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9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七十六章 喝酒误事
自从出现遗属登门告状的情况以后，我们非常紧张，立即加快了采访的节奏，一来担心夜长梦多；二来我下来采访的日子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第三，越采访越觉得没有采访到的地方太多。一连好几天，我们的心都悬着，看到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出现，才慢慢地把心放下。这一天，我们到某区采访。该区一位年轻的副区长某某某接待我们，某副区长刚从党校学习回来不久，分管区里的处遗工作，人很豪爽，也很热情。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他要请我们吃饭，我说：“下午还有事，就在区里安排个工作餐吧。”他说：“那怎么行呢，你们是难得一来的贵客，不能太简慢了。”我们再三推辞。某副区长说：“不是要你们大吃大喝，一餐农家饭，让你们体验体验农村生活。”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某副区长把我们带到镇边的一家农户，走进厅屋，里面没人，某副区长高声喊道：“来客人了。”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迎了出来，忙不迭地打招呼，泡上茶，摆上红瓜子。某副区长问：“当家的呢？”中年妇女说：“在田里做事，我去喊他回来？”“不用了，不用了。”又指着我与张明红说：“这位是地区的张站长，这位是省里来的谭记者，今天中午我们来吵燥你们了。”中年妇女笑着说：“吵燥什么，请都请不来的贵客。”接着两个人用当地土话交谈起来，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是在商量中饭怎么安排的问题。这时候，中年妇女提起一挂撒网就要出门，我一看场合搞大了，连忙起身阻拦：“不要搞得太麻烦了。”某副区长说：“不麻烦，鱼就在外面塘里，撒一网就可以了，新鲜得很。肉就在灶屋里挂着，取下来就是。现在农村里不比从前了，吃的东西随时都有。”“千万不要搞得太复杂了。”“不复杂，来得匆忙了，想复杂都不可能。你们就安安心心坐在这里喝茶。饭菜快得很，保证误不了下午的工作。”
这个农妇确实能干，不到一个时辰，饭菜上了桌，看上去好像真的不复杂，三个钵子，一口锅子，可内容却很丰富：一钵子韭菜（上关韭菜），一钵子炮椒丸子，就是把肉剁成泥灌进一种道县特产的辣椒——炮辣椒做成的丸子，一斤肉可以做得十来个，一钵子茶油爆炒子鸡，尤其是那口小铁锅，架在一个小泥炉上，炉里木炭烧得通红的，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大半锅山菇、腊肉和油豆腐，旁边两个大碟子摆着泡发了的红薯粉和斩成块状的鲜鱼。香气四溢，叫人筷子未动已经食指大动。当时农村里面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搞这么一餐饭真的很不容易，我心里十分感动。某副区长起身到里屋去，用一只大铝炊壶提出一壶米酒来。这种米酒，我已经在道县喝过多次了，入口甘甜，回味清香，度数不高，但后劲很足。张明红一看，马上声明：“我喝不得酒。”某副区长说：“走南闯北的人喝不得酒，哪个信？”张明红连说：“我真的喝不得酒，这是大家都晓得，上次陪（邓）友志书记到县里来，我都没喝啦。”看到张明红拿出地委书记作挡箭牌，某副区长说：“那张站长你就随意，我陪谭记者好好地喝一杯。”当时我人也年轻，又是酒肉之徒，仗着略有几分酒量，便笑眯眯地摆出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架势。
某副区长把三个酒碗斟满了，看到我们都没有扶筷子，又问了一句：“怎么样，开始吧。”
我说：“主人家还没上桌呢。”
“哦，不管他，他们吃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这桌上没有别人，就是我们弟兄三人。”他端起酒碗，“欢迎二位到我区来指导工作，这碗酒我先干为敬。”
“慢点，”我伸手拦住他说：“我们不是来指导工作的，是来学习的。”
“好，好，那就欢迎二位前来指导学习。”咕噜咕噜一饮而尽，向我们亮了一下碗底。
我也端起酒碗来说：“感谢某区长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一干而尽。
明红也陪着喝了一口。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说话见外了，客气话不要讲，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看得出来谭记者好酒量，今天我来陪你喝一摆酒。”
