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2日讯】最近几天，“手撕汪丁丁”一词突然在网络走红，事情源于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作序的一部经济学译著《自由的界限》被读者发现“开了天窗”——据网友爆料，这部印制精良的书籍竟然被出版社方面人工撕去正文前的8页序言再行出售，书已成残品。有网友表示，过去有“手撕鸡，手撕包菜，手撕日本鬼子”，而今“‘手撕汪丁丁’横空出世！此举实在是全球出版业的创新”！
同为读书人、写书人，我能想像汪丁丁知道自己被“手撕”后的光火与愤怒。这位仁兄果然在其博客中大骂杭州是个“小地方”，“小地方的文宣部门还自以为政治嗅觉敏锐”，居然做出如此荒唐的举动。
但据我看，汪丁丁好像冤枉浙大出版社了。从最近中国意识形态演变的大背景看，出版社的“手撕”行为固然“愚蠢、胆小而且自私”，但并不“荒唐”，它是出版社基于风险和自身利益深入考量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那么，什么是当下中国意识形态演变的大背景、大趋势？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之：“左转”和“收紧”。从年初南周的“宪政梦”新年献词被毙，到两会后官方版“中国梦”的飙升，中国舆情的“左转”来势迅猛。最近网络盛传“7个不准讲”，内容不一定准确，比如说“不准讲公民权利”，我相信“党”的正式文件中不会出现这样的提法，那不是明摆着自己违宪么！但“7个不准讲”也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来头的，反映了十八大后中共意识形态“收紧”的最新走向。果然，这个判断已经被证实，那就是同样通过网上披露出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之2013年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东北的一家地方报纸《辽源日报》前不久这样报导辽源市委组织部如何就这个“通报”“迅速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认真开展学习贯彻活动”的情况：该市组织部特别要求“要巩固和加强宣传阵地管理。着力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教育引导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充分认识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分析研判，及时有效应对。要加强对党员干部明辨理论是非的教育引导，严明政治纪律，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事件和复杂难题，要勇于担当，敢抓敢管，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此类中央“通报”文件，过去也有，像中国社科院这样的机构每年都会传达由中办转发的中宣部文件，内容也是通报“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我还在社科院时，别的会很少参加，此类“传达”是一定要去听的。但过去这些文件只在科研机构、大学等和意识形态有关的部门传达，而这次一个小城市的市委组织部居然也要“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足见此次意识形态“左转”和“收紧”来势之急、之迫，可谓汹汹然、铺天盖地。
我们再来看汪丁丁的序言写了些什么：这篇5000言的序，大部分篇幅是介绍译著观点，《自由的界限》出自美国学界名流、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之手，汪序概括了布坎南的“问题意识”，即个体理性选择（这里指选举投票）的结果为什么可能不是“公共善”（public goods），而是“公共恶”（public bads），即形成中央强权之“利维坦”，从而导致原有制度的失效并损害个人的自由。这当然是典型的“美国式问题”，但汪丁丁话锋一转谈到了中国：“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思想开端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话语，那么这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政治结局何以总是公共之恶呢？自上而下的改革多次失败，从而救亡转变为大众革命，我推测，这是革命导致公共之恶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众革命倾向于完全摧毁既有秩序，并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的那样，为革命之后的反革命独裁创造了政治条件。有鉴于此，为免于公共之恶的结局，我们多数人可能主张改革而不主张革命。”汪丁丁表示赞成代议制，“如果我们享有普遍的选举权，如果每N 年举行一次大选，又如果没有‘免费搭车’即不投票的选民，那么通过N年一次的淘汰过程，最腐败的党魁最有可能首先被淘汰出局。