金,闲散资金再拿过来,所谓的发债就是把现在你手里头的钱先给我吧,等你儿子的时候我还给你,还要吃农民的下一代,还债的时候不是这一届执政者来还,是后一届还,那我这个抢来就抢来了,你们的子孙我不管,包括他的后任他也不管。”
发改委的报告出来以后,在网上招来一片骂声。陕西网友发帖写道:没地可卖了,终于盯上保命田了。
深圳网友写道:你把中国的大地建成高楼大厦卖钱去!粮食等着进口好了。
黄良天:“中国人吃什么不是他们关心的,我们党的党官关心的是自己的政绩,那个政绩体现在那个数字上,还有,关心自己贪腐的机会,他不去关心老百姓吃什么,因为他们的官衔不是老百姓赋予的。”
不过“北京师范大学”MBA导师段绍译表示,现在农村种地的劳力太廉价,效益低,加上计划生育造成的劳动力缺乏,农村很多土地荒芜,虽然把耕地变为建设用地,及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似乎可行,但是,中国是官本位国家,土地和债券都会变成官员谋取私利的手段。
对于报告中提到的,改革土地招投标拍卖制度为零地价、或低成本价供地,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归中央,段绍译认为,这只能加重中共的腐败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MBA导师段绍译:“现在中央的财政权力过大,使地方的财力很少,所以造成更多的腐败,一个地方要想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必须到中央去跑关系,所以中国流行一个词叫作跑部钱进,到部里跑一跑,钱就进了自己的腰包,国家发改委门口是最热闹的。”
段绍译说,各省在北京的办事处,主要是为了贿赂官员,赢得财政支持而设立的行贿机构。
采访编辑/刘惠 后制/李智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