我知道，道县人讲“一摆酒”，就是把酒碗斟满酒一个接一个摆起来，手臂伸直了去量，手臂够得着的部分就叫“一摆酒”，便说：“某区长英雄海量，我甘拜下风。”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你是真人不露相，我是不知天高地厚，就是一个实在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喝老实酒。”
某副区长的豪情感染了我，两个人就着鲜鱼腊肉一碗一碗地喝起来。张明红虽然酒量不大，但喝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也陪着我们慢慢地吃喝。他平时就比较讷言，酒桌上就更加话少，结果只听到我和某副区长两个人说话，你劝我敬，气氛相当的温暖。
酒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刚开始都把着量慢慢地喝，谈话也是都拣对方爱听的说，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心里明白得很。但到后来浑身上下暖洋洋的，感到轻飘飘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明白，嘴上却开始胡说八道了。某副区长酒量很好，但我也是久经考验，两个人都喝得有些舒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本来想好了，在区里不谈处遗工作的事情，免得惹麻烦，但说着说着又说到这上面来了，我问：“某区长，你们区里有没有伤口愈合工作做得好的典型事例？”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事后反省，不外乎两点，一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需要这方面的内容，而这方面的例子又一直没有找到。二是吃人家的嘴软，想在这里找到几个例子，帮某副区长美言几句。某副区长马上答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到处都是。这一次处遗工作，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被杀害者遗属解决了很多问题，首先在政治上给他们平了反，每个人都发了平反通知书，生活上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补助，孤寡残疾的出钱养起来，没有房子住的帮助他们建房，一些外出的人员，我们通过各种方法与他们联系，写信给他们，欢迎他们回来，愿意回来的人，我们一视同仁，一律按规定分给自留地、责任田、责任山，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安定生活。少数人提出无理要求的，我们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提高认识，把账算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绝大多数遗属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对党和政府非常感谢。对原来犯错误的同志表示理解，双方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出现了安定团结搞四化的大好局面。比如说我们下面有一个大队，有两兄弟，父母、还有姐姐被杀，杀人的时候，他们还很小，流落在外，这一次我们把他们接回来，给他们分了责任田、柴火山，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两兄弟非常感激，激动得痛哭流涕。他们领了补助费以后，专门拿这个钱办了几桌酒席，把当年杀他们父母的人都请来，一起喝酒……”
“喝酒干什么？”我有些大惑不解地问。
“双方当面把话讲开，表示相互理解，对过去的事情不再有意见。”
我当时也是有点喝高了，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听得某副区长的话，喝到肚子里的酒，腾地一下点燃了，燃起一股无名的邪火，阴阳怪气地说道：“这这就是伤口愈合得好啊？恐怕是害怕第二次被杀吧？”
某副区长叫道：“哎，哎，谭记者，话不是你这样讲的？”
我承认首先是我有些出言不逊：“不是这样讲，又是哪样讲？你们道县，有，有一句话叫做杀父之仇，三世不忘。如果我杀了你父母，你会请我喝这餐酒么？”