假设N不是很大，例如是4或 5，那么经过相当漫长的时段，例如一百年，我们可以预期，代议制的总成本，在边际上大致相当于政治妥协过程中党魁腐败造成的总成本的边际量。”而“就中国目前政治格局，我们不难推测，与多党代议制相比，更可能形成的是执政党内各派魁首之间达成政治妥协的过程。但是，由于以上的分析，这一过程的合理性，要求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至少三位领导人而不是如现在这样的两位或一位领导人手中。在理想的政治格局中，由于‘合作博弈’理论和‘夏波利值’（Shapley value）在政治科学领域广泛运用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希望执政党内形成一个多数派和两个享有合法权利的反对派。为实现这一可行方案，执政党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必须分解为党内各派相互独立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当然，执政党只有一个中央局（政治局）。不过，政治局常委名额的分配，即党内各派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获得的代议权，必须能够充分体现‘党内代议制’这一宪法思想。”
在上述文字中，“公共之恶”是深刻的批判，但由于表述过于晦涩，没有几个人能看懂，此类批判一般反倒是安全的；更直接且更敏感的是汪对当下中国政治改革的建议，即“我们希望执政党内形成一个多数派和两个享有合法权利的反对派”，“为实现这一可行方案，执政党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必须分解为党内各派相互独立的组织部和宣传部”等等。据汪自己讲，这些文字写于两年前。当时虽正值中国当局镇压“茉莉花散步”、大肆拘捕异议人士之时，但像汪丁丁这样只是有些泛自由主义色彩的体制内学人，并没有受到冲击，大概也感觉不到什么不安全，所以还会写下此类建议。而据网上消息，布坎南的这部译著今年初在中国图书市场面世时，本来是有这篇序言的，这说明出版方当时不觉得序言的内容有什么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当时并不认为汪教授的政治改革建言有“出格”的地方。完全出乎出版社预料的是几个月内中国意识形态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左转”趋势越来越清晰，迫使他们不得不对已经出版的东西重新收回并再次自我审查。原来不认为“出格”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为危险之物，麻烦之源。
汪丁丁的序言被“手撕”——如果我的判断不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至于是出版社受到来自上层的指令、还是出版社自己主动进行“手撕”，已经不重要，因为大形势已经摆在这里，任何一家出版社的领导都明白自己“守土有责”，必须“守土尽责”，否则就面临“下课”的危险。他们既不敢触碰红线，“顶风作案”，又不愿意出版社蒙受损失，撕掉序言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据网载，南都记者曾询问出版方此事缘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一位工作人员在回应时未透露撕书原因，仅表示：“这年头，大家活得都不容易，相互多体谅吧！”
据我看，浙大出版社的“手撕”固然胆小、懦弱、自私，是典型的犬儒行为，被“手撕”者汪丁丁其实也勇敢不到哪儿去。事情发生后，汪教授一方面厉声指责“小地方很难培养具有宏大政治视野的公民和公民意识”，宣称与出版社“公开决裂”，断绝原来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博客和通信中反复表白“此事与中央政府无关，纯系地方不良官员精神错乱及浙大出版社丧失立场的结果。我写文章几十年，从未遇到此类事件。我们不应被偶然事件扰乱自己既定的政治立场。”云云。为什么一定要做此类“声明”？如果真的认为“手撕”事件同上层无关，这个“声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其实判断这件事与上层有关，那发表“声明”就是最精巧的自我保护。严格地讲，包括“这篇序言的结尾建议，现在恰好被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实现了”（汪丁丁语）之类的自我解释，我以为均隐含着某种自我保护的动机。
总之，在“手撕”事件中，撕书的一方和被“撕”的一方，其实都很懦弱。他们都是意识形态“左转”和“收紧”政策的受害者，但又都不敢明言。面对寒风凛冽的意识形态高压，出版社固然是典型的自我阉割，为了保住乌纱帽和那点可怜的利益不惜创下“撕书”之举；被撕的一方也只能拿“小地方”出气，而不敢面对事情背后的更大的背景。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左转”大背景下中国知识界的自我审查、自我阉割，是否将就此进入一个新的轮回？！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