我的话把某副区长给惹毛了，他正色道：“我们是马列主义的政党，看问题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文革‘乱杀风’中，被杀的是受害者，杀人的也是受害者。绝大多数的杀人者，都是出于公心，出于对党的热爱。”
“照你这么说，杀人有理啦，那还要平什么反？处什么遗？”
“谭记者，请你注意，我从来没有说过杀人有理！我只是讲，对杀人的事要一分为二地看，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贫下中农起来杀地富，杀人的人，一方面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罪行，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了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嗬嗬嗬嗬——”我怪笑起来，“快点莫讲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话，当家作主又不是一张奖状，一个名誉符号，贴在墙上，挂在身上的，它要有实际内容。贫下中农当家作主难道就表现在，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挣一角钱，难道就表现你们这些公仆到家里来了，连忙把床铺让出来，把妻子、女儿让出来给你们睡？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就表现在你们这些干部指东，他不能向西，往西就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教育农民’……当年杀人的事情，哪一桩哪一件是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区社干部挑唆起来的？”接着七七八八又讲了一堆难听话。
某副区长也是喝多了，厉声地说道：“谭记者，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当年的情况，为什么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都卷到了里面（指农村里），难道他们都是坏人？都是杀人犯？讲穿了，那个时候，听党的话就会杀，不听党的话就不会杀！”
此言一出，我和他都惊呆了，四目相对，突然都闭上了嘴巴。也许彼此都感到话说得太赤裸裸了。
张明红在一旁说话了：“小谭，小谭，你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这时候，酒劲也确实上来了，但酒醉心里明，知道自己讲拐了话，就顺坡下驴，喃喃地说：“我没有醉，没有醉，这点酒醉不倒我。”说着端起酒碗来又要喝。张明红从我手中一把夺过酒碗说：“喝不得就不要逞强，酒量浅，还不服劝。”又对某副区长说：“实在对不起，谭记者喝醉了，我送他回去了。”
某副区长这时候，喝得也蛮好了，站都站不起来，连声说：“好，好，好，我，我就不送了。”
好好一餐酒，喝出了这么个结果。
下午的采访也搞不成了，我们坐上车回县里。
一上车，张明红就连声叹气：“喝酒误事，喝酒误事。”
我有些理屈词穷地说：“你，你又不喊醒我。”
张明红说：“我不喊醒你，我在下面拚命地踢你的脚，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越讲越得色。”
“我主要是看不得他那副嘴脸。”
“他那副嘴脸不好看，你那副嘴脸就好看？你要不是披着记者这张皮，他敢喊人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米酒后发作，这时候，我真正地感到了醉意，脚发软，身子发飘，脑袋发晕，眼睛都睁不开了但嘴巴还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敢……哎呀，我头有点昏。”
张明红说：“你头昏得太迟了，早一点昏就好了。”
好不容易捱到了招待所，趴上床，我就睡得像一头死猪。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才醒来，吃早点的时间已经过了，幸亏张明红起得早，帮我把早点端回房间，放在桌子上。
我的心情有些沮丧，一边吃早点，一边对张明红说：“对不起，我又犯错误了。”
张明红说：“犯没犯错误倒说不上，关键是原形毕露了。一位哲人说过，讨论任何有争议的话题，都必须摆脱个人的情感倾向，包括仇恨、同情、愤怒和怜悯。你就是对遗属太同情了。”
“不、不。老张，我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浅薄，我确实同情遗属，但同样同情被利用的杀人者，甚至还同情某副区长……”
“好了，好了，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还是多同情同情自己吧。”
“你说得太对了，我确实还同情自己。”
正说着，听女服务员在喊：“二零五房，谭同志，长途电话。”
当时招待所，电话没有接到房间里，打电话，特别是长途电话都要到总（服务）台去，我心里一惊，连忙赶到总台，是单位领导打来的电话，说单位上有事，要我马上结束采访回长沙。
回到房间，张明红见我脸色凝重，问：“什么事？”
我说：“单位上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去。”
张明红叹息道：“都说共产党办事效率低，看来要分什么事了！那，你怎么办？”
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张明红说：“好，我们不到××区（某副区长所在区）去了，换个地方。”
正在准备出发，又听得敲门的声音。
打开房门，是两个中年男人，一微胖，一清瘦。
张明红一怔，说：“哎呀，怎么惊动了你们两位老人家！”
微胖的男人说：“我们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张站长和谭记者到县里这么久，都没有来拜访一下，太不应该了。”说着哈哈一笑。
张明红说：“二位父母官，日理万机，工作实在太忙了。我们到县里来，没有什么大事，不敢打扰。”
“张站长说这个话就见外了，工作再忙，也不能怠慢了你们这些无冕之王。”
“咳，我们这些无冕之王，戴的是纸帽子，实际上就是个吹喇叭的，手艺人。哪像二位父母官身系几十万人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张站长，你讲这个话就没意思了。我们是没本事，想吃你这碗饭吃不成，要有本事的话，真的想跟你跟一个位置，让你来体验体验我们的难处！”
听着张明红与两位来者的对话，我已经猜到了来者是谁，心里不禁暗暗责怪自己，麻烦惹大了。这时，张明红转过身来向我介绍：“谭记者，这位是县委周书记（微胖的那位），这位是李县长（清瘦的那位）。”
我连忙上去与他们握手：“幸会，幸会。”
坐下来以后，双方又寒暄了几句，周书记问我们，特别是问我，对道县的印象如何，来了以后生活习不习惯，招待得周不周到，有什么要求没有……就是不谈我们采访的事情，这使得我更感到紧张，因为心里很明白，这样浓墨重彩的铺垫，说明对方把这件事看得有多么严重！
这时一个男人走进来，向周书记和李县长轻声地问道：“已经准备好，什么时候开始。”
我心里一惊，暗忖莫非要对我们采取组织措施？又一想，不至于呀，我们又没有搞什么非组织活动，充其量说了两句不中听的话。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周书记抬腕看了一下表说：“时间也不算早了。这样吧，你们来，我们没有给二位接风，现在就算补上，我和李县长下午还有一个会，就早一点入席吧。”
原来是请我们吃饭，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但也知道，这餐饭也不是好吃的。
走进招待所的小小食堂，席面丰盛得很，除了没有山珍海味，已经到了当时道县的顶级水平。
张明红是此中常客，故意啧啧地道：“哎呀呀，我们这可是享受的地委书记级待遇呀！”
周书记一摆手：“张站长，谭记者，请！”
“周书记，李县长，请。”
双方按宾主入席，偌大一桌酒席，只有六个人：周书记，李县长，张明红，我，还有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
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说：“周书记，李县长，你们讲开两瓶好酒，招待所最好的只有回雁峰（一种衡阳出产的大曲酒）。”
周书记说：“回雁峰也不错，‘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来第一峰’嘛。”
张明红说：“周书记，我喝不得酒。”
我连忙跟着说：“我也不能喝了，昨天喝多了，现在头还痛。”
周书记说：“不喝不行。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但是不劝酒，不定量，随意，好不好？”
“随意好，随意好。”
周书记端起酒杯说：“这第一杯酒我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欢迎二位到我县来指导工作。”说完一饮而尽。
这一次，我学乖了，只用舌头舔了舔酒，不敢真喝。张明红却一饮而尽，把酒杯底一亮说：“喝了这杯酒，首先，我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工作。”
周书记说：“张站长，不要讲汇报两个字，我们今天，喝了这杯酒，你也不是站长，我也不是书记，大家都是朋友，我们在这里讲的话，酒席上的话，黑板上的字，讲得不好，擦了就是。我们今天是朋友之间谈白，边吃边谈好不好?”
“好，好。”
“来来来，夹菜，夹菜。”
我一边慢慢地吃菜喝酒一边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气度，一边运神，周书记讲起昨天的事，怎么解释为好。但周书记根本不提昨天的事，而是推心置腹地说：“我和老李和二位讲一点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到这里来采访文革杀人的事，我们从心底里表示欢迎。你们关心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全世界都关心。但是这个事情牵涉面太广，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极大。我的前任，张站长你是知道，听到要搞这个处遗工作，坚决要求调走了，他是知难而退了，结果组织上把我调来了，我没有退路呀。我们都是读书人，听到这种事情，心里哪会不恨呀！那个事情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你们来之前，中央和省里的一些政法干部组织了一个考查团到了零陵，在地区听取汇报的时候，大家气愤得很，一致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要杀一批，判一批，组织处理一批。但到了县里，把具体情况一摆，都不说话了，你说按什么标准来定死刑，杀十个人的判死刑，杀九个人的怎么办？……总不能够，因为已经杀了四、五千人，再杀一两千人吧？赫鲁晓夫讲苏联‘肃反’问题时，说过一句话，‘宽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无罪，而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卷入这个‘乱杀风’的有一、两万人，认真地分析起来，绝大多数人本质还是好的。当时那个情况太复杂了，要说有责任，有责任的人太多了。有些杀人凶手，你们没有接触，真正地一接触，心里都痛，那也是很老实忠厚的人。比如我们这一次县委会，准备提一位同志进班子，这个同志人品、能力、革命干劲，还有在群众中的口碑，都很不错，但就是过去非常年轻的时候，卷进了杀人事件中，结果不能用，非常可惜。
“……最后定出的处遗原则还只能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因为我们这一次处遗工作的目的，不是处理人，而是拨乱反正，把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回来，教育干部、群众接受严重的历史教训，加强法治观念，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就像医生开刀一样，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把人救活。广大遗属绝大多数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我们的做法是理解的，对党和政府给他们平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是衷心感激的。从我内心来讲，对他们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我也很清楚国家对他们的补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现在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只能帮助他们创造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条件。有少数人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不讲不合理，但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我们怎么办？我们解决问题只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解决，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想帮解决，也做不到。更何况闹事的就多解决问题，不闹事的就少解决问题，哪一个县都会闹起来……
“……这件事情历史上肯定是要记载的，我们做不来包青天，但也绝对不会做小丑。我县的处遗工作是严格地根据中央的精神，遵照省委的指示，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能够做到现在这个程度，非常不容易啊！……你们来县里采访处遗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但有一个要求一定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要是惹出什么问题来，你二位屁股一拍走了，兄弟我可走不脱呀！”
张明红连忙插话说：“周书记，我们也走不脱，走到哪里去？妻儿老小都在零陵。我们来道县是采访处遗工作取得的成果。这一次道县的处遗工作搞得好，贯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伟大精神，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处遗工作中的动人事迹、宝贵经验，好好地宣传出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二位的心意我们心领了。说起这个处遗工作确实不容易呀，能取得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啊，二位要是早两年来，看到的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哦……处遗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阻力之大你们难以想象，那个时候，杀人事件来龙去脉很不清楚，说法很多，群众思想也很混乱，甚至有个别人说我们的处遗工作组是国民党派来的。有一个村里的一个基层干部，杀人风中犯了一些错误，工作组的同志找他谈话，他出门就喝农药自杀了，他的家属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跑到县里来吵事，说我们逼死人命。工作组的同志顶住巨大的压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我们关起门打兄弟讲，这个事情怎么写也写不出一朵花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时间来慢慢地淡化它，是非曲直留给后人评说。老张啊，我这个人原来也是书生意气得很，自从这个犁轭上了肩，才理解到，好多事当代人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让后人去评说。”
我与张明红连忙附合道：“深刻，深刻。”
“二位不要跟我灌迷魂汤。深不深刻说不上，都是肺腑之言……”周书记说着又侧过脸对李县长说：“李县长，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张站长和谭记者到我们县里来采访，支持我们的工作，辛苦得很，我们要大力支持，虽然县里的车子紧张得很，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他们安排一辆，另外宣传部也专门抽出两个人来协助他们工作，你的意见如何？”
李县长说：“很好，很好。”
张明红说：“周书记，太麻烦你们，千万不要安排专人专车。”
周书记：“不麻烦，都是为党工作，应该的。来，干一杯。”
……吃完饭以后，周书记、李县长因为下午有会，告辞了。送走他们以后，我问张明红：“怎么办？”
张明红说：“回雁峰，回雁峰，‘衡阳雁去无留意’，我们这里送客才喝‘回雁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乘着消息没传开，赶快到其他几个县扫一圈，先把资料集拢起来再说。”
我说：“好，我马上打个电话给县委宣传部，就说单位来电话叫我们回去，马上走人。”
我们匆匆退了房，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两张去江华的车票，离开了道县